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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我但尽心成功不必在我--南怀瑾

时间:2007-01-08  来源:  作者:

太湖大学堂的餐厅,有个很大的露台,在露台上可以看到旁边舒展的草坪,与草坪尽头若隐若现的太湖景色。

ELIAS的成员虽然活动项目很繁忙,却也喜欢在忙里偷闲跑到这里来喝咖啡。先生看上去也颇喜欢这个地方,后面有不少堂课,他都坐在餐厅的圆桌旁边,和大家一边喝茶一边漫谈。

这次他讲的是人生的目的。先生点起一支烟,回忆起一段往事。

“抗战时期,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来找我,让我给他的学生讲一堂课。上课之前,我问学生,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一位学生举手问道,什么是人生的目的?”

“几十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回答,我说,首先,你这个题目出得很好。其次,这个题目其实不是一个题目。最后,你的题目又非常合逻辑。 ”

为什么这个题目出得不是一个题目?先生说:“有谁光着屁股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就说,我生来就是为了来干什么什么的吗?所以关于人生的目的,有许多理论,可那些理论全都靠不住。”

先生甚至用孙中山先生举了例子,“孙中山先生提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可哪个孩子光着屁股生出来的时候就会说:我为服务而生?他这个是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以逻辑本身来讲,不合逻辑。”

那为什么最后又说题目非常合逻辑呢?先生说,“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答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人生。但是仅仅这样回答我们不甘愿,仍希望有个目的。于是就有了两个问题。”

首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生+命,所有外在的生物叫做‘生’,也就是佛学里的‘众生’。而有思想、有灵魂的叫做‘命’。”先生说,“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生命是个二元论的组合。生命实际上是一元论的,生命背后的能量虽分阴阳,其实是统一的。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心物一元论’。”

其次,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中国有句老话叫,生有轻如鸿毛,死有重如泰山。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周边的许多国家,所以我们与我们的周边国家,传统教育都重‘忠’‘孝’,知识分子都重视‘节操’。轻视生死,同时重视生死。”先生说。

“可是这些教育到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教育,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过程。现在的教育注重实用主义,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抛在一旁。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生命的问题分两个层次,先是生存问题,接下去才是生活问题。可是在现在的背景下,人们做的种种一切都是为了生活,而忘记了生存。可以这么说,现在全世界人民没有思想没有文化,一片空白,忘记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这样下去后果很严重。”

东方的固有文化被推翻了,西方的固有文化也被推翻了,现在我们只为“生活”而努力,忘记了“生存”,忘记了社会生存的深层问题,更忘记了生命的意义。如何重建这些被推翻了的文化传统?相当困难。先生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钱财能买得到的。

知识分子要做什么?知识分子要做出事业来。先生说:“中国文化对‘事业’的定义很艰深,《易经》有云,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像现在随便开个公司赚点钱,那只能算作职业。真正的事业,是为‘天下之民’的利益干的,否则都是职业而已,哪怕皇帝,也只是一个职业,职业为的永远只是生活,不是生存。因此我们为何要修炼?为何要反思?我们就是要追求并非只为了生活,而要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东西。”

先生抽完一支烟,烟雾与他的语句一起在整个餐厅里飘动。

太湖大学堂确实非常漂亮,每幢楼都精巧别致,各有洞天。楼与楼之间以长长的回廊连接,即使下雨天,穿行在两幢楼之间,不会被淋到分毫。楼宇西侧是一块大草坪,草坪修成一个大大的太极图,草坪四周杂以各种灌木和乔木,在秋季的湖风吹拂下,落英缤纷。

大学堂修建了六年,尚未竣工,先生说,学堂修来不易啊,当初他修金温铁路,也只用了六年。

二十多年前,政府想与先生合作修筑金温铁路,从金华通到先生的故乡温州。先生接受这一提议,但是他提出四点要求,修筑这条铁路,要用“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国文化的精神”。

“首先我要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把这条铁路变成公司。可在当时,铁路全都是国有制,没有铁路公司化的先例,”先生说,“但是我的愿望却是把满清以后的所有铁路都变成公司化。”他的想法是,为侨商回国投资,铺开更宽阔的道路。

“其次我想把这条铁路分成一股一股,一股十块钱,全部卖给沿路的百姓,”先生继续说,“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股份制这个概念还不深入,所以政府并不理解这样做法。其实这是取之于民、还路于民的方法。”

最终铁路修完后,先生还是把铁路所持股权全都还给了中国政府,只是收回了最初的投资本钱。投入多少收回多少,一分钱都没有赚,利息也没有算。“我修铁路就是想为家乡的老百姓做些事情,完全没有私心。今天我在这里要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天下为公’,真正一点私心都没有,那谁也拿你没有办法。”先生说。

百姓仍旧是真正的受益者,先生说,“这条铁路一共挖了人家的坟墓一万六千多座,没有一个老百姓反对过。这个道理是什么?老百姓的愿望,愿望这个国家发展。这就看到老百姓的心愿。”

最后一天的讲座,先生仍旧坐在餐厅里,四天的时间很长也很短,先生用一句成语送别所有的ELIAS成员:临别依依。

在最后一堂课上,先生总结了这四天讲的人类社会面临诸般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十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工业的第一次第二次革命,到现在第三次的精密工业革命所发生的。”

“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科技文明精密的发达,使人类倾向于唯物的享受了。所以科技文明精密的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今天,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方便,但科学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甚至可以说给人类带来更多更新的烦恼。”

先生回顾中国四千年多的文化传承,试图从历史上找到和现时代问题相似点:“以中国历史来讲,中国文化四千多年,我们用的历史是以黄帝纪元开始,现在是四千七百多年了。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成就是以天文、数学为主,所以真正要研究人类科学史,数学的历史或者天文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当中,数学、天文,应该是人类历史先进的第一页。而且把非常复杂的天文数字,非常复杂的数学原理变成几个字,譬如我们今天讲的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以天干地支搭配,描述地球运行的规律,没有数字,也没有复杂的理论,却非常合乎科学。不过现在这些东西却用作给人算命、看相、看风水,变成迷信的东西了。”

“到了两三千年前,中国的文化由表及里,由科技发展到人文,所以产生诸子百家之学。当时有个学者叫做墨子。墨子主张科技的发展,他是中国社会最初的科学家、工程师,同时坚决反对战争。史书记载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哪个国家发动战争,他就跑过去阻止。”

先生指着台下的ELIAS学员们说,“所以我这一次看你们来,你们诸位好象是现代的墨子,都替人类着想,墨子累得脸都是黑的,光个脚,瘦的累的,为世界上和平到处跑。这么一个人,天下为公啊。”

墨子主张的“兼爱,非攻”,对现时代的社会和谐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同样,儒家道家的自然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意义非凡。

“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化素来是走道家、儒家的自然主义,对于奇怪的发明、一概斥以‘奇技淫巧’,不准使用。因为说物质文明越发达,人类的欲望越提高。人类对于物质的发展欲求越提高,社会越乱,精神的生活越空虚了。这是中国两三千年政治领导思想的中心。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对于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非常发达,儒释道三家归纳,儒家孔子,道家老庄,印度的释迦牟尼佛,成圣贤成仙成佛,生命的升华,往自我的精神方面走,研究个人、自我,研究生命。而在西方,其它一些宗教同样也在形成发展,和中国一样,西方这一二千年的文化也在这一方面走,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先生说。

在没有科技没有先进生产力的时代,中国一直过得很舒服。“当时中国人太舒服了,而这一时代欧洲很贫穷,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通过骗中国,抢印度,才渐渐富强起来,”先生说,“我这样说没有贬低欧洲的意思,只是说,本来一个民族,在没有什么科技的时代活得很舒服,但是西方文明一来,全都变了。”

“但是,中国从西方科技的发展中也受益了很多,虽然中国现代科技一度落后,但却可以迎头赶上。但是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到底带来了什么?还是大问题。科技是没有感情的,而支配人的动力却几乎全是感情,大家常常说的理性,其实基本还是为情绪服务。而感情、情绪是需要哲学、宗教、文艺来修养的,不是靠科技。现在科学科技领导一切,傲视一切,世界也越来越乱,越来越痛苦。其实,基础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与哲学、宗教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一个,都是宇宙与生命的究竟。哲学从宗教派生出来,科学从哲学派生出来,其实,宗教、哲学、科学本来三位一体,现在只有重归三位一体,才有希望。”先生没有再讲下去,也许该再回味一次中国坚持“兼爱,非攻,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科学家墨子吧。

离别之后,交换而来的是收获,与收获之后的加倍努力。许多ELIAS学员说,在这几天,不光是思想,发生改变的,甚至是自己的整个世界观。但是正如先生所说,整个世界的诸般问题,并不是这三五天便能解决的。以后的努力将更为漫长。

“以后的发展如何不可知,我不知道,带这些人来的彼得·圣吉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怀着理想而来,他们并没有经费,完全是自己出钱来到这里。所以我非常乐意接待他们,治道的方针,非一言所能尽,能做的唯有尽力所能及之力罢了。”

在最后一节课后,先生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