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受益者爱好者弘扬者
南怀瑾先生一生与中国文化脱离不了关系，首先，南先生是中国文化的受益者，他自幼受中国私塾教育，背诵四书五经，练过武功，求仙访道，最后学佛。在四川禅宗宗师袁焕仙处悟明心性之后，且经过真修实证，对中国文化的心性之学自有独到的领会，所以能够融会贯通儒家的修心养性、尽心知性和道家的修心炼性。因为有此修养，所以他在台湾虽然过着无立锥之地的贫困日子，却不以为苦，仍然宾客往来谈笑风生，仍然坚持教化学生，仍然坚持读书作学问，仍然坚持静坐修定转化身心性命，不断探索生命的奥秘，也可以说他乐在其中。
他在台湾弘扬佛法的过程中，因不吃素又娶妻生子，佛教界有人曾经骂他大魔王，他亦不以为侮。他讲学出书，有的大学教授说他不入学术之流，他也无所谓，为了让中国文化普及民间，他自有主张。向其求教者，遍及三教九流，上有达官贵人，下有贩夫走卒，然而却自称没有学生。
南怀瑾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十三岁之前就点阅《资治通鉴》三次，十八岁于杭州孤山文澜阁藏书楼阅《四库全书》，读经史子集，于秋水山庄阅道家秘本书籍，二十六岁于峨嵋山大坪寺闭关阅完《大藏经》，二十八岁出关后又转至四川乐山五通桥闭关，阅《永乐大典》《四库备要》。他不仅读二十五史，更读野史、笔记，终其一生不断阅读中国各种古籍及现代书籍，他的藏书犹如一座小型图书馆，在讲解《论语》的《论语别裁》书中，引用中国古籍多达八十多种。他因爱好阅读古籍，好学深思，深深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打下了弘扬中国文化的基础，否则光有志向，没有学问见识，如何实现心愿。他说自己是爱好中国文化的老顽固，常以唐人刘方平的诗自况，「朝日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萋萋。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面对西方文化的大潮，面对国人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他犹如古老中国文化的一个白头宫女，凄凉孤单地始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优越性。
他更是中国文化的弘扬者，到台湾后，他找人学佛，印佛经，办禅七，提持佛法心宗；接着应聘到大学授课及演讲，也应邀到军中巡回演讲，创办「东西精华协会」，讲述《易经》、《老子》、《庄子》、禅学；办过出版社，办过「人文世界」杂志，传播人文思想，强调精神文明；为培养僧才，在其主导下办了「十方书院」，并亲自讲课及主持禅修。寄居美国和暂住香港其间，讲课亦未中辍。回到中国大陆之后以八九十高龄，仍在讲学，尽其一生均在弘扬中国文化，他以唐末洞山良价禅师的诗形容自己，「净洗浓妆为阿谁，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有其悲愿，有其无奈。其讲课内容整理出书，含盖儒释道已达六十余册，他的书在八十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热销，有助于国人学习传统文化。其在书中处处透露出他对中国文化衰亡的担忧，也充满了他对中国国家民族强盛的信心。
他为什么要弘扬中国文化
（一）时代背景
南怀瑾先生生于公元一九一八民国七年，这是新旧文化交替、国事蜩螗变动的年代。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之侵害，为了图强救国，乃有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李鸿章为主导，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学习洋务，造枪炮，造轮船，练新兵。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对中国民族自信心更是一大打击，更进一步怀疑不是国防武力出问题，而是政治体制出问题，遂有维新变法，改行君主立宪，可是因慈禧太后之阻挠而未能成功。接下来是改朝换代，民国成立，实行西方共和体制。此时在人文方面，新译西书不断涌现，西方思想大量进入中国，成为时髦。一九一九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喊出「民主与科学」口号。此时已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全盘西化，烧香拜佛被视为迷信，中医被视为不科学，教育也改向西方学习，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宗教信仰被全面否定，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和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孔扬秦，中国文化已摇摇欲墬，命如悬丝。
（二）抛弃中国文化社会面临的问题
孔家店被打倒之后，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陷入了八年痛苦的抗日战争岁月。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接下来又有国共内战，国民党战败，迁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国防上发展武力，研发原子弹，让西方列强不敢藐视中国。毛泽东过世之后，邓小平走改革开放路线，发展市场经济，先让一批人富起来，短短几十年，中国崛起，摆脱了贫穷落后，中国富了，中国强了，但是问题随之而来。
当年为了打倒孔家店，鲁迅与吴虞曾经猛烈抨击礼教吃人，中国人丢掉了儒家礼教，不再克己复礼，不再克制自己的欲望，变成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失去了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道德修养，官员容易贪污腐败，商人失去道德底线之后，造成假货盛行，食品不安全。目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假冒伪劣、欺诈、腐败现象，在假冒伪劣和欺诈的背后，本质上是道德危机，道德价值观迷失。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农药、激素充斥在日常食用肉类、水果、蔬菜之中，令人人食不安心。相关调研表明，近七成人对中国的食品状况“没有安全感”。连关系人身健康甚至生命的食品、药品都敢去假冒伪劣，可见这些人的良知缺失到了何等地步，也意味着社会道德底线已被击溃。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有良心自责，只要能赚钱，只要能成名，一切皆无不可。当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缺德”现象蔓延为社会常态，“逐利”成为全民行为取向，这个社会如何不“病”？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德法相輔相成。當今中國法治德化社會管理都未步入正軌，因而亂相不已。
长久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诚信缺失问题一直存在，其他不道德现象和社会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如许多人规则意识淡漠，知而不行，禁而不止，随意违规，大大增加了社会秩序的治理成本，甚至有些时候或某些领域出现“法不治众”的无奈结果；一些人缺乏他人意识和公德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甚至缺乏基本的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规则法律的遵守，“以人为本”变成“以我为本”，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在现实中都普遍存在。失去传统的诚信，人与人互不信任，不讲仁义，社会变得冷漠自私。在科学的口号下，视信仰为迷信，一般民众不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相信因果，变得投机取巧，无所畏惧。
这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问题，南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科技的发达带给人类的便利，但是不能带给人类幸福，科技与资本家的结合反而使人迷失在物欲横流之中。西方物竞天择的思想，让世界处在不断的战争之中，与不断的以强凌弱资源掠夺之中，以及不断的破坏地球环境之中。他也看到了中国人自己抛弃了传统文化之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信之后的不安，在追求金钱追求物欲，失去了精神追求之后，人变得没有理想，浑浑噩噩过一生。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心物一元、世界大同思想有助于人类之和平发展，中国儒释道的心性之学有益于人类追求幸福和安定社会人心。在南怀瑾先生看来，中国文化是个大宝藏，无论是天文、地理、政治、国防、经济、生命科学，五千年之文化自有其长处，弃自己之珍宝而不顾，实在可惜。他总结历史之经验，认为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文化亡了就没了，例如佛教文化在印度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忧心忡忡极力弘扬中国文化。
普及儒释道文化延续中国文化命脉
要弘扬中国文化，除了讲学之外就是著述，南怀瑾先生的书大都是由讲演整理而来，许多学者教授批评其著作不够严谨，难入学术之林。南先生曾在台湾之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无意走学院派之学术路线，自有其考虑。他三十六岁所撰写之《禅海蠡测》，公认是中国文化的传世精典之作，内容除了关于禅宗之演变、宗旨、公案语录、机锋转语、神通妙用、参话头、佛教教理、禅定之外，更论及丹道、密宗、净土以及理学，还有西洋哲学、科学等等，其所引述之书籍包括佛经、禅宗语录、道藏、云笈七签、神仙传、悟真篇、指玄集、象山全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朱子全集、太极图说等等。读《禅海蠡测》，方知南怀瑾先生学问之广博，古文功底之深厚。
这本着作是南先生有感于日本铃木大拙在西方讲禅，禅学在西方大为流行，而当时著名之台湾某学者自贬中国文化，否定中国之禅宗，所以南先生特地在书的背面，印上「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不过，这本书要看懂并不容易，不要说佛法禅宗之莫测高深，不可思议，若无一定之古文基础，恐怕连文字都有障碍。
自唐代以来，儒释道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南怀瑾先生讲述和著述了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参同契，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圆觉经、维摩诘经、楞严经、楞伽经、药师经，这些儒、释、道的主要经典大部分经过讲演记录整理出书。其中《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是语译，他认为研究《楞严经》，对宗教、哲学、科学以及宇宙、生命、人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是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是伪经，而且新佛学研究派把《楞严经》说成是真常唯心论的外道理论，担心《楞严经》被误导被淹没，所以在坚苦的环境下，将《楞严经》译成白话，以广流通。
《楞严大义今释》于一九六零年出版之后，又因《楞伽经》在唯识法相学之重要性，不仅如此，禅宗更以楞伽印心，于是又将《楞伽经》译成白话。《话说中庸》则是他于一九九八年寓居香港时亲自所写。
为了普及儒释道文化，他不走学术路线，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方式，让一般大众都能接受。南怀瑾先生的通俗其实并不肤浅，也不低俗，不仅义理高深，启发人的思想，而且常会引用历史故事和诗词来说明，加上他自己的人生阅历作批注，读起来趣味无穷，他认为要把最高深的道理讲得人人听得懂。不仅如此，南怀瑾先生对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经常以佛家解释儒家道家，或以道家解释佛家儒家，互相引证。例如讲到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则引用佛家的禅宗悟道来解释，堪称一绝。他在著述所展现出来的，的确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南先生的书籍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这对复兴中华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掀起的国学热潮是否受此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南先生为了延续中国文化命脉的心愿却很清楚。
至于有人说他不入学术之流，在《论语别裁》前言中，他说自己只是个人一得所见，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不入学术预流。他的著述是否因通俗或考据不够严谨而无学术价值呢？是否在学术文化上没有建树呢？那就留给有识之士、明智之人去评断吧！
替孔子平反伸冤重塑圣人形象
南先生讲述《论语》始于一九六二年，但是只讲了前六篇。一九七四年四月应邀台湾「大陆工作会」开讲《论语》，由蔡策速记后整理成文字，取名《论语别裁》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轰动朝野，改变了一般人对孔子的刻板印象。自古以来都把《论语》当成一句一句的格言来读，甚至有人主张重新编排，而南先生则认为《论语》的篇章是有宗旨、有条理、有秩序的，前后呼应不可分割，这是孔门弟子的悉心安排，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南先生的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
明清科举考试，规定四书以朱熹的批注为准，因此六七百年来，孔孟思想都被限制在朱熹的思想中，读朱熹的批注，形成了对孔子刻板不近人情的印象，严重造成对传统文化心生反感。南怀瑾先生所讲述的《论语别裁》，大胆推翻了几千年来前人的解释，例如“君子不重则不威”，重不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不茍言笑的样子，而是自尊自重自信。“无友不如己者”，不能解释成不可以结交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是没有一个朋友不如我，不可以看不起任何一个人，否则孔子成了势力小人，否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何解释。又如宰予昼寝，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按照过去的说法，孔子看到宰予白天睡觉，觉得不可救药，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南怀瑾先生认为宰予是孔门中的高才生，只是身体不好，因而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如此一来，孔子不是板着脸孔的老学究，而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对于孔子见南子后子路不高兴那一段，南先生亦有不同于宋儒的解释，孔子有其通达高明之处；另外，孔子也不是只会讲格言式的人伦道德，他还有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只是少讲，不是不讲，更不是不懂；南先生在解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由静定修养归到天人合一、物我同体的仁境。在《论语别裁》中诸如此类的地方有一百余处，把被宋儒扭曲的孔子形象重新导正过来。否则孔家店被打，孔子被打得很冤枉，他在《论语别裁》中说该打的是孔家店的伙计，而不是老板，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要不是南怀瑾先生替孔子平反，孔子不知道还要被冤枉多久，《论语》的价值不知还要被埋葬多久。
返还大学原本面目阐述内圣外王之道
南怀瑾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返还《大学》的原本面目，《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论文，原来编排在《礼记》中，从宋代开始，把《大学》和《中庸》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再加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自明朝以后，不但根据「四书」考功名，而且规定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但是《大学》被朱熹根据他的师承程明道和程伊川先生重新改编，南先生认为这样的改编是对先贤的大不敬，而且不赞成朱熹将亲民改为新民。南先生认为《大学》的思想源自于《易经》的乾卦文言，属于古代中原文化，自有其理路脉络，不必去篡改原文，而且对朱熹的批注和改编提出了批判，他说被宋儒理学家朱熹批注所垄断的儒学，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大全。这样恢复《大学》原来面目的作法，以及重新解释《大学》，让后人跳出宋朝理学家的思维，重新认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中国文化是很有意义的。
很多人以为打坐修定就是学佛，南怀瑾先生说静定修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明说要学佛不如去看他的《原本大学微言》。在其讲述的《原本大学微言》中，对「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解释，引用了佛学大小乘修止修定的方法，并且逐字逐句加以说明，也讲了许多禅宗的道理和故事互相印证，使中国文化儒家道家本有的静定修养更加清晰详细，这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很大，这也是数百年来宋明清理学家因困于门户之见无法做到的事。
他解释《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佛家的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静定修养是达到自觉觉他的步骤方法，儒家与佛家没有差别，只是我们不懂自己的文化而已。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人格修养，才能外用，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佛家的自度度他、自利利他是一样的。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南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明明德的「内圣」（内明）之学，什么是明德，明德与「心物一元」的道，明明德之后，如何达到「止于至善」。因之讨论到相关的「格物致知」「知至而后物格」的「知」，这个「知」与「知止而后有定」的「知」是同是异，能知之性是什么，什么是能知，什么是所知，能知所知与明德的关系如何，知至又如何意诚，如何心正，心、意、识（知性）的差别如何，南先生融合了佛家的唯识学及禅宗加以阐述。又什么是「格物」，是否就是格去心中的物欲，「知至而后物格」到底如何解释，他引述《易经》及《中庸》来讲解。对内明之学，作如此深入的解释和探讨，在学术思想史上应该是少有的吧！
因格物的物而又讲到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之后，追求科技的发展与商业结合，提高、刺激、扩大了人对物质的欲望，为了掠夺物资而引发了战争，为了享受物质而破坏地球生态，使人走向「迷心逐物」自取灭亡的险境，若无「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圣人之德，则万万不可能领导天下走向太平。这是他对当前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提出的警语。
至于外王，有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身心修养之后，转入外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讲到齐家，他特别指出女性母德、母教的重要，同时指出自秦汉以后的帝王都是有大问题的家庭，许多生于深宫之中，养在宫妃太监之手的职业皇帝，怎么能够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南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帝王的治国方法作了梳理，与「大学之道」的内涵相对照，其中自有微言大义之处。最后他总结了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以及西方文化的演变对中国的影响，希望中国人了解本国的文化精神，开拓未来要走的道路，并正告一些存有成见、偏见，或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士，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民族性，减少误解，而互相交流融会，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繁荣。
大胆评论王阳明学说的四句教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对明朝以后的思想影响很大，也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王阳明最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南怀瑾先生二十几岁，年纪很轻，在四川成都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时，不顾当时校长蒋介石对阳明学说之爱好，就大胆对此四句教提出质疑。心之体是无善无恶的话，那么意之动的有善有恶是从哪里来的？有善有恶必然是从体来的，无善无恶的体怎么能生出有善有恶的意，这两句是互相矛盾的。知善知恶是良知，这个知和那个本体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么在哲学上，王阳明的说法犯了三元论，有一个无善无恶心之体，又有一个有善有恶的意志，再加一个知善知恶的良知，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的本体，这是有问题的。
且看后来南先生在其所著的《禅海蠡测》如何评论四句教，他说：明儒王阳明，远绍陆象山心法，世称其已近于禅，其著名之四句教，为毕生学术思想中心，至有以之与禅宗心法并提者，实则大误。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若心之体，本无善恶，则此体为一废物，意动而忽生善恶，此善恶之来，纯出无根，而其于心体两不相关，何须为善去恶；为善去恶又与心之体有何关系？纵不为善去恶，心之体亦自无善无恶也，此其误一。
心既有体，在善恶之意未动以前，非绝无善恶，为潜伏于体中耳；此心可称之曰性善，亦可称之曰性恶；因善恶两俱潜伏。如心之体，在意未动前，是净明无过；则应准《大学》之义称之曰“至善”；否则当用《荀子》之意，称之曰“本恶”；何得言无善无恶。无与有乃相对意义，各代表绝对之词；天下之无，何能生有，既认有心之体，而云无善无恶；于辩正名辞上，不免过失；不若以“无”易“非”之为有当矣，此其误二。
四句教中，为学得力处，只是一个“知”字；“良知”得辨其善恶，是以用为善去恶工夫，返此动意之初；如返之于无，则终成一个废物，明此心性何用？最不解者，此“知”之一字，又从何处生起？“良知”若从心体自生，心体绝非无物，“良知”若从外来，于心体绝无交涉；况此一知者，为是意动，为非意动？若为意动，落在善恶中矣；若非意动，“知”之一字，即为心之体，何云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此其误三。
阳明以一代儒宗，其四句教纲领，大误如此，世不之察，推为心性理学之极则，殊为识者所惜！
以上这段评论，在义理上分析辩驳得颇为透彻。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之学，究其核心，不离心性二字，心性乃儒释道三家之核心，儒家孟子讲「尽心知性」，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孟子与荀子的性善性恶之说。道家讲「修心炼性」「性命双修」，佛家讲「明心见性」。王阳明心学影响中国文化数百年，并远及日本，作如此透彻之批判，此亦是中国文化史之大事也。南先生若非早年悟道，通达心性，智慧明了，何能作此大胆之评论。
引导学佛走向实修实证倡导佛教与科学结合
佛教在印度原本就是修行的团体，传入中国，就被帝王大臣士大夫们所喜好，自汉末历经魏晋南北朝，净土宗、律宗、天台宗、成实宗、三论宗、俱舍宗、禅宗、华严宗纷纷建立，到了唐代，佛教文化在中国土地大放光彩，甚至主导了学术思想，与儒家道家三家鼎足而立，也因此形成了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其中尤以禅宗对宋明理学家影响最甚。然而理学之兴亦有弊端，所谓「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高谈阔论、不切实际之风，所以到了明末清初，遂有黄梨洲、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力图矫正。禅宗自宋朝之后也走向机锋转语之末流，越向后代发展，更严重的则是走向口头禅，一样是高谈阔论，不重实际修行。清末民初之研究唯识者或研究国学之大师大多倾向于教理之研究，却少有实修实证者。
南怀瑾先生自身得益于佛教禅宗，根据『维摩精舍丛书』记载，他于二十五岁参加四川禅宗大德袁焕仙先生主持的灵严寺禅七时悟明心性，来年入峨嵋山大坪寺闭关阅《大藏经》，二十九岁到康藏参访密宗上师，经贡噶上师认可，获得传授密法资格，亦曾多次闭关专修。到台湾后，除了主持禅七，讲解心经、金刚经、圆觉经、维摩诘经、药师经之外，于一九七八年讲述「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整理出书时取名为《如何修证佛法》，提出修学佛法的三个纲要，见地，修证，行愿。有关实际修行的著作，除了《如何修证佛法》之外，还有《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现代学佛者修证对话》《南怀瑾与彼得圣吉》《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以及最近新出版的《大圆满禅定休息简说》等，可见他对实修实证的重视。
他提示学佛者要通教也通宗，教理与修行并重，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始终提倡实修实证的重要性。他区分了佛教、佛学、佛法三者之不同，佛教是宗教性的信仰，佛学是哲学学术思想的研究，佛法是认识清楚理论以后，以自己的身心作科学性的实验和求证。释迦牟尼佛当初只是带领一批僧团修行，形成宗教及学术思想则是后来的演变，实际修行方是释迦牟尼佛说法之初衷。
对于佛教未来的发展，南先生主张脱掉宗教的外衣，与科学结合。一九九四年，他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禅七时，就定名为「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研究」。他认为佛家与道家的内容都是生命的大科学，唯识法相应与认知科学作综合研究，而且唯识学的科学条理性非常清晰，他晚年在「太湖大学堂」有个愿望，希望结合世界上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脑科学家、生命学家、心理学家等，作生命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惜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结语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其《现代文明的成坏》书中说：「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它起源于西欧，逐渐普及全球。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已呈衰象。」中国近百年来高喊现代化，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西化了，我们的思想已经西化了，我们的教育已经西化了，我们的服装已经西化了，南怀瑾先生曾经开玩笑说中国文化只剩下「吃」了。西方的科技文明的确带给我们生活许多便利，但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就是幸福吗？不是的。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舒适，人们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与家人的相处时间，孩子失去了父母的关爱，造成许多心理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人是有灵性的，除了物质的需求，还有精神的需求。
《现代文明的成坏》书中又说：「整个世界，处处呈现的情绪乃是虚无和冷漠，这成为人类当前文明的主要征象。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也不再问人如何跟别人相处，当然也更不知道整个宇宙与人的关系在哪里。」现代文明已经走向极端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则严重缺失，作为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看到了最近百年来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今日的中国人是否应该看清世界的真相，是否应该看清西方文明的弊端，是否一如既往的一昧崇洋，是否要重新审视中国五千年文明就一无是处、一无所长？
中国文化的特长是精神文明，是儒释道的心性之学，中国文化正是挽救此危机之良方。南怀瑾先生已经离世了，他已经把中国儒释道的主要经典讲述完了，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心愿已经完成了。身为中华儿女的炎黄子孙们，如能秉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中国文化精神，为自己之安身立命，为家庭之幸福快乐，为国家之长治久安，为世界人类之太平，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做吧？！
古国治写于庙港
2016年5月12日
转自古国治老师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bd370d0102w5k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