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绍培
我最早接触的南怀瑾的著作是海南三环出版社出版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1989年出版）。1990年上海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语别裁》。我喜欢南怀瑾这种聊天式的书。不久就看见张中行在北京的《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南怀瑾的《论语别裁》颇多批评，大致是说硬伤很多。张中行的这个评价在“档次”比较高的读者中大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南怀瑾的书还是一纸风行起来。他的书是越出越多，出版他的单位也越来越多，想必读者还是相当愿意买账的。不过，在学院中的人一般不大提他，有时偶尔被问到，委婉一点的会说他在普及方面还是有意义的，不过不大严谨；激烈一些的会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欺世盗名云云。还有说读南怀瑾的人都是文盲的。树大招风，也合乎人情之常。
现在南怀瑾先生哲人其萎矣，我们可以说南怀瑾是一个人物了吧。按照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说法，南怀瑾三个方面都可以说说。功的方面有兴建金温铁路的壮举；言的方面，有关传统文化的著作之多，现在能够跟他比的不多，其中，《禅海蠡测》显示了南怀瑾深厚的功底和惊人的才华；德的方面或者比较难说，不妨从消极的意义上去考察一下，则起码没有看见有谁说南先生为人处世方面有什么劣迹，他视世俗的功名利禄如敝屣，算得上人格高洁；如果从积极的层面上来讲，南怀瑾当此中国传统断裂之际不遗余力保守古老文化记忆，这当然是德莫大焉。有关这方面，南怀瑾先生的贡献，计有三点可说：
首先，南怀瑾系统讲述原典的意义很大。
有些学院中人说，南先生的这些讲述，跟过去的私塾先生差不多，述而不作，卑之无甚高论。放到旧社会或者可以这么说，但到今天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能够讲原典的私塾先生，更没有像南怀瑾先生这样不是讲一本原典，而是儒释道乃至杂家都能够讲。南怀瑾对佛学的研究可谓深湛，即使是今天的佛学专家也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南怀瑾先生对传统的修炼一道，也堪称头头是道，这方面如果不是实修过的人，讲起来只能是隔靴搔痒，更不可能以名师的资格来指导人，这当然是写过《禅外说禅》的张中行先生也要略逊一筹的地方吧。有这样的深入作为基础，南怀瑾的浅出就显得那么举重若轻，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其次，南怀瑾并不独宗一家的意义很大。
南怀瑾是什么都愿意讲，什么都能够讲，他并不独宗一家，算得上是通才。不独宗一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况，就是各家和谐共存，取长补短，每一家都有独到之处，谁也不想一统江山，充分保留文化或者宗教的多样性。而这个不独宗一家的态度，也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新战国时代”，文明冲突和文化冲突不绝如缕，中国文化的“对话主义”特别值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南怀瑾以他什么宗教都可以讲的姿态，还传达出一种这样的情怀，那就是：一个人其实可以成为宗教的亲仰者而不一定要成为信仰者，信仰者难免门户之见，而亲仰者则只是亲近喜欢，凡是好的东西就接纳吸收，凡是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就回避，这样一种“非原教旨主义”倒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第三，南怀瑾有关修行的那些意见意义很大。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钱锺书先生所谓的“神秘宗”，往前追溯可以到老子孔子的年代甚至更加久远，往下更是门派林立异彩纷呈。虽然修行或者说修炼并非中国独有，比如印度在这个方面也特别发达。但是，中国的修行文化特别之处在于，它早就经过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去掉了神秘色彩，变得那么家常日用，某种意义跟我们现在的广播体操差不多，成为一种有利身心灵的保健体系。台湾的陈履安说禅修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这个确乎是智者的洞见，盖因为安顿我们的身心灵不仅仅是知见的问题，更是一个修行的问题。当然，这个神秘宗的领域虽然曾经“祛魅”，但也是江湖骗子的渊薮所在，一般人特别需要那些不装神弄鬼的人来讲解，而南怀瑾先生在这个方面有很多讲论和经验传授，把各家各派的做法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于无论是初习还是深究，都可以作为指南针。
以上是撮其要点大略论之。对于一般读者，南怀瑾的书最大的好处是很生动也很好懂。这个方面，如果不打算做“学问”，我们对于学院派的学者专家者流的意见大可充耳不闻，就算是随便翻翻南怀瑾的书，收获一定也会很多。
（原文刊载于《深圳特区报》201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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