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薛仁明（独立学者、作家）
主题：生命的学问（南怀瑾先生诞辰纪念讲座）
时间：2015年3月24日
主办：上海恒南书院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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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我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记者说，她以前在复旦读研究生时，只从一门课中真正受了益。这门课是什么？是有位老师带着他们读经典，没有讲解，也没有分析，从头到尾没任何学术名词。读罢，只是直接向研究生问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你们有什么体会？课上得很慢，没有任何形式性的争辩与讨论。记者讲这事时，我问她，这位老师开这样的课，学校答应吗？她说，老师似乎跟学校博弈了好一会儿，学校不太赞成。接着我又问，这个老师升等怎么办？毕竟，这是最实际的问题。结果，答案是：这个老师已经放弃升等的念头了。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个老师怎么这么特殊？记者说道，这个老师是南怀瑾先生的学生。
这件事最大的症结，是我们目前的大学体制与整个中国生命的学问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什么在大学里谈中国学问的老师都很苦？因为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着力点；他们平常做的事，多半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可是，整个学院体制却逼得他们只能往那边走。最后的结果，就是在这种地方学问做得越久，离真正的中国学问反而越远。
所以，我那篇“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有段话说，南先生跟学院里那些批评他的学者，“本是迥然有别的两种人；所做的学问，压根不是一回事。”今天最大的麻烦是，学院的学问仍是社会主流，已彻底被认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中国学问就很难有存活的空间。做中国学问的人在里面，最后就会变成（讲得很难听的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处境很难堪。如果真要在那个体制里被认可，就一定得做某种程度的扭曲；扭曲到最后，便免不了产生根本的异化。
台湾这几十年来谈中国学问，除了南先生在民间谈之外，在学院里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牟宗三先生。牟先生的道德形上学符合学院的体制，逻辑极度严密，他把康德的哲学跟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做了彻底的糅合。结果呢？新儒家学派不仅在学院里立稳了脚跟，还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完全可以跟西方哲学相抗衡。
这当然没错，可问题是，牟先生谈的所有儒、释、道的真正的生命能量却也慢慢不见了。牟先生所有的徒子徒孙，一个个只能困守在学院里，写写论文，开开讨论会；他们所谓的“坐而论道”，说白了，不过就是一小撮人的空谈罢了！一旦走出学院，没几个人理会他们。更麻烦的是，他们一出学院，也不太有办法跟普通人说话，因为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康德的哲学语言。最后，他们变成一群很奇怪的人。
所谓儒家，竟然没办法跟一般人讲话，对于社会也几乎零贡献，真不知这叫哪门子的儒家？可在概念上，他们却说得天罗地网、严严实实，什么问题都没有。牟先生觉得自己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因为谈的都是儒、释、道。可实际上，真正落实到生命里去，就未必是那一回事了。
真正生命的学问与圣贤的学问，又是什么？记得有次，我在北京见了中华博学院的王院长。王院长提到中华博学院招收的对象，不管是本科、研究生还是博士毕业，只要到中华博学院，最少要读七年的书。不管以前在外面怎么牛，到了那儿，一切归零。王院长说道，中华博学院的毕业生，将来要有能耐到菜市场去跟里头的市井之徒将圣贤之道说得清清楚楚。
隔天，我给北京辛庄师范的学生上课，转述了王院长的话，说道，王院长这话说得极好，大家要谨记在心；不过，辛庄师范还要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除了有办法对菜市场的市井小民把圣贤之道给说清楚之外，还要有能耐在这些市井小民的身上直接读到圣贤之道。这是另一种生命的大学问。读圣贤书也好，儒、释、道也罢，都要能跟普通人讲得上话。如果不能跟普通人讲话，这学问多半是假的。可是，你看看现在我们大学里面那些“做中国学问”的博导，又有几个人有办法到街上跟一般人把圣贤的生命状态传递出去呢？很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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