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参加二二八事变，爸爸和妈妈都被判了死刑。后来白色恐怖，又不知如何被牵扯上了，爸爸和妈妈就这样不知下落地失踪了。

全台中市民发动万人签名，推派代表到南京向蒋经国先生陈情，总算妈妈被放了出来，而爸爸仍然半点音讯全无。

妈妈回来后，病得很重，一直无法起床。外婆教我煮东煮西，洗这洗那。当时才仅十四岁的我，硬是勇敢地把这个家撑了起来。

有一天，夜很深，突然有人很急地直敲我们家的门。我好害怕，便把弟弟妹妹全叫醒了，一来壮胆，二来以防万一不测。我打开了门，原来是台中看守所的伯伯来告诉我，有人在台北六张犁公墓发现了爸爸的尸体，要我半夜赶忙北上查看究竟，否则被人搬动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才十四岁，又是小女生，而且还是地中海绝症患者，我哪有这份能耐呢?这位伯伯看我哭了，便说：“我陪你跑一趟吧！”

当天差不多天亮的时候，我们总算找到了爸爸冰冷的尸体，雇了一部车，偷偷运回台中。

我发觉爸爸胸口还有点热热地，便跑去找一位陈伯伯，他是留学东京帝大的名医，我跪着恳求他设法救救爸爸的生命。

爸爸醒了，也活了过来。但已经被处死的罪犯，早已没有户口了。我的爸爸只好躲躲藏藏，过着不见天日的黑暗日子。（现在爸爸的冤狱已经平反，爸爸也可以和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生活了。）

这期间对于一个政治犯的家属而言，可以说，要多辛酸就有多辛酸。

爸爸回来后头几年，根本认不出我是他的谁。因为严刑拷打已使得他的记忆完全丧失。尤其是爸爸不平不满的愤恨心十分强烈。

我从十四岁开始，每天侍候着神智不清的爸爸和常年卧病在床的妈妈。我每天都挨爸爸的打和骂，也在爸爸的打骂中坚强地一天天长大。

左邻右舍都不忍心眼睁睁看我这样不挡、不躲也不闪地跪着挨打挨骂，都好想帮我解围。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怕爸爸会更生气。好几次管区警察先生也叫我去问话，十分关心，但我都告诉他们：“请让爸爸尽情发泄吧!爸爸是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

亲朋戚友和左邻右舍，还有我的同学都不赞成我这般认命地挨打挨骂，他们都怕我会被打出内伤或被打死。  

但爸爸呢?

今年我已是六十二岁的老太婆了，在这漫长的五十年间，对爸爸的打骂，我从没挡过半次，也没躲过半次闪过半次。我决不伤害我的爸爸，因为他真的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了台湾同胞的幸福，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给牺牲了。

很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不顶撞父母，也决不做爸妈不高兴的事。我每天不离开父母，守着他们护着他们，即使当了别人家的媳妇，也利用上班之余或假日，每天回娘家去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

记得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的教授很疼我，师母又是台北市党部副主委，他们替我安排了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教授说：“争取这职位的很多，你明天准时去报到，知道吗?”

我点点头。

可是，我还得回报爸爸妈妈才行呀!

我赶回家，好是高兴。岂奈爸爸不知去哪里了。我告诉妈妈，我先去报馆打工，下了班再回来找爸爸。

当晚，我回到家时，爸爸因为太累已经睡着了。我看爸爸睡得好甜好熟，内心好是欣慰。这段日子，爸爸为了逃债躲债，几乎不敢明目张胆地回家，再加上票据通缉，都让他睡得很不安稳。或许太久没睡好了，今天竟然能睡得这么甜，这么沉，就让老人家难得地补一补眠吧!

我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爸爸，想想他坎坎坷坷的一生，真值得吗?我不知道，救台湾为什么会是爸爸的事?又为什么会是我们家的事?

我等到第二天中午，爸爸才逐渐从昏昏沉沉中，醒了过来。当然，我报到的时间早巳过了，工作也没了。

教授很生气：“为什么不叫醒爸爸呢?”

我一脸歉疚地直掉眼泪。真的，我哪忍心叫醒爸爸呢?可怜的爸爸已经不知多久没这样睡过觉了。

如果是您呢?

 

附注一：我到今天仍然不了解为什么已经被当尸体丢弃在六张犁公墓的爸爸没有死?又为什么从来不信任何宗教的爸爸会口口声声地说观世音菩萨让他死，使他变成尸体被丢出来后，又让他活。您相信这世间真有观世音菩萨吗?爸爸说他在死牢时，天天都看到观世音菩萨。

 

慈母手中线

我知道我这绝症患者已经来日无多。可是，我实在很舍不得丢下我这五个孩子，我好牵肠挂肚。我不敢想象，当我两眼一闭，这世间会有谁肯来照顾他们? 古老有过这么一则脍炙人口的传说，在耳语间被世人不公开地一代又一代地神秘歌颂着：“儿女们如果能穿戴着亲生母亲亲手编织或缝制的衣服、围巾、帽子，其安全上的保障远较密教中最为上乘的披甲护身更为利害，不但可以有效消解各种大小灾难，如疾病、舟车之祸，水火灾等等，并且可以招来各种幸运的福报，使儿女们从此一生平稳、平顺又平安，直到子孙满堂，仍然绵延不绝，无穷无尽。”

我好盼望我能永远和儿女们生活在一起，能和儿女们日夜不分离。只要有任何机会，我一定要呵护他们，一定要庇佑他们，让他们往后一生的日子都能十分平安。所以，我告诉医生和护士，趁现在尚有一口气在，我要给我每个孩子各打一件毛线衣、围巾和帽子。他们说：“您都病到这般地步了，两手也都快完全瘫痪到报废了，真还能拿得牢毛线针?真还支撑得住吗?”

我很有自信地点点头，并请求他们破例准许我起来半躺半坐。

我每天边吊点滴边打毛线。孩子们则轮流守着我，也不停地为我捡拾一再掉落地上的毛线针，看来我的左右手似乎已逐渐不听使唤了。我一针一线耐心吃力地慢慢打。孩子们很不忍心我如此硬撑苦撑，都你一句、我一句，一再求我别这样折腾自己了。我告诉孩子们：“这古老的传说是真的，它让妈妈死后还能象活着一样陪伴你们。”

我不停地赶，有时棒针，有时钩针。好几次，劳累过度了，晕倒又被救醒；也好几次，病情危急。孩子们哭呀哭地，我说：“别担心，妈妈还没把你们的毛线衣打好呢!”

今年春节，大女儿从俄国回来团圆。莫斯科已摄氏零下四十五度了。我不眠不休地匆匆赶出一条厚厚的围巾。我想，每个人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这样，我真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打出一件像样的成品来呢！

十天后，大女儿又得回学校去继续她的研究。在机场，有不少人盯着她脖子上的围巾，好是诧异。这些人议论纷纷：“这围巾怎么打得这般烂呢?而且还湿湿地。这小姐看起来手脚好好地，怎么会打到这般乱糟糟呢?毛线不是拉得太松，就是绷得太紧，突然粗，突然细，怎么会一点章法都没有呢?”

大女儿差点哭了出来。我说：“很对不起，妈让你受委屈了。告诉他们，这是妈在病危中，含着泪水，硬撑硬打出来的。但妈已尽力了！”我不禁哭了出来。

大女儿赶忙过来紧紧搂着我，哽哽咽咽，也泣不成声。

 

真正的绝症

一个人如果真正想活，即使得了绝症，也不会死。

一个人如果真不想活，即使轻微到只是被蚊叮虫咬，也一定会死。

所以，当一个人真不想活时，他所得的，才会是真正的绝症。

我大学时，有位同学被计程车司机载到偏僻地方强暴了。她很伤心，一直想自杀。后来大家说好说歹不断规劝、安慰，她终于想通了。

但从此她可真的生不如死。因为每个人都很关心她，都很爱她，只要一见到她要出门或要到哪里去，都争先恐后地提醒她：“小心唷!可别再被坏人强暴了!”

你一句我一句，人人为她好。然而，每天不停地在耳际响起的是永无休止的“强暴”再“强暴”，对她内心的痛一挖再挖，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一肚子的创伤才能抚平康复。这种二度、三度，甚至无穷无尽的一度又一度的伤害，使她永远活在被强暴的悲惨记忆里，无法过一天正常人的正常生活。结果，她受不了大家的“爱”，为求解脱，她自杀死了。

另外还有一位同学，在罗斯福路等公车时，被超速的重型车辆辗断双脚。她被急救后，人是清醒了，但好好的“玉腿”却被截肢了。她很痛苦，很自怨自艾，她已经没有求生的勇气了。还好，一些好友不停地规劝、安慰，终于她想开了，很认命地装了义肢回到学校上课。

每天好多人关心她，爱她，照顾她。只要她稍稍一动，便有不少同学跑过来，“你是截肢的人，要小心，别摔倒唷!”

她想到操场走走，又有一大堆人来看着她，提醒她，“你是截肢的人，怎能去操场呢?还是待在教室里比较安全吧!”

每天你一句，我一句，几乎所有爱她的人都不放心她这截肢的人，怕她跌伤，怕她又摔断了脚。但有谁了解，这截肢的人整天在二度伤害、三度伤害……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截肢”再“截肢”。一再地被提醒她那有如利刃穿心般的痛，一再地被挖疮疤，她永远不能跟正常人一样地过正常生活，也永远活在别人对残障者的怜悯与施舍中。她真的比当年截肢的痛苦还百倍痛苦，当年截肢才仅仅不到四个小时而已，但如今却得天天被“截肢”，时时被“截肢”，甚至所有爱她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动不动就“截她的肢”。

终于，她活不下去也自杀了。但了解她内心世界的人都为她高兴，因为她从此不用再被分分秒秒地“截肢”再“截肢”了。

车祸没有杀了她，医院的截肢也没有杀了她。然而，这些爱她的人，却很残忍地把她“截肢”再“截肢”，直到她活不下去、直到她死了，才肯放过她。

任何绝症都不会是致命的绝症。只有对绝症患者的“特别关爱”——所加给绝症患者的一度又一度的无心伤害，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也才是真正的“绝症”。

现在，说说我自己吧!

我承认，我所罹患的严重贫血症的确非常严重，我时时晕倒，时时休克。

但我真有必要每分每秒都生活在严重贫血症的阴影里吗?我真不能把严重贫血症的“沉重包袱”丢掉个几分钟、几小时或一阵子，来让自己偷偷喘口气，来像正常人一样地过正常生活吗?我真有必要每分每秒都要念念不忘我那致命的绝症，而不断地让自己过得那般恐怖紧张吗?

从我八个月大开始，我便是外婆手掌心里紧紧抓着不放的小“金丝雀”，不能有任何自由，不能飞，也不能自己走。

即使我上了小学高年级，也由家人全天候监控着。为什么不能让我学习照顾自己呢?我除了到学校上课，几乎都被关在自己的小小房间里，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玩自己的玩具，不能出外透透气，更不能出去玩。固然，外婆好担心我的生命安全，但我真有这么危险吗?

由于关闭久了，我变得很自封自闭。读到大学毕业，仍然没有跟任何同学一起玩过，也没有跟老师或同学交谈过。我几乎不知道我也会说话。当同学们在玩这玩那，说东说西时，我都只能傻傻地站在旁边，远远地呆望着。说真的，我好羡慕唷！但老师怕我出状况，外婆怕我有危险，举凡一般学生可以做的一切日常活动，我都被禁止，因为我是个严重的贫血绝症患者。

大学毕业时，我们系主任叫我去他办公室，特别告诉我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他说：“我知道你绝对不是哑巴，可是你为什么不会说话呢?你要勇敢地突破你自己，想办法让你自己开口!”我羞惭地点了点头，忍不住哭了。我想向系主任说声谢谢，可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自己颤抖不已。

“我怎么有可能会说话呢?”我想。

我每天吃药、打针，都不用说话。读书、写字、抱洋娃娃、玩小东西，也全不用说话。小房间里，像单独囚禁死刑犯的地牢，与外界完全隔绝。每天面对四片墙壁，更不用说话，因为墙壁也不会说话。

家人说：“乖乖待在房间里才不会有三长两短!”

一个人活着，就只为了不能有三长两短吗?

我升上初中，经常楞楞地凝视天空，我问自己：“每天这般单调、枯燥，又死板又公式化，可说十二万分索然无味，但我为什么要活着，值得吗?不活又会怎样?”

我问过外婆，问过妈妈，甚至也问过难得一见的爸爸，但大家都红着眼眶，满满的泪水，却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们一家大小都很在乎我，尤其是外婆和妈妈。我活着，我很痛苦，因为我每分每秒都被提醒我是严重的贫血绝症患者；而我若不活，则外婆和妈妈会因为我的死而从此生不如死，这种痛苦将比我活着所忍受的，会更加重百倍千倍。我之所以必须活着，正是为了外婆和妈妈，我宁可自己背负十字架，背到死，也不愿让我外婆和我妈妈受这种不必要的苦。他们这般疼我，我怎忍心拖他们下水，怎可恩将仇报呢?

我曾恳求我外婆和我妈妈：“请所有家人不要一天到晚把我看成严重的贫血绝症患者，也不要这样反应过度，就请放我一马，给我一点自由空间透透气。好吗?”但不管我如何哀求，我外婆和我妈妈都坚持不准。他们说这样会失去我，因此，他们决不能冒这种险。

我六十二年来，都只乖乖地听话，每天按家人所规定的模式过生活，像家里豢养的小狗狗，主人要它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准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可是我不是小狗狗，我怎能活得像一只小狗狗呢?

严重贫血绝症是块“大招牌”，每分每秒压在我头上，而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

严重的贫血绝症或许真的很严重，但真正严重的应该不是这贫血绝症，而是在这贫血绝症的招牌下，反应过度的亲人与家人剥夺了病患像正常人一样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并且每天不停地给予病患特殊的“礼遇”，使病患永远走不出贫血绝症的阴影，甚至为此而丧失求生的意义和求生的愿望。

这些年来，我的亲人和家人因为怕我死，而给予我全天候二十四小时无微不至的呵护和照顾，岂奈对我这事事听人摆布的病患而言，由于这些爱我疼我的亲人和家人，使我一直无法挣扎出严重贫血绝症的魔掌，而一再想一死了之以求解脱。说简单一点，这些怕我死的人，正有意无意地成了逼我死的“凶手”。

当一个人真正不想活的时候，他一定会死。

当一个人真正不想死的时候，他一定会活。

任何绝症都不可能死人，除非这人真不想活。所以很多人因为“爱”，而使不会死的绝症病患因为不想活而真的死了。这是真正的“绝症”，与医药完全无关。当一个绝症病患被看成“绝症病患”，而必须按绝症病患来过与正常人不一样的生活时，这人必然会因此而成为真正的“绝症病患”。

最好的治疗是让病人完全忘记他是病人，让病人活得完全跟正常人一样。

我虽然无力反抗传统的束缚，但我知道我不会死于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绝症，而会葬身在这些爱我疼我的亲人和家人分分秒秒紧抓不放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