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台湾好穷，不仅是穷，而且乱。不仅是乱，而且人人满腹幽怨，满脸悲愤，出门都带着扁钻，一言不合，扁钻相见。
那时候的台湾人，根本不理会什么道德或是秩序，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
台湾人对此习以为常，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但有个美国人到台湾，发现公交车下挤成一团，年轻的学生和成年人在车门口你拼我争。当时这美国佬就震惊了，写了篇文章，讥讽台大的学生们枉为读书人，连上公交车排队的意识都没有，太原始太粗放。
台湾报纸把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出来。
这封信，让当时台大的学生仔们，感受到了奇耻大辱，如坐针毡。于是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如何恢复名誉，重建自尊。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发起一场道德自律行动。
此后台大的学生再有事上街，上公交车时坚决不挤，而是要排队。他们希望从自己做起，拉动整个台湾的道德水平提高。
他们说：一点一滴，从我做起。
他们说：不要抱怨环境不如人意。
他们说：你就是环境，你怎么样，环境就怎么样……
一段时间过去，效果极为明显——台大的学生仔，发现他们好悲惨。如果他们排队的话，那他们就坐不上车，因为他们排队丝毫也不影响别人的不排队，最后结果是，公交车满载着争挤的人，扬长而去，扔下一排傻兮兮排队的学生仔，在冷风里瑟瑟发呆。
台大学生仔的道德自律行动，彻底失败了。
他们没能拯救了台湾的道德，相反，善良的学生仔们，发现自己都变成了伪君子。车没来时规规矩矩排队，公交车来到，就听一声呼啸，队伍立时解散，所有的学生仔都疯了一样往车门里挤，不挤就甭想上去。
报社也知趣的不再刊登批评类型的读者来信，登那玩艺儿干啥？问题又解决不了，徒然让人难堪。
就这样大家又狂挤几年，终于有一天，台湾人醒过神来了：他们遭遇到的，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
早年，台湾人之所以不排队，并非是道德水平低下。而是公共资源配比出了问题——公交车的班次太少！
公车班次太少，等一次要好久。人多车少，车来了你如果挤不上去，再等下一趟，就会耽搁自己的正事。哪怕你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
此后台湾方面有意识的增加公交车班次，结果一夜之间，台湾人的道德水平大幅飙高。横竖车上有许多空座位，下趟车几分钟就会驶到，只要不是太神经，谁也不会争先恐后。
这件事情让人们发现，当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配置出了问题，就会对民众无竭止的提出道德要求。而且这里边还有个规律：对民众道德水平要求越高，社会资源配置问题就越大。而一旦社会资源配置理顺，道德问题不再是个问题。
把社会资源配置问题，转嫁为民众的道德问题，这其实就是北岛先生的愤怒。
中国经济直线飙高三十年，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社会财富。但由于社会财富配置失衡，导致了怪事不断，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为了生存，只能做些昧良心的事。否则他难以生存。
就因为财富配置瞎胡闹，才会出现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多吃多占的问题。才会出现中国经济总量直追美国，年轻人满山满谷到处想找个工作，在职职工理应提前退休，却反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奉献的怪事。才会出现高速公路收费成瘾，甚至敢说收费亏损的怪事。
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道德高地就会隆起。
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人类毕竟是经济人，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
社会道德的水平，跟其社会的需求成反比。具体说来就是，越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希望道德来救场时，就越是道德每况愈下，甚至跌破底线。仅仅是因为这期间恰恰是经济资源配置出了问题，不解决问题而求之于道德，无异于钻冰取火缘木求鱼。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人只要有基本的道德意识，不打架不骂人不咬狗不抢猫粮吃，就活得很幸福了。相反，在一个经济配置失衡而导致人心失衡的社会里，纵然是你对老百姓提出再多的道德要求，也是糊弄不过去的。除了造就一群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