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纷杂，“义”字当头，听南师讲“义”的丰富内涵！

在艰苦中成长成功之人，往往由于心理的阴影，会导致变态的偏差，这种偏差，便是对社会、对人们始终有一种仇视的敌意，不相信任何一个人，更不同情任何一个人。爱钱如命的悭吝，还是心理变态上的次要现象。相反地，有器度，有见识的人，他虽然从艰苦困难中成长，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义的胸襟怀抱。因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苏秦是豪杰之士，所以他在憬悟到人生的正面和反面，人性的美好和众生相的丑陋以后，便慨然拿出千金，普遍散赐给宗族和朋友们。同时还报过去穷困时对他有恩惠的人。当他第二次出门到北方去的时候，有一位乡邻，借给他一百钱做路费，他便加十倍的回报，还了他百两黄金。这种举动，看起来、说起来很容易，事实上，到了自己头上，要痛痛快快、慷慷慨慨地做起来，就真不容易。

 

当苏秦在家乡正做这样豪举的时候，有一个乡亲是当年跟他到北方燕国去的，可是苏秦这次却对他没有什么表示。这个人干干脆脆，自己直接向苏秦说，我跟你没有功劳，也总有些苦劳，为什么你不给我一点好处呢？苏秦说，对不起，其实我没有忘了你，只是你太过份了，当我在艰苦的时候，很需要你跟着我，帮忙我到燕国去。

 

可是你看我当时在赵国没有什么成就，所以在我渡过易水要到燕国去的最困难关键上，你再三想离开我，不肯再帮我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正是我困难得要命的时候，多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和鼓励。可是你却很势利，真让我痛心极了。所以现在我故意把要给你的一份摆在最后，也是给你一点教训的意思。好了，你现在又当面来要求，当然有，这一份便是我为你准备的，现在你拿去吧！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为什么中国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教人建立“信”？因“信近于义”，义者相宜也。这“义”字上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我们要注意“仁义”两字，“仁”字，凡是博爱、慈爱都叫“仁”，世界各国文化，都有“仁”的同义字；但中国的“义”字，英文、法文、德文，任何一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只有中国文化中才有的。这个“义”字，有两个解释，儒家孔门的解释讲：“义者宜也”。恰到好处谓之宜，就是礼的中和作用，如“时宜”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墨子的精神——“侠义”，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国人有这个性格，为朋友可以卖命，我们中国人这种性格，有时候比儒家的影响还要大，为了朋友，认为这条命该送给你，没有关系，帮你的忙给了你，其他民族也有这种精神，可是没有这种定义。我们有这种文化，而且过去中下层社会普遍存在。

 

这很重要，尤其一个国家在变乱的时候更明显，在抗战期间就看到，老百姓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非常伟大，就是中国文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儒家孔孟思想影响的，并不尽然，其实是《三国演义》等等几部小说教出来的。所以中华民族能够有忠义之气，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性，特别的长处，所以我们负责教育的，要留意这类问题。这里“信近于义”的“义”，与墨子的“义”字，有相同之处。

 

——《论语别裁》

 

 

2

以义相交，上下同心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

 

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

 

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

 

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原本大学微言》

 

 

3

见义勇为，不计得失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做为《为政》篇的结论？而且为什么提到鬼呢？中国文化讲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这里，不是一般人讲的魔鬼，而是祖宗的灵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还是拜别人的鬼呢？这句话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远，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马屁（谄媚），不知从何说起才对。

 

因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质。但是殷也尚鬼，那时社会的风气，每个人都诚恳老实，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则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这是上古历史文化演变有名的转捩点，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到鬼以后，第二句就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看到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没有勇气。没有智、仁、勇就无法从政，换句话说，也不应该从政。

 

历史上有许多人是见义不为，对许多事情，明明知道应该做，多半推说没有办法而不敢做。我们作人也是这样，“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譬如抽香烟，明明知道这个嗜好的一切害处，是不应该抽，这是“看得破”，但口袋里总是放一包香烟——“忍不过”。对于许多事，理论上认为都对，做起来就认为体力不行了，这就是“想得到，做不来。”

 

对个人的前途这样，对天下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为政就是一种牺牲，要智、仁、勇齐备，看到该做的就去做，打算把这条命都付出去了。尽忠义，要见义勇为。所以把这句话加在《为政》篇的最后，这是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

 

——《论语别裁》

 

 

4

多行不义，必自毙之

 

庄公即位以后，做母亲的武姜，便要求大儿子庄公封弟弟共叔段到制邑去做地方首长。庄公明白母亲的用心，就对妈妈说，那个地方地形险要，上代的虢叔就死在这个地方。妈妈！你老人家另选一个地方吧！其实，庄公知道这个行政区域很富有，兵精粮足，弟弟去了要造反夺权就难办了。

 

所以对妈妈说假话，故意推托。这就是亲生母子之间，在政治上、权利上钩心斗角，毫无“诚意”真情存在。武姜不得已，为老二要了京邑。庄公只好照办，因此大家就叫老二共叔段为京城大叔。郑国有一位大臣叫祭（蔡）仲，便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这就是说，你把那么大的最重要地区，封给弟弟去治理，对国家安全来说，是有问题的。同时，又说了许多理由。

 

郑庄公听了，半真半假地说，那是我妈妈姜氏硬要的，我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祭仲便说，这佯做，你的妈妈也不会满意的，“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你放心，等着瞧吧！接着，老二共叔段又另外要求在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两个大地区，一并归到他的范围，这已等于有全国一半的地盘了。

 

宗室的大臣公子吕便对庄公说：“国不堪贰。”一个国家，不能两分。你究竟想怎么做，要把国家交给你弟弟，我们就去报到，不然，就应该另有处置。否则，全国老百姓，也弄不清楚大方向了。庄公说：“无庸，将自及。”你放心，没有用的，他自己会倒霉的。

 

事情愈来愈严重，公子吕又说一次。庄公便对他说，“不义不昵”，他老二不讲情义，不和我做哥哥的亲爱和睦相处。“厚将崩”，累积罪过愈多，垮得更快。最后，老二共叔段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发动叛变，用武力来抢夺哥哥的政权，妈妈和他约定做内应，发动的日期也约定好了。

 

庄公的情报很清楚，因此，就派兵去伐京邑。百姓也不拥护共叔段，所以他想抢王位的计划，就全盘失败了。最后，逃到鄢邑。庄公再命令伐鄢。共叔段只好逃去投奔共国。因此，庄公下命令把母亲迁出内宫，下放到一个小地方城颍去住，气得狠狠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原本大学微言》

 

 

5

坚守大义，利自相随

 

孟子答复梁惠王说，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这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而在后世的读书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至于义，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因此便把仁义之“利”错解了，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

 

如此一来，立身处世之间，要如何去利就义，就实在很难办了。举一个实例来说，我们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不拾起来，他人也会拾去，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儒家对这种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个人的道德观念。

 

但是，由于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后世读《孟子》的人，大致统统用这个观念来读《孟子》，解释《孟子》，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第一是误解了梁惠王问话中的利，只是狭义的利益。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而误解了孟子的答话，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把“利”与“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了。

 

其实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他的涵义，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纵使富国强兵，还都是小利而已；如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艺术、生活…… 等等，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孟子旁通》

 

 

6

崇仁好义，天下太平

 

仁者以财发身（这是讲，能知仁道的人，围善于运用财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不仁者，以身发财（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求取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这又是说到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以及领导社会的风气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

 

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子，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

 

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涵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原本大学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