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南怀瑾凭借《论语别裁》掀起“南怀瑾热”。而他八十多年的人生却有着鲜明的儒家文人的气质。
目前市面上影响比较大的讲述《论语》的书里，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有着人惊叹的销量。1976年5月，南怀瑾演讲辑录的《论语别裁》在台湾出版，到1988年已经再版18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将《论语别裁》引进大陆是1990年，并没有预想到海峡这边也会迅速掀起“南怀瑾热”。台湾老古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随南怀瑾30余年的刘雨虹女士回忆，同样是1990年秋天，她经人陪同到北京商务印书馆洽谈南怀瑾《孟子旁通》和《老子他说》两本书的出版时，曾遭婉拒，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对学术价值的犹疑，还有对其能否在大陆流传的顾虑，两本书后来改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现在没有任何出版社会对南怀瑾的书能否流传产生置疑，尽管它的学术价值一直存在争议。
《三联生活周刊》◎夏一周（三联生活周刊供网易深度冲击波独家专稿）
南怀瑾
台湾的艰难岁月
1949年到台湾的南怀瑾31岁，他面对的第一要务是生存。那时候的台湾，刘雨虹回忆，物资极其贫乏，“一串香蕉三个鸡蛋，就是一个摊贩货摊上的全部物品”。起初南怀瑾和温州同乡一同做船运生意，因货船失火，投资血本无归。后来南怀瑾也会说起这段窘迫时光，不过几句就带过了。1955年，困境中南怀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禅海蠡测》，书刚出版时每本定价新台币5元，在基隆出售，根本没有人买。但10年后，少数流传的此版旧书，在香港书摊被居为奇货，每本价值20美元。
在台湾“文化沙漠”的现实里，南怀瑾此前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形成太大名气。简略概括，1918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的南怀瑾从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此后不仅涉猎广泛，也喜欢寻访高人隐士。抗战期间离家入川，在中央军校任教，期间被青城山的袁焕仙收为弟子，甚至辞去教官职务，到峨眉山闭关修行3年。出关后继续修道参禅，9年后离开四川到云南大学讲学，1947年重返乐清。到1949年赴台前，他的故事，更像是一个传奇的隐士，影响力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并不为大众熟知。
后来随着台湾经济的复苏，文化逐渐得到重视，南怀瑾隐士生涯中打下的那些根基就逐渐显出了实际意义。邀请南怀瑾讲学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越来越多。其中最早邀请南怀瑾出来执教的是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张是当时台湾影响力很大的人，曾出任“教育部长”，部长卸任后，创办了该校。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到南怀瑾的住所，为的是要恳请南怀瑾出任一个独立的礼学院院长。但南怀瑾拒绝了，理由是他认为自己和张其昀都是爱管闲事的人，将来免不了有意见不协调之处，为维护友情，最好不要共事。最后接受了研究院教授的聘书，但附加条件，不到学校上课，由研究生到他蓬莱新村的寓所受教。关于执教问题，刘雨虹女士回忆了另一个细节，1971年南怀瑾受聘于台湾辅仁大学，正式开设了《易经》课程，可是课只开了一年，南怀瑾就主动停止了，刘雨虹不理解，后来是南怀瑾自己解释，他的课程太受学生欢迎，教室里是满的，窗外还站了人，这就与一些老师的课形成了强烈对比，“为了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以免他日遭忌，反而不妥”。这也让刘雨虹感叹:“老师做事情总是会很细心，不让别人为难。”
频繁受邀讲学的南怀瑾开始吸引了更多听众，在口口相传中，也逐渐有了新的神秘色彩。刘雨虹第一次见南怀瑾，就是1969年10月南怀瑾到台湾师范大学做“佛学概要”讲座的时候，第一印象是这个瘦小的老人“面色与常人不同，那是略微发亮的淡淡的金黄色”。再回忆，刘雨虹也笑，“现在看多了就习惯了，当时真的觉得很特别”。在介入到南怀瑾的社会事务之前，刘雨虹更多也只是如传奇一般听说他的故事，台湾之前的故事外，还有当年的11月3日，南怀瑾随同一个文化访问团赴日，在访问中凭借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在日本学者要求下当场做古体诗，为中方学者挽回颜面的故事。
从日本回来后，南怀瑾开始积极筹建“东西精华协会”，刘雨虹成为参与者，她也得以在此后的岁月中，见证这段跨越海峡两岸的传奇。1969年8月，美国加州已经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国际总会，在美国成立这类组织比较方便，这类文化团体有法人地位，可以接受捐款，会计独立，款项不能私用，并要接受政府会计监督。美国总会成立后，由美国国务院通知台北的相关部门，再在台北成立团体，就比较顺利了。那时的台湾，一方面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政策，另一方面政治及思想仍为“戒严时期”，对社会组织管制很严。当时的困难和障碍不仅来自官方，和南怀瑾相熟的人中也有反对声音，有人甚至说“南某人就是喜欢夸大，想当领袖，所以要大费周章，办这个协会”。
1970年3月22日，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的“东西精华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有70多人。刘雨虹回忆，协会正式成立之后迁到青田街五巷九号一所有院子的平房。除了客厅及连接的饭厅外，有四个房间，后院还有宽敞的厨房和工人房。客厅连接着饭厅的一大间就是课室，只能容纳二三十人而已。刘雨虹说，“那时有美国及法国、德国等地来台研习中国文化的几个人，禅学正是大家所渴望的，所以南老师决定先开办禅学班”。所授课程也包含了儒家思想、道家学术等。
禅学班1970年7月15日开课，为期6个月，每逢一三五晚上19点至21点上课，参加者学历多是大专以上程度，南怀瑾主讲的课程中包括《论语》和禅学。初办禅学班，虽收些管理费，也只能支付水电及部分房租，连南怀瑾在内，其他来授课的先生们以及工作的人，多是义务性质。再回溯，刘雨虹说，“东西精华协会对南怀瑾的教化目标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由以往个人单打独斗的形态，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后来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影响力也就从‘点’扩充至‘线’了”。
从《人文世界》到《论语别裁》
1971年2月，南怀瑾决定办杂志，刘雨虹说，“他的想法是赶快推广业务，文章千古事，文字的流传比讲演广，该做就马上做，借钱也要做”。1971年4月25日，《人文世界》第一期出刊，发行交由平鑫涛的《皇冠》杂志代办。南怀瑾写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开始连载，此外他每期都要动手写几篇关于儒家、道家以及密宗的文章等。正忙于杂志出版时候，租用一年的会址因为平房要改建大厦，必须搬家，南怀瑾领着众人，天天忙着找房子。机缘巧合，5月12日搬到了莲云禅苑的四楼。房子算是妙然尼师免费借用的，不收租金，时任台北“立法委员”的台湾航运界首脑杨管北出面，每月捐赠莲云禅苑香油钱3000元，这样一直维系了3年。新场地作为讲堂的大厅，可容纳100多人。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在《人文世界》连载两年后，许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单行本，刘雨虹说，“那时候做任何事情，都是打穷算盘”，负责杂志日常工作的李淑君就把杂志的文章加以剪贴制版，省了重新排版的费用，出版了。这也是由杂志而衍生的第一本书。出书的钱是南怀瑾从股票里挣来的，这本书经由朱文光译成英文，交由美国缅因州一家叫Samuel Weiser的公司，于1984年出版，英文名字是《Tao And Longivity》，也是南怀瑾第一本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书稿。英译本初出版时，在美国销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来越多，版税也越来越多，并有多国文字译本出版。南怀瑾后来也常常笑说:“写书的人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活得命长才行。”
不过在大众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还是《论语别裁》。1974年4月初，台湾的大陆工作会邀请南怀瑾每周三下午去给他们的员工讲《论语》，原本是件很平常的事，但这一次，因为听讲者中有一个会中文速记的蔡策先生，就促成了《论语别裁》问世。南怀瑾用了11个月把《论语》讲完，蔡策又花了半年时间，从速记变成文字。在这个基本架构下，从1975年9月起，开始了大规模整理，到了第二年5月，《论语别裁》出版。刘雨虹说，以后几年《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的出版，都是同一模式。这也让她感叹，从协会到杂志再到书籍，“老师做的事情并没有很刻意，结果都是水到渠成”。《论语别裁》出版前，曾于1975年4月1日在《青年战士报》连载，那时还是以“论语新义”的标题刊登的。刘雨虹的评价是，“《论语》讲了几千年，但这次是用时代的角度，白话的表达，加以经史和参的空前方式，所以受到很大的欢迎”，报纸的订户因而大增。许多人剪贴成册，并转告亲友，至今还有人保存着完整的剪报。
1977年2月15日，南怀瑾开始在自己居所的二楼闭关。闭关前，准备由古国治接下这个摊子，当时的法令规定，杂志社不可以出版书籍。古国治在银行抵押了养母留给他的仅有的一间小房子，用得来的款项接收了整批的书籍和应付账款，担起了这个担子，后来南怀瑾出关，古国治结婚离去，才将钱归还给他。因为古国治承担了一起业务，当他登记出版社的时候，南怀瑾说，“就用你的姓，登记为老古出版社吧”。5月得到批准，古国治成为负责人。1978年3月初，南怀瑾出关，3月21日重新开课。
1979年1月1日，美国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台湾地区掀起移民潮，社会进入另一种不安状态。这一年智从法师带领了几个修行的出家人，组成“大乘学舍”，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落脚。香港洗尘大和尚也多次来台邀请南怀瑾讲学，在诸多因素下，南怀瑾的教化重点开始倾向佛法。自新春之后，香港能仁书院的洗尘法师连续来台，希望请南怀瑾担任香港能仁书院院长，并在台湾设立一所佛教中心。到5月，最后的协商结果，是筹办一个“十方书院”，由南怀瑾任教授，并主导一切。南怀瑾并不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工作只局限于宗教方面，所以与洗尘法师合作计划的十方书院，并不是纯粹的佛教书院，而是半佛法半人文的书院。
在选择书院地点的时候，距离协会大约百余米的地方，有一座12层的复青大厦正要竣工，大楼每层100坪，洗尘法师订购了第十层，作为书院的基本场所。南怀瑾觉得建筑工程实在，地点又适中，所以也决定购买第九层。房子总价是600万左右，银行抵押可借贷400万，其余200万要南怀瑾自己支付。好在200万不是一次性支付，而是分期在半年内缴清。南怀瑾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是辗转借到的，向私人借款，利息出得很高。很忙了一阵子，到了11月底，房子已经盖好，缴足钱才完成过户手续。刘雨虹强调说，“这是南老师在台湾30多年的第一所房子，也是唯一的一所”。
搬到复青大厦不久，因为《论语别裁》盗版的缘故，南怀瑾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跟人打起了官司，出版已经3年的《论语别裁》一直很受欢迎，20年前的台湾，盗版风气也颇盛。找到了盗印公司，南怀瑾毫不客气提出了诉讼。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桩，类似的以前也发生过，只是盗印的是大学的学生，南怀瑾并未姑息，也曾加以处理。
美国、香港地区和金温铁路
1985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一时间台北社会各种消息层出不穷，刘雨虹回忆说，“台湾地方太小了，资讯又太发达了，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在这个小岛上造成不安”。整个1985年上半年，台湾都被笼罩在奇怪的氛围里，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6月中旬，突然来了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的访问团邀请南怀瑾赴美，合作推广文化活动。从决定到启程，南怀瑾只用了不到两周。1985年7月4日，南怀瑾离开居住了36年的台湾，乘机赴美。起飞前他还担心有人赶到机场限制他出境，那时候有谣言说南怀瑾是台湾“新政学系”的领袖，更有杂志将他评为台湾十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到美国后，南怀瑾与邀请他的基金会在多次商谈之后，双方商定保持弹性合作，不作长期计划，这也是他的一贯原则，不希望合作带给自己局限，也不希望合作造成别人的不便或困扰。1986年南怀瑾在华盛顿单独成立了“东西学院”，来访者依旧络绎不绝，居住的地方只能一再扩充。稍事安定后，南怀瑾与大陆家乡的朋友们联系上了。1987年秋天，温州市方副市长率团访问纽约和华盛顿地区，拜访了南怀瑾，这次会面谈到了向大陆投资的事，也就是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构想。
1988年初，南怀瑾到香港。在香港的众多访客中，最积极的是浙江和温州的一些官员们，核心问题还是金温铁路。刘雨虹为了出版的事情常常要到大陆，也就频繁停留香港，她回忆，几乎每次到香港，都会碰见浙江省来的代表，南怀瑾这边，也不断派人前往浙江实地考察。1990年2月25日，尹衍梁代表南怀瑾的联盈兴业公司，到上海与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的代表陈同海签订了中外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协议书。这个合资修路计划，经过近两年时光，到1991年底才得到国务院批准。1992年1月26日，合约正式签订。在双方商讨的时候，南怀瑾曾经说过:“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要做到，我做一件事，只问它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去做。”“这条铁路大家企盼了80年，修了7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从1992年的正式开工，到1997年8月金温铁路全线通车，南怀瑾写给有关各方的信函，有100万字之多。铁路全长251公里，有隧道35公里，从申报到竣工，总投资近30亿人民币，这其中南怀瑾筹措到资金1200多万美元。
同样是在香港期间，时任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王雷泉到香港拜访了南怀瑾，经由他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想出版南怀瑾的《论语别裁》。1990年《论语别裁》正式在大陆出版。此后，他的30多种著述中的一部分陆续在大陆出现。
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南怀瑾的名字更多地被和各界名人联系在一起。现在的南怀瑾也受邀讲演，只是范围更加小众，唯一一次公开讲演是2006年8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张耀伟之邀，主讲传统文化和现代传媒的关系。这次演讲让张耀伟颇费周折，他通过叔叔张尚德与南怀瑾结识，两三年前就想邀请南怀瑾来做传统文化的报告，但都被南怀瑾拒绝。2006年初在张耀伟一再恳求下，南怀瑾终于答应，不过要求张耀伟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做宣传。南怀瑾的担心在两个方面，如果消息公开，一怕来的人太多，造成混乱;二怕太大规模操作中出现什么经济问题，会给双方带来影响和伤害。张耀伟列出了两三百人的邀请名单，刚在网络上发布一点消息，就接到了各处询问电话。如今南怀瑾的名气和所能形成的感召力，远远超出人们想象。演讲当天上海的电视媒体希望能全程直播，也被南怀瑾拒绝了，后来的媒体采访，还是当晚张耀伟一再恳求才争取来的。这倒和南怀瑾一贯的作风一致，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鲜有和记者采访联系在一起，老先生也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访。不过他的书籍出版并没有停止下来，目前张耀伟正在和南怀瑾合作，希望将他在大陆5次讲演的内容集结成书，其中4次都是小范围不公开的讲演。同时将刚刚在台湾出版的《南怀瑾和彼得·圣吉》引进到大陆出版。
“隐士”和“杂家”之间
南怀瑾曾说自己“并非学者，只是读了各式各样的书，又学了不少杂家的学术，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学，在社会上使人们落实于生活，达到知行合一”。从个人修行的角度，他更像是一个隐士，比如曾经跟随名师闭关修行，比如在禅宗领域的研习，比如数十年来坚持的晚间打坐修行，甚至他的饮食——每天不吃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是一小碗稀饭，以及接近90高龄的现在依旧良好的身体状况，都符合我们判别奇人异士的标准。
不过他渴望奉行的“知行合一”，又使得他的生活必须积极入世。在“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应邀到各处演讲也愈发频繁，从早上9点到晚上22点，除了上课和讲演，还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访客。刘雨虹说，在协会成立前，拜访南老师的人都是去到他的住所，他的夫人整天忙着烧开水，据说有一天替来客泡茶就用了一斤茶叶。南怀瑾也曾戏言自己像迎来送往的“大妓女”。不过再繁忙，他都会尽量把每个周末的时间空出来，与妻儿共度。到台湾前，南怀瑾在乐清老家已经成婚，并有两个孩子，因为时局关系，到台湾后无法和妻儿共聚，“随顺现实又结了婚”。关于这段过往，南怀瑾自己也曾经谈起:“在两岸情况好转后大陆的妻子曾带着两个孩子到过台湾，但那时正遇上我经营失败，生活也比较困难，就只好回去了。一别几十年，她在大陆伺候我母亲直到去世，还带大了两个孩子，吃了不少苦，也受了很多委屈。但她却无怨无尤。”在台湾的这位夫人，南怀瑾自己也说:“她也很辛苦，后来我又要讲演，晚上又要上课，回家很晚，没时间照顾她，而她还要教育四个儿女。孩子们很懂事，现在也都有了各自的事业。”
1990年2月14日，南怀瑾的母亲过世。当年秋冬，南怀瑾办了手续，邀请大陆的妻子王翠凤到香港会面。重逢时南怀瑾对她说:“过去几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过，让你受了许多委屈折磨。”可王翠凤却回答:“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只管未来吧。”南怀瑾的学生们热情带着这位师母去买东西，看电影，甚至到美容院烫了头发，还要买高跟鞋送给她。对大家的热情，王翠凤愉快而自然地一一接受，“但总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师母是要使大家高兴，使事情圆满”。刘雨虹也感叹:“师母总扮演着服务别人的角色。”王翠凤没有留恋香港，只住了半个月，就提前返回故乡。50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两年，再相逢也只有两周。
跟随南怀瑾30多年的刘雨虹总结南怀瑾办事有三个原则:“不向既成势力低头——已是既成势力，投靠不上。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既然反对，和他妥协也没有用。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南怀瑾尤其注意不跟政治发生任何牵扯。1976年台湾中国广播公司邀请南怀瑾给员工讲授《易经》课程，每周一次，到了6月24日，已经讲了十几次，尚未讲完，那天南怀瑾到“中广”后，听到刚发布的消息，“中广”新任董事长是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武。演讲结束时，南怀瑾立刻对听众说，因有事要出门，暂时请假，待回来再继续讲课。南怀瑾有自己的顾虑，跟随他的人也慢慢能理解，“从此变成御用文人，学术自由没有了，还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
《华声报》资深记者王守信在结识南怀瑾之后，曾经有3个多月在香港“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后来也撰文回忆了诸多细节，其中详细描述了南怀瑾处所中宾客盈门的盛况，“通常在下午18点钟左右，南先生便来到会客厅，先点上一支烟，再慢慢品着热茶，看看香港亚视或有线台的电视新闻。这时，提前约好的访客便陆续来到，南先生遂请他们一一落座，开始亲切的晤谈”。“如果怀师要讲课，餐叙便在21点前后停止;倘若当晚不讲课，漫谈便会持续到22点半到23点”。
关于南怀瑾的交游广阔，刘雨虹回忆了其中的一桩往事，台湾曾有个叫覃勤的“立法委员”，爱留长胡子，外号“覃胡子”，是台中中医学院的创办者，在当时很有一些名气，但风评并不好，却是南怀瑾的朋友。后来覃勤因为犯法被判坐牢，临坐牢之前上门拜别南怀瑾，请他帮忙找法院的人说情，进牢时不要剃去他的漂亮胡子。南怀瑾被纠缠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出马，找到“台北院”的院长，到达那里一班大小法官都很客气，等南怀瑾说明来意，“最高检察长”王建今就表示为难，并有责怪南怀瑾管这种闲事之意，因为覃勤为人不佳。结果南怀瑾一听勃然变色，眼睛一瞪，“朋友是什么？有急难相助才是朋友之道，他既是我的朋友，现在遭难，我当然要帮助他。至于人品如何，是另外一回事，犯了什么法，自有法律制裁！”把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南怀瑾一吼，也有些影响力，覃胡子坐牢期间，不但可以保留胡子，也没有剃光头，并住单人房，还有其他优待。
刘雨虹说，这种行事作风，也使许多人背后批评，说他帮坏人，善恶不分，或者不洁身自爱等等，对于一切的指责和批评，南怀瑾不辩驳，仍然照自己的原则行事。有时也会说:“注意啊，我是大魔头。”“听到这些话的，也弄不清楚这是玩笑还是有其他含义”，刘雨虹说，南怀瑾也常跟身边的人说:“明白的人自会分辨，不明白的人辩解也不明白，徒费口舌而已。”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张耀伟先生和台湾老古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刘雨虹女士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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