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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崇敬的南老师

时间:2009-09-04  来源:  作者:

南先生一直以实践菩萨道为己任。他说,全部佛法就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实践科学,一方面是修行的实践,同时还要到社会上去做事。他在《禅海蠡测》等书中多次指出:有的人以为禅不用坐,当下就是,哪有这回事?! 他说,凡是讲这些话的古代大禅师,在顿悟之前都是修了很多年的,比如马祖在见到南岳之前,已经修了十几年,才有一刹那的言下顿悟,而顿悟以后要保任多年,还要跟随师父在世上修行。

南先生指出:“使精神超拔于现实形器之世间,升华于真善美光明之域。而入世较之出世,犹为难甚!乃教诫行于菩萨道者,须具大慈、大悲、大愿、大行这精神,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若地藏菩萨之愿,度尽地狱众生,我方成佛。南泉普愿曰:‘所以那边会了,却来这边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时学人,多分出家,好处即认,恶处即不认,争得!所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其意亦极言入世之难。药山禅师所谓:‘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岂非皆教人要‘极高明而道中庸’乎?”

南先生在《跋萧著<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一文中指出: “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唯一秘诀,只是平实而已。此句可谓成功之向上语,末后句,极高明而道中庸,非常者,即为平常之极至耳。” 南先生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件事情,他在峨眉山时最佩服的一个和尚是管厕所的,过去四川的厕所里有一个竹篓,里面装的竹片是当手纸用的,这个和尚每天把大家用脏的竹片洗干净,洗干净后他还要在脸上嚓刮两下,后再放回竹篓去。为什么呢?怕洗毛了把人家搞痛。先生说这件事他怎么也学不会,我想了想,我也学不会。所以最平常的就是最非常的、最了不起的。

南先生也提到,高明的人跳出世俗,避世到禅门,也无助于救世。他强调宗教只能补充政治之不足,对国家局势并无旋乾转坤的力量,其主要作用是救人的灵魂,在体上让人们去领悟真理,具体要救世还得从事上做起。

南先生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进入国运转盛的新时期,一切有志者应为国家民族效力,而不要沉湎于仙佛之道。1991年2月初,南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强调:“我常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希望多出几个英雄,不是多出几个仙佛。况且成仙成佛还做不到,开悟了又怎么样?!出几个英雄,把这个社会搞安定,把天下搞太平,然后再搞仙佛之道。”

无论是出世做宗师,还是入世当英雄,关键都在于把握时节。这是南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时节未至,鸣不当时,是无智;时节若至,不应时度众,是谓无悲。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是讲变的史观。总之,事无巨细,学无古今,人无老少,一切都在求变、待变、必变的巨变过程中,关键是怎么处理这个变。他讲有三等人:“懂了真正的变,就晓得如何‘适变’,不等到‘变’来了以后才变,而要先领导变。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创造机会,领导了变;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把握了机会,如何去应变;第三等人失去了机会,被动受变,随物化去了。” 

南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三教九流基本都谈到过,但是他有个原则,也就是“经史合参”的原则,他有个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佛法。他以佛法为原则、为指导,所以能圆融无碍地出入经史诸子百家,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治作为治事与立身、立国的中心。同时,又以《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作为权变、应变、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但谋略之术若离开佛法为原则的大前提,那就成了阴谋家,他常引用六祖的话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也是正法;邪人行正法,正法也是邪法。”……南先生说:“倘能以德为基,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于入世之事业,因时顺易,功德岂可限量哉!”

为了迎接这个时代,南先生说,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变局中,既不应随波逐流,更不要畏惧踟趄,必须认清方向,把稳船舵,无论在边缘或在核心,都应各安本位,谨慎明敏地各尽其能,整理固有文化,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但这项工作是很清苦的,所以他说:“那是任重道远的,要能耐得凄凉,甘于寂寞,在默默无闻中,散播无形的种子。耕耘不向收获,成功不必在我。必须要有香象渡河,截流而过的精神,不辞辛苦地做去。”

正文:

……(有删节)

讲到南先生,我先谈一谈认识他的因缘。1989年我在香港见到了他,那个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比较消沉,青年学生有点迷茫,甚至有些人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着迷惘、厌倦的思想。我们作教师的很感慨,怎么办? 要读书,要读好书!所以我到了香港以后想找点好书,引进来让我们的学生看看。

看点好书很难,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好多佛经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看到。记得82年我在图书馆发现一部日本人编的《大藏经》缩影,非常感动,因为从这里面看到了日本人的团结精神,他们动用了十几所大学的几十名一流的教授搞《大藏经》缩影。这项枯燥的工作是我们图书馆一般的资料员都不屑一顾的,但是,我们如果不做这最底层工作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赶超人家。我从这个缩影看到了日本教团的一种非常严密的体制,他们在统一的教团之下,完成了这项相当枯燥但对全人类绝对是有价值的工程。我非常感慨,当场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法音》,这篇文章也奠定了我亲近净慧法师的一个机缘。净慧法师非常慈悲、非常谦虚、非常工整地给我回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我还保存着。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接近净慧法师,同时也愿意为我们的民族做点事情。

后来为了我的学位论文,我跑到天台国清寺,那儿的藏经楼有两道锁,一把钥匙在首座和尚静慧法师手中,这位老人家也非常慈悲,他恨不得把所有的书一股脑地都拿给我看。可惜另一把钥匙在文管所的干部手中,要两把钥匙配在一起才能打开藏经楼。于是我带去一条牡丹烟,等我把牡丹烟差不多消耗完的时候,这位所长总算开恩了,让我隔着玻璃窗远远地望了一望。后来又到了中方广,正好是夏天,师傅们在晒佛经,我就自告奋勇地要求替他们翻书,师傅们说,这么热的天你受不了,我说没问题,承蒙毛主席加持我做过九年农民。于是利用晒经的机会我看了很多好书,在烈日下、在树荫里读了一些佛经。所以求法太难了,要看佛经太难了。

鉴于自己的这些经历,一遇到机缘我就不遗余力地去做,所以见到南先生之后,觉得他的有些著作可以推动我们比较沉闷的空气,就提出介绍几本在大陆出版。回来以后,首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语别裁》。本来我想推出的第二本书是《禅海蠡测》,但他们说太深了看不懂啊。结果出了《历史的经验》,我不以为然,这本书应该晚点出,因为一个人太精明太算计了不好,讲谋略学不好。为人处世知见先要正,然后才可以搞一些权谋。一开始引进《论语别裁》的时候,他们还担心卖不出去,结果没想到后来到处都抢着出版,这时我就悄然隐退了,所以后来出的书和我没关系。到了今年,南先生的书出了五、六年了,我们举目四望,好像学术界对他没有什么反响,也没有进行什么引导或者研究,所以我们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些文章,搞个专辑,谈谈想法,这里就贡献给大家。

对于南先生,褒的人有之,贬的人也有,其实人们没必要贬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把自己贬得够厉害的了,他有一首打油诗叫《狂言十二辞》:

“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鬼半人之世,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挟王霸纵横之术,成乞士隐沦之位。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之蟊贼。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

他以亦庄亦谐的笔调、可歌可泣的心绪刻画了他自己以及他所处的环境,这里就不多讲了。平时他教导学生有一个主要的思想,他的学生在写回忆录时点了出来:“敦儒家之品性(孔孟做人处世的方法),作道家之功夫,参佛家之理性和见地。如此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出世成佛,入世则己立、立人,而及国家、天下;如此才能为世必不可少之人,能为人必不及之事,庶几此生不虚。”我觉这是他的一个主导思想,有的人说他的学术不纯,三教九流样样都有,但这里边他有一条主干,也就是佛教为什么会在我国流传,为什么会三根普被,就在于它比较圆融地协调了儒道佛三教的关系,它把儒道两家在佛教的见地之下统统收罗过来,为我们国家、民族所用。我觉得这段话比较贴切地把握了南先生治学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史观底下来处理所有学问的,所以我的文章的副标题是“南怀瑾先生文化史观述略”。我从五个方面来谈谈。

“因人论世”与“因世论人”

根据我的理解,南先生的文化史观源于他对人生苦迫性的否定及超越。人生是苦,苦是什么呢? 苦就是我们对现实世间的一种价值判断。苦者,缺陷、不完美,所以我们才要否定它、超越它、改善它。南先生的书里经常说,我们人生充其量百年,常人只有几十岁,而人生几十寒暑,小孩不懂事,老人干不了事,所以孩童和老迈时期就去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时间里吃饭、睡觉、生病等等又去掉了一半,真正活着的时间不过六、七年而已。这六、七年里大家还要想办法找“饭碗”,一个又大又好的“饭碗”,找关系,投门子,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真正能够想“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做人到底为啥”的时候没有几天。短暂的岁月中既不知生自何处来,更不知死向何处去,烦忧苦乐,聚扰其心,更不用说什么宇宙天地的奥秘了,人生始终处于迷惑之中,死后带惑再来,继续处于迷惑之中。活了一辈子,脑袋清清楚楚只有几天,有的人甚至连几天也没有。所以南先生说:“如同《易经》最后‘未济’卦所示,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过程,永远是有缺憾的。”无论是大宗教家、大哲学家还是英雄伟人,都跳不出生死,他说:“正当他历经青年和壮年,脑力和智慧刚好成熟,经验的累积正达高峰的时候,便像苹果一样,红透熟烂,还归虚无。”

人类历史跟我们的人生也差不多,由不完美的人所构成的人类文化也是不完美的,“由人创造的历史文化,也就表现为永远是不成熟的。前一代经历过的一切成败悲欢,注定了下一代还得重演一遍。”我们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年人在谆谆教诲,青年人却就是不听,于是“人类智慧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续下去”。但确实还有少数的智者,能参透这里面的消息,前人的错误也可以少犯一点,所以我们还得学哲学,因为哲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把前人犯的错误少犯一点,等我们什么错误都不犯时,我们就成佛了。下面这段话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古今中外,累积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说都是青年人扮演主角的成果,中年或老年人担任编辑而写成的;它永远都很年轻,并且尚未成熟”。确实如此,世界是青年人创造的,建功立业也是青年人造就的,释迦牟尼成佛也是在青年时期,干事业就是要在我们体力和智力最成熟的时候,但青年人要多多注意老年人的经验教训,要发挥我们青年人的锐气,但不要自以为是。这种不成熟的人生和历史是怎么造成的呢?南先生认为,在于人的心理上永远处于不满现实而又不得不适应现实的矛盾之中。马克思讲过,德国的一年级大学生每个人的书包里都有一个改造世界的体系,咖啡馆里常常可以看到他们高谈阔论的身影;到了二年级他们就开始琢磨怎么逃课了;三年级着急通过考试;四年级就忙着找工作,理想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青年人要保持我们的锐气,同时也要注意,当你离开校门以后,你还不得不去适应现实,但在适应现实的时候又要注意不要同流合污。正如净慧法师所讲的,我们要现代化,但现代化是手段,化现代、化社会、化生活才是我们的目标。

这里谈谈我的体验,我在九华山上课的时候,有一天上完课他们陪我去龙池玩,那个地方山高月小,清风明月使人尘缘顿消,清澈的山泉在身旁流淌。我于是想:这个地方太好了,我就呆在这里不下山了。但突然又想起这泓清泉它流向何方? 这么一想不禁悲哀起来,它要流到山下,经过村庄、田野,牛马在那里饮水,农妇在上面洗衣,水面上潭流着枯枝败叶,江河里裹挟着污泥浊水。如果说我不要污蚀,我要清纯,那就永远留在山上,那是声闻境界。好比我们心中自有源头活水,这个活水来自于我们的修证,但是修证之后还得下山,山泉还要汇成江河,你要解救世人你必须化成江河,但是请注意江河的目的是在大海,只有汇入永恒的大海,那么山泉与大海就融为一体了,这才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大乘境界。但是也不要说,为了解救世人我主动地到牛圈里去、到粪坑里去。去可以啊,你要去冲洗它们,千万不要到时候自己也流不出去了,变成臭水一潭。所以我们说生活禅是用禅来点化生活、提升生活,不是让我们与世俗生活混为一谈,那就是臭水潭。

人生也是如此,我们要改造社会,却有时被社会所改造,我们要超越社会,但往往又被社会拖住,这是一个矛盾。所以我非常认同南先生的观点,他说,“对于历史也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若从物质文明与人的现实生活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进,必然需要在器物的进步中更求进步;若从宗教性道德观念的立场言,则精神文化又是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哀叹下不断退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内在的张力就表现为这么一个冲突,这种冲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中国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的,那么“生长在东西新旧文化交互的排荡撞击中的中国人,思想常陷于进退失据的矛盾混乱之中。无论是不满现实的青年,还是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老前辈,究其实都跳不出循环式的历史悲剧:历史时代的途程在不断地向前推进,而人类在时代的轮转中,却永远不满现状。”

前几天我与一些同学也讲到,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老是对带给我们进步的现代科技,以及在科技之上的制度表示种种不满,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矛盾的现象?南先生说,两千多年前的圣贤都有“因人论世”与“因世论人”两种角度。什么是因人论世呢? 人力是能改变时事的,所以孔子把遭逢历史巨变的过错,责之于当时身在其位、力足以谋国的“贤者”。我们知道孔夫子一辈子生活在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人民痛苦的时代,他有满腔的理想,因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他的理想实现不了,最后愤而著《春秋》,把他的一腔政治抱负保留在此书中,让后人去评说,让后人去吸取经验教训。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两层理想,南先生对此谈得比较透,他是看破以后用一种调侃的口吻把它讲出来的。他说,中国的士大失虽然有着惊天动地的抱负,但是儒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当皇帝,他们最高的理想是师道,而师道在具体的现实中实际上是臣道而已,而且臣道搞得不好的话就是奴道。我们看《二十四史》,能够成大器的皇帝很多都是草莽英雄,刘邦原先不识字,朱元璋就更不用谈了。但他们做了皇帝以后就有一批儒生归附他们、帮助他们,于是皇帝也就成为圣贤了,这就是臣道。做一个良臣就是儒生的最高理想。但是儒生要有孔夫子的气质,毕竟孔夫子对历史的不满、对现状的不满保留在历史上,他死后成为庶王,也就是不在位的皇帝。所以,知识分子做不了人王做个庶王而已,用你的笔来记载历史,因此永远是在放马后炮。这里,我觉得知识分子其实有三个层次——人王、庶王、法王。知识分子从人王到庶王,依然还要进一步向上去关照,要做法王。

儒家的论世方式是“因人论世”,那么按照南先生的论点、佛家的论世方式是“因世论人”,就是说社会的动荡、各种各样人间的弊病,是我们众生的共业所感,要改造这个世界需要唤起所有的众生,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共业。这需要时间,所以佛教讲因缘时节。它把对现状的改变放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来加以解决,它看得更透更远。而儒家却很想在一生中把事情办成,孔夫子有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不行还得去做。佛家则把这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在佛教里,这两种思想其实是辩证统一起来的。佛家的“因世论人”,就是以超越世俗的解脱者高度,俯视在三世轮回业流之中的芸芸众生,由于定业难移,一切有赖于时节因缘的成熟,从人性的转化人手,逐渐逐渐来改变共业,所以人生问题的解决,被放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去了。儒家的“因人论世”,则在我们一期生命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纵然是知其不可,也要勉而行之。这两种观点,儒家的思想其实就是在行大乘菩萨道,但是它必须要在佛家思想的关照底下,所以佛教照样可以包容儒家的思想。

南先生把我们知识分子的使命分成两种:不为英雄,必为圣贤。我们做不了英雄,但我们以英雄为榜样;我们成不了圣贤,但我们以圣贤作为我们的目标。他把英雄的事业称为“人爵”,圣贤的事业称为“天爵”,而在英雄和圣贤之中他更强调的是圣贤,因为真正能够改变世道人心的是圣贤。他说:“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贤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

从以上可以看出,南先生把对历史以及为人处世的两种观点,最后在佛家的关照下统一了起来。

须向那边会了——从凡入圣

“须向那边会了”是禅师的话,我把它作为题目,就是说要从凡入圣,学佛就是要从凡夫位上升到圣贤位,因为这个世间是不圆满的。所以要先兴起出离心,要出离修道。下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南先生的求道的过程。

 

----复旦王雷泉教授1996年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