作者简介：汪涌豪，浙江镇海人。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该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中国游侠史》，《中国游仙文化》等。
上世纪90年代，南怀瑾的著作系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甫推出，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依个人私见，这些著作之所以广受欢迎，除写法上能摆脱高头讲章式的僵硬格套外，作者意欲破解个体生命的存在蔽障，执着探索一种弥天彻底的现世界的真人格范，是一重要原因。
南怀瑾对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有切肤的感受，诚如其在《新旧的一代》中所说，“现代的道德观念，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快速发展中的刺激反应”，“逐渐接近以经济的价值观念而定”。当然，这种物质文明的冲击，也使得以探求真理为终极目的的知识论观念深入人心。不过，由于受西方话语强势独断的影响，还有接受时焦躁情绪和盲从心理的驱使，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评判这种外来思想的平常心，更缺乏对其进行足够过滤和认真择取的客观与严谨，以致面对与之相伴生的欲望膨胀和道德堕落等种种负面，失去应有的警惕和应对能力，连带着，对自己的传统，也有轻率的批评，甚至粗暴的毁弃。那种古仁人君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高上品行，非但没能成为人们心悦诚服的道德活源，欲提倡像先贤那样检点心魂、善自审察的人格修炼，在许多时候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骸骨迷恋。对此，南怀瑾有大忧虑。在《孟子旁通》一书中，他曾说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前者语义甚明，指上个世纪那个积贫积弱的动荡年代；至于后者则寄意遥深，尤其耐人寻味。现在，因他的仙逝，再推原其初心与本意，人们已可以明白，他的真意，正指向当下这个文化未经整合、人心有待收拾的纷扰之世。
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未经整合、人心有待收拾的纷扰之世的忧患，他在用心体知并躬自践行传统的同时，写下了数十种有关儒释道及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启发人如何“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由触觉而发生联想，由烦恼而退居反省”，从而避免 “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而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的窘迫和无奈。如果说，他研治与发扬儒道两家学说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命脉的肯认与回护，对传统理想人格范型的疼惜与向慕，那么他研治与发扬佛道两教乃至调气入定等养生之学，则是为了在增进人德性的同时，让人有以知卫生之理，从而能以更安适的心境，诗意地栖居。佛教之“化无明”、“去贪痴”，在他看来，都能教人在某一特殊时刻，从尘世中悄然隐退，从而留更多的时间，向内转，去思考精神深处更细微的感受，发觉生命存在最本质的资源，这对纷乱之世中的颓败人性显然具有莫大的疗救作用。一直到最后几年，他抱着早年对“时轮劫浊，物欲攫人，举世纷纭，钝置心法”的感慨，辟学堂授业讲道，他以贯穿一生的著述与实践，隐隐然向世人揭出的，全是这一点。
遗憾的是，世人多忙，未能体之。间或有能体察，囿于“五四”以来的西学传统与启蒙理想，多不能真正认知当今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关注与道德重建非舶来的西学可一力承担。西哲如哈贝马斯说过，启蒙在很大程度上说只是一次未完成的设计；从罗素、荣格到弗洛姆，更对东西方文化的特点以及东方文化的优长作过精辟的论说。对此，南怀瑾的说法是，不能“过分迷信科学的可能”而“杜塞了几千年来无数圣哲们替我们开发出来的教化源泉”，他相信“佛家明心见性的智慧，道家全生保真的修养，与儒家立己立人，敦品励行，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必能补救科学思想的不足，拯救物质文明的所失”。
现在这样的人去了，本就显得有些黯淡的传统的辉芒，又弱了一些！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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