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贾题韬老师是曾与袁焕仙祖师一起创建维摩精舍的佛教界大德！作者冯学成先生通过记叙贾老身边的一些事，让我们得以了解贾老及当年维摩精舍的一些人和事，本文实属一篇珍贵的资料．
贾老身边的一些事——纪念贾题韬老师诞辰100周年
冯学成先生/文
本月十五日，是贾老诞辰百年纪念之日，作为贾老的学生，我早就准备了一些纪念的材料，放在这里与大家共享。
1974年，苏应国兄带我到四道街去拜谒贾老，他妹妹是贾老三女儿贾蓉的同学，两家来往亲密无碍。当时贾老是“管制份子”，尽管景仰多年，没有特殊关系引见贾老是不会接受的。见面时贾老豁达风趣，完全没有“管制份子”的那种拘束，从佛教到易经侃侃而谈。但终因他老那浓厚的山西口音使我听得很费力，大多内容也听不明自，坐了两个小时后便告辞而别了。不久我因“反革命”罪被判了十年，坐了八年牢后方平反回家，那时已三十二岁了。
1983年元旦，我从新都桥回到成都后，很快就恢复了与本光法师、海灯法师的联系，二位老人见我平安归来很是欣慰。杜大威兄是我的密友，见我归来，便立即带我去拜见李绪恢老师。
李绪恢老师是袁翁焕仙老人的高弟，也是维摩精舍的重要成员。恢老在民国时四川省府“县训”考试名列第二，（出家前隆莲法师高居榜首）是川内有名的才子，当过遂宁县长，省府、市府的高管，《维摩精舍丛书》的“都序”就是出自恢老的手笔。据成都维摩精舍的好几位老人讲，《维摩精舍丛书》编好后，原准备请本光法师写序，这是因为当年成都讲经，本光法师名居第一，他又是太虚大师座下的，由他写序，可以沟通袁翁和大师的关系。但本光法师气盛口辣，一般门人不敢去请，于是恢老自荐撰写 “都序”。“都序”成稿后呈与袁翁，袁翁阅后大喜，说：“袁某门下有弟子如此，何须再求他人！”恢老闻赞，亦津津然自以为是。袁翁不悦，易其名为伍心言撰。恢老本有君子之风，得此教训，以后更是惟恭惟谨了。
大威兄带我去见恢老，恢老询问了我的学修状况，说：“我不足与你为师，你一定得去见贾老，贾老是当今佛教的明灯，其见地、修为、学问都是今年第一，无人能过。我多年来都是以师礼事之的，他当年与袁老师一起创办维摩精舍，本身就是我的老师。”说实话，我自见恢老，便极感亲切。恢老热忱无私，既有长者之风，又极有童心。当年我在高原劳改队里落下了一些病，恢老医术高明——多年来一直是以私下处方为生，“伪政府”的官员，能保一条命已经阿弥陀佛了——总是一二方即愈。所以尽管恢老谦虚，要我去拜贾老，我还是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草成拜师之礼。恢老说：“若说明心见性，贾老比我们都悟得深，见得透，他是大菩萨，宗通说通都远比他人高明，你也不小了，希望尽快开眼，接佛之心灯，续佛之慧命。”
贾老还是住在四道街的小院内，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后，贾老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也是四川省佛协的副秘书长，比恢老的日子好过多了。恢老给贾老顶礼，口称“贾老师”。贾老急忙制止，说：“李老师，你比我还大一岁，是我的兄长，我怎敢受你的礼，以后千万不要搞这些，都什么年代了！”恢老说：“贾老师你别客气，我这不是私礼，而是为法而拜。当年你和袁老师创建维摩精舍，为佛法留下这点血脉，当受这一拜。” 贾老说：“维摩精舍的创建我虽尽了一点力，但后来的活动我都没有参与，何功之有？” 恢老说：“以前是靠袁老师，以后则要仰仗贾老师了。冯学成这后生根基不错，已在本光法师那里学了十多年，望贾老师栽培栽培！”
贾老早忘了我八年前曾来过，说：“你在本光那儿学了十多年了，好，我就勘验勘验，看你这十多年学了些什么？” 贾老话锋一转，又紧又狠地说：“别的都不问了，你说说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当时我也胆大，对贾老说：“好，贾老师你仔细听！”然后就不说了。贾老望着我，问：“怎么不说了？”我说：“我早说完了！”贾老把腿一拍，说：“青年人，不错，有来历！不管你这是撞上的还是碰巧了，总之今天的因缘很殊胜！”恢老于是要求贾老收我这个徒弟，我正欲礼拜，贾老师说：“我不收徒弟，但有那么一天你真的破参了，再行拜师之礼不迟。”虽这样说，贾老还是接受了我这一名学生，在以后的十来年中，我可以无碍地出入贾府请益，不得不感谢恢老的引荐。
恢老对禅宗有一股难以遏制的热情，其中袁翁对他的期望与嘱托不无关系。在《维摩精舍丛书》的“示李县长绪恢”文中，袁翁写道：“生丁年植学，扇誉时伦。出宰名邦，希踪明牧。讵曰敷政寇袁？实亦载道游夏。”又说：“从老汉游、运老汉心、毕老汉志而如老汉愿者，舍生谁属？”从中可见其中的关系。故改革开放以来，恢老常游说贾老出山讲学，而贾老在文殊院长达两三年的讲座，人气之盛，也与恢老的谋筹有关。在恢老的组织下，维摩精舍在成都的一批故老几乎悉数而至，其中有杨老光岱，邓老岳高，李老自申，傅老渊希，刘老志坚，徐剑秋的夫人等。（吕寒潭虽尚在世，但己瘫卧在床，绪老曾带我去看他。吕虽为民国县长，但是地下共产党，解放后任成都自来水厂厂长。（））通宽法师远在法国，其女弟子方某甚有见地，在文革中亦敢领众授徒，见贾老开席，也带了一大群居士来听。当然后来还有南老的徒孙——南老在成都的私人代表秦敏初夫妇。我也去邀请了一些成都大专院校的教授们和本光法师门下的师兄们来听，一时间，文殊院内的禅宗氛围高涨，本光法师也大加赞叹。
贾老在文殊院省佛协会议室内专讲《坛经》，端的是精彩绝伦。这是因为法席沉寂己久，确需明眼人来说法，加之贾老于禅宗浸淫数十年之久，在阶级斗争时年更是入骨入髓，何况贾老于教理通达明彻，于禅于教侃侃道来如数家珍。其书早出，且为冯某所整理，但比之现场听闻，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杨老光岱先生是袁翁在灵岩打七时的“一棒三大士”之一，仅居南老和通宽法师之后，《维摩精舍丛书》的“示杨生光岱”中说：“生丁年闻至道，而把得定、行得胜，及门诸子莫不下之。乃偕通宽掩关中江，成人成己，以视乎朝闻艺而夕津津者，涂云汉也。”袁翁对杨老的人品和其在门下的地位已作了评价。杨老在居士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这是因为他见地精纯，从不拖泥带水。最初在恢老家中见到他是尚未留意，而是一再向李自申、邓岳高二老请教。这二老一再推辞，说：“我们差得远，有光岱师兄在此，哪有我俩的份！”杨老对我也不客气，常细加指导。一次对我说：“学成，你很有文化，你说说，学禅的都认为这个禅字了不起，但这个禅字最初出于何处？”我想了想一说：“不是出于史记的封禅书，就出于庄子禅代之说。”杨老听了呵呵大笑，惊出我一身冷汗，于是服膺其接机之妙，出手之准。
杨老对贾老是感恩的，他对我说：“我在佛法上拜了两位老师，先是你袁师公，后来是贾老师。我见袁师公是贾老介绍的，南大师兄见袁师公也是贾老师介绍的，南大师兄决意到峨嵋山出家，最初也只向贾老一人通报，贾老对我们有恩啊！”后来我还了解到，杨老喜国画，欲拜董寿平为师（董是中国画大师，界内誉之为“董黄山。”他与贾老是老乡加同学，关系特好，抗战时居成都。）还是贾老为之牵线，使杨老得于董老门下习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杨老还带上贾老的书信到北京去看望董老。杨老是农民出身，文化素养偏弱，贾老赞其见地而虑其疏于经教，故常以经教提示。(待续)
贾老在国内佛教界的威望是崇高的，其学识、见地、人品皆足以服人。1986年在中国佛学院讲“论开悟”，引起教内震动，从而在国内激发了禅宗学修热潮，并为诸山大德所礼敬。四川的且不说，南普陀的妙湛老和尚也请贾老到闽南佛学院开讲，赵朴老曾单独会见贾老，并极为钦佩，嘱应录像录音，把珍贵的授课资料保存下来，并愿出资玉成此事。我初到广东云门寺，与佛源老和尚谈到贾老，佛老说：“在北京开会时见过贾居士，虽未谈过话，但他的书我仔细看过，就是你整理的嘛！在现在敢提倡禅宗，敢提倡开悟，了不起的啊！就可惜走早了，不然我也会请贾先生来云门演禅！”净慧老和尚当年主持《法音》，与贾老有多次书信往来，对贾老极为尊敬。慧老对我总是客气，我知道我这是沾了贾老、佛老的光。
当时成都佛界以贾老为泰山北斗，包括维摩精舍内的诸多老人，对贾老均极为服膺。贾老讲课时经常留下一些时间让大家发表各自的见地，恢老、杨老亦常有高论，而李自申、邓岳高、刘志坚诸老，则多诺诺而已。当时还有一位老人叫徐伯威，是军统成都站少将站长，特赦后也参与其中，他的发言，除了赞叹外就是民国间的诸多秩事了。
与本光法师精于世法相比，贾老在世间法上则直朴得多，说活率直而不太考虑周边的情景。四川省佛教协会开会时，与会者如隆莲、宽霖、遍能、清定等皆为国内佛界大老，贾老总是率先侃侃而谈，毫无忌讳。如说隆莲法师：“莲师，你可是朴老所赞的天下第一比丘尼了，论修行、学问谁人能及？如今八十多了，到佛协开会见了老少的大僧还要去顶礼，虽戒法如是，我看对莲师是否可以免了呢？”贾老入川时曾礼能海大师为师，法号定密，与隆莲、清定二师实为同门。与宽霖老相交亦厚，与遍能老则相对生疏一些——遍老多居乌尤、峨嵋，到成都相对少一些，故与贾老交往亦少一些。隆莲、遍能二老皆乐山人氏，且为儒学通人，其诗书皆为世人所贵。相比之下，贾老的确少了一些这份儒雅，而多了晋人的武勇与直朴。当然这只是相对于莲、能二老而言，在大多人的心目中，贾老的大儒大雅也是非常人所能及的。
1988年，贾老见成都禅宗的学修氛围渐浓，提议办一个“四川禅学研究会”，参与筹办的自然有维摩精舍的诸位老人，还有四川大学的陈兵，四川社科院的谭继和，四川教育学院的龙晦，还有省市党校的一些教授。当时李自申、邓岳高提议恢复维摩精舍——他们已经与南老联系上了，贾老不太同意,说：“如今是什么时代了？维摩精舍这个牌子政府会批吗？如今一个居士林都批不下来。得好好了解政府的宗教政策，不要去谋办不了的事”李绪恢、杨光岱二老原亦欲恢复维摩精舍，见贾老说明缘由，也赞成了贾老之说。而李自申和邓岳高则保留意见。下来贾老对我还说：“干事要跟上时代，那些教授们都与维摩精舍没有关系，太宗教化会把他们吓跑了，何况南怀瑾在台湾也没有用这块牌子啊！”贾老是四川省佛协的副会长、副秘书长，其三女婿赵立民当时也在省佛协仼职，对宗教政策非常熟悉，所以贾老才有此考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老人经过了反右和文革的痛苦经历，尚心有余悸，当时虽己开放十年，却又处在大震动的非常时刻，哪有今天这么宽松？这就是今天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了。而李自申老人心中只有维摩精舍，而从不考虑其它，其对袁翁之忠可佩，但实欠圆融。日后与贾老的那些不愉快的事皆因此而起，贾老到最后也不知其中的蹊跷——他的心从未放在这个事上。而李自申老人则在这个事上纠着不放，弄出许多是非来，错失了当时成都建立禅宗道场的大好时机，这是李自申老人最终自已也莫名其妙的，业力不可思议啊！
在贾老看老，能把禅宗弘扬光大是最重要的，而用什么名号并不重要。而李自申唯有维摩精舍最重要，维摩精舍就是禅宗，就是道统，而不计其它。李绪恢、杨光岱二老心中当然也是维摩精舍第一，但同意贾老之说，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能把禅宗道场立起来是压倒一切的，故常常去李、邓二人，但多为不欢而散。
李自申老人性格刚毅直率且无畏，然其在见地上难以与贾老、杨老比肩，学问上亦不能自成体系，独挡一面。再因其一生不遇，愤闷之情难化，故气象上未能潇洒起来。可贵的是末后能安住于讲学，临终时又能安然而化去，修为终有证据，不失为美谈。
贾老有大恩于我，因为在本光法师处世缘众多，很难深入细微对学生进行指导；贾老处世缘则较纯，来参访者非禅即道，故听闻渐丰。只要问及禅宗，贾老如数家珍，使听者如痴如醉，故几年来对禅宗的感觉大非昔日可比。加之李绪恢、杨光岱二老从傍侧击，终使人能更上层楼，其中的妙处实非言语所能道。
1988年，国内掀起了“盛世修志”的热潮，省宗教局也设立了“宗教志办公室”，贾老力荐我到佛志组，参与四川省宗教志佛教篇的编修工作。参与的有佛协办公室主仼邓忠贵、赵立民、杜大威、张妙首（即后来的昌臻法师）、和我，由赵立民兄主其事。因我当时是成都人民商场的营业员，贾老嘱赵立民到人民商场为我办了借调手续，让我有时间并安心于修志的工作。
能参加四川省佛教志的编修工作，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机。首先是能得到贾老的亲自指导，何况又有了亲近宽霖、隆莲、遍能、清定这几位教界大老的机会。贾老对我们的工作时加指点，赵立民兄又找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隆莲、遍能等老辈们所撰四川佛教史志的一些文稿，我们修志当然就如虎添翼，一些稿件也受到宽霖、隆莲、遍能等老辈们的认可。
关于创建维摩精舍的公案，这里有必要说几句，因修志的需要，赵立民兄曾到四川省档案馆查阅资料，并复印了一些材料，其中有维摩精舍的申报书和民国四川民政厅的批文。这申报文书，是贾老所撰并具名，并多次亲上衙门去办理。这本无可疑之处，因为创办维摩精舍的那几位，除贾老时当壮年，其它几位都是不会跑路的老太爷、老夫子。而其批文的复印件，今年《禅》杂志第四期已录出，有雅兴者自可去看。
由于修志，我才能接触到大藏经，并在浩若烟海的藏经及其它文献中去搜寻四川佛教的材料，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面，也使自己的眼界得以提升。在四川省佛教志的编修工作中，我们收集了极多的资料，于是我建议编一部《巴蜀禅灯录》，这立即得到了贾老的支持。在编撰过程中，贾老多次审阅我们所编的目录，修改我所撰的“导言”，并为该书写序。在整个过程中，贾老对工作的细腻和严密，都以身教的方式给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我更是受益良多。
1992年，四川省佛学院开办，遍能老和尚任院长，病中的贾老又推荐我去授课。遍能老和尚是国内佛教界的名宿，幼年时曾给前清翰林赵尧老当过书僮，二十六岁就任乌尤寺方丈，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与本光法师在北京柏林佛学院是同学，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曾任汉藏教理院的教务长，在丛林内享有崇高的威望。遍老用人极严，佛学院每一位老师开讲时他都要亲自去听，不滿意的就不会聘用。但遍老对禅宗视为神明，认为明心见性是菩萨们的事，现在学佛的哪有福报和慧根去参禅，还奢谈什么开悟，故对贾老所推扬的有距离。另外遍老与本光老虽为同学，在世法上也常向本光老讨主意，但却忌惮本光老世法习染太深。我是本光老和贾老的学生，所以遍老能否用我也是心里无数。好在遍老对我所编的四川省佛教志较为认可，听我开讲的中国佛教史也尚满意，这才让我留在四川省佛学院任教，而且以后也相处甚欢，收益良多，与老宿们泡在一块，举手投足都有收益，这就看当人是否具眼了。
贾老曾对我说：“学成啊，你若能在佛学院当教务长就好了，就可以开禅宗的课了。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主干，没了这主干，那些枝叶怎能有依傍之处？遑论开花结果了！”贾老的心愿几年后在云门寺实现了，佛源老和尚把弘扬禅宗作为命根子一般，所以我到了云门寺，佛老让我讲中国禅宗史，讲禅宗典籍都一切无碍，这的确是可以告慰贾老的了。（待续）
我在广州讲起当年与贾老的那些日子，常令人感叹唏嘘，想以贾老这样的道德学问，在今天不知应有多大的供养。可当年每到文殊院去讲经，一没有小车来接，二没有人送红包，但这样说已经是亵渎贾老了。那时四道街的小院拆建，贾老全家暂住于栆子巷省政协的院内。每当讲课的那天早上，我蹬着带斗的自行车把贾老接到文殊院去。讲课一般是两三个小时，讲毕又这样把贾老送回家吃午饭。
贾老家风甚好，也极为民主，可以说是一家三制。贾老是佛教徒，贾师母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三女婿赵立民兄则是非共非教的“民主人士。”贾师母非常善良，非常慈悲，对我们的关爱比贾老还多，也经常和我拉家常，而贾老是从不与人拉家常的。贾老的二女、三女全家也与贾老住在一起，均宽厚善良（大女一家在昆明）。二女婿汪先生好像工作不顺，其女汪涛中学毕业后未考上大学，也未工作，贾师母虽关照他们，而贾老却从不去托关系。三女贾蓉是中学教师，与二姐一样对我热情客气。赵立民兄虽在佛志办公室是我的领导，但在家里却从不介入我们与贾老的接触，在自己屋里忙自己的事。其女赵宇新极有文彩，我记得她中学时的一篇作文，是赞美籐类植物“巴壁虎”的，极有意境，她从来学习极优，最得贾老喜爱。
贾老的生活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在成都生活了五十年的。贾老多次留我在家里吃饭，纯是老山西的面食，菜肴也少，还不及我这样的贫寒之家。另外，贾老的平等心也令我赞叹不已。这一点与本光老相似，这二位老者都常是宾客盈门——永远都有上门求教者，但不论富贵贫贱，也不论其文化的深浅，二老均兴致极高地与之交谈，毫无分别之心。平心而论，我至今也未做到这一点，欢喜的就多聊，不欢喜的就不多说，那个分别心老是难以挥去，故时时以二老为镜，深自反省。
李尔余老师是成都易学大师，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回成都后在省府任职，易学师从肖公远。在赵神仙门下，李尔余老师与南充师范学院名教授盛得之（不知是否记错了，海灯法师对他的易数极为推崇）、成都名士吴伟楼，当然还有贾老，都与李尔余老师是同学。李尔余老师平时自视极高，易数和紫微数均为上乘，喜道而非佛，最厌恶人谈禅宗，对“向上一着”深恶痛绝。我在入狱之前曾拜李尔余老师学易，与之曾聊到贾老，殊不知他对贾老极为忌惮，一是不敢随意登门，二是言语中极为恭敬，说“贾题韬是大罗金仙下凡，在我所见到的人物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一流。”而对本光法师则有瑜亮的情结，并不服气。而吴伟楼老人等，则更视贾老为神明，常上门请教丹道，说：“能得赵老师心法的，唯贾老师一人而已，我们的悟性都不够。”
我曾问贾老：“既然确有丹道之事，我看您似乎并未去修炼啊！”贾老说：“丹道确有其事，但还是不及禅宗明心见性痛快。宋元以来的丹道基本都走禅宗的路，不走禅宗的路，不明心性，结的丹也是愚丹、幻丹而已。我自从入了禅宗之门，便对丹道不放在心上了。”所以不少来请教丹道的，贾老虽也与之畅谈，然必归结于禅宗。
在禅宗众多的祖师中，贾老最推崇圆悟克勤和大慧宗杲二位，并嘱严永奎把《圆悟心要》和《大慧尺牍》印出来，说：“有这两部书，禅宗的能事毕矣。《五灯会元》内容太多，而如何去用功的方法路径太略，有这两部书，参禅的方法和门径都在其中了，依之去参，积以岁月，何愁大事不了。”的确，这两部书是为丛林老参、习禅士大夫们所必备之典籍，二位祖师演禅之妙密，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我也曾为《圆悟心要》作了再版的序，惜严永奎嘱而未用。当然，贾老仍视《坛经》为根本经典，对雍正皇帝的《衘选语录》不以为然，说：“你雍正当皇帝就当皇帝嘛，何必去冒充禅师，干涉丛林内事务！”对其《拣魔辯异录》深痛恶绝，认为是断了禅宗的命根：“什么‘佛法不能决，朕当以国法决之。’真是荒唐透顶，这样介入密云与汉月之诤，使中国这两百多年就失去了禅宗的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哪！”
贾老喜欢中国象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大战棋王谢侠逊更是为棋友们津津乐道，而贾老对中国象棋爱到什么程度，没有亲眼所见决不会相信。我多次到贾老家而不见其人，贾师母都说是去下棋了——成都三洞桥边的那个小茶铺兼棋园，我知道那地方，只要看见人扎堆的地方必定贾老在其中。贾老下棋的一惯风格是让挑战者一匹马，能胜他的才可以与之下平手棋，但这样的现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尽管经常是几人乃至十余围观者共战贾老一人，也从未输过一局。不论是大热天或是数九寒天，也不论是晴是雨，在那塑料棚下的棋座上，贾老总是兴趣盎然的与棋友们对局，而且常常忘记了吃饭、或者干脆不吃饭。
我父亲和叔父都是棋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曾住在提督街，就在三义庙小学——维摩精舍的隔壁。我四祖父的服装厂也在对面，食食饭店隔壁，他老人家也是棋迷，而成都市棋艺俱乐部也正好在提督街，故我一家三代都与象棋有缘，并与成都的象棋大师刘剑青、陈德元等非常熟识。我叔父与刘剑青老师长得较像，都是一表人材，俊秀斯文。他知我常到贾老那里去，就缠着我把他介绍给贾老，而且非得和贾老对局。好在他也住西门，到三洞桥很近，我就去与贾老约了。
见是我叔父，又与刘剑青交好，贾老对我叔父要客气一些——贾老平时很随意，没那么多客套的。但摆上棋盘，贾老仍要让一匹马，这可是他不易的原则，我叔父无奈，只得遵从。贾老思维敏捷，虽八十开外仍行棋如飞。而我叔父的棋风如刘剑青一样，每一步都要深思熟虑，慢慢吞吞，使围观者不奈其烦。几局下来，和多负少，但从未胜过，贾老还赞我叔父有静气。我叔父不服气，几个月来常缠住贾老下棋，结果都基本如是。而我父亲则反对我叔父去找贾老，他说：“贾老年纪大了，事又多，你别去耗贾老行吗？”每次我叔父兴冲冲地给我父亲讲与贾老的对局时，我父亲都会这样批评他。
贾老早年曾著有《象棋旨归》，在棋界影响很大，晚年又著《残局新论》，忙了两三年。这东西如编计算机程序一般，全是用心计算，一步棋后面跟着几十种变化，极耗心力。而除了刘剑青外，谁也帮不上手，刘剑青也只能帮着校稿而已。我见贾老那段时间辛劳过度，劝贾老说“贾老，我们不赞成你搞这部棋书，若是佛教、禅宗的，这样弄十大部都弄出来了，而棋书弄出来了又有何意义！”贾老看着我笑了，说：“学成啊，我一生别无所好，唯喜象棋，你让我完成这个心愿行吗？以后别劝我了。”真的，贾老若不是为这部棋书，就不会得病，更不会一病不起，他在1991年前身体结实轻健，这部《残局新论》耗尽了贾老的心血。尽管如此，贾老仍然无悔，书出版后还亲自签名分送大家，我们则暗暗心痛。不久，台湾有人用“蜀中客”的名盗版出了贾老的这部著作，有人建议诉诸法律，贾老淡淡一笑，说：“由他去吧，隔这么远打什么官司！”对很多是，非贾老都是以不了了之的，从不纠缠计较。
贾老有关棋的佳话甚多，他于1950年受四川军政委员会之托前往拉萨，去作西藏上层人物的工作。和平解放西藏后，仼西藏佛协的副秘书长。1956年6月，陈毅元帅代表中央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问地方干部：“听说拉萨有一位下棋的贾活佛，我想请他来下盘棋。”贾老被接到后，陈毅问了贾老的棋史，夫人张茜说：“贾先生是棋王，你就别丢丑了。”陈毅说：“象棋我是不敢下了，请问贾先生围棋如何？”贾老说：“可以陪陈元帅下一下。”结果下围棋元帅也输了，只是输得不多。陈毅很高兴，问贾老：“在政府里你评的什么级别？”贾老说：“尚未定级。”陈毅对自治区筹委的负责人说：“贾先生是人材，起码应评个十三级。”就这样，贾老就成了十三级、刚够“高级干部”的门坎。我问贾老对陈毅元帅的感觉如何？贾老说：“儒雅豁达大度！”再问其棋艺如何，贾老说：“我应是专业运动员或教练员，陈毅元帅在业余里也是高手了，若有我们这么闲，有个几年，肯定能入国手之列。”
贾师母也了不起，一次刘剑青去看贾老，贾师母问他身体怎样，他说近来忽然耳朵有点听不见。贾师母说：“我最近看见报纸上说，这症状有鼻咽癌的可能，你一定得去查查。”刘剑青半信半疑，在贾师母的催促下到医院去捡查，果然是鼻咽癌，因发现早，加之立即化疗，刘剑青老师的这病居然很快就治好了。这是细心加关爱他人的功德啊！刘剑青老师每提及此，对贾师母总是感叹再三！（待续）
很多人都想了解贾老和维摩精舍，特别是与袁翁焕仙之间的事。现在知道精舍故事的老人们除南老之外已故去殆尽，我可以说是与这些老人们接触最多的，也听闻了一些雅事和不愉快的事，在这里略作一些叙述。
贾老对袁翁是尊敬的，他多次讲过，四川对中国禅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在历史上先后出现如马祖、圭峰、德山、雪窦、圆悟等超级大师，近现代以袁焕仙为代表的居士禅也是异峰突起，并为三百年衰微的中国佛教带来了生气。贾老说：“袁先生有大英雄气，真正做到了难忍能忍，难舍能舍，其他相近身份的人谁能做到？禅宗非大舍不能大得，袁先生能大舍，故能大得，他参禅的劲头，实非他人可比啊！” 贾老对我说过：“我的佛法是唯识出身，后来不服藏密对唯识的偏见，又加强了对中观学的研究。在与密宗学人的辩论中，发现这一切都是‘见’而非‘证’，这才留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在参禅的过程中常向袁先生请教，袁先生也给我一些指导，‘开悟’的这顶帽子，还是袁先生送给我戴上的呢！”说到这里，贾老笑得很灿烂。
“不过袁先生的印证似乎还草率了一些。”贾老不无遗憾地说：“如后来对南怀瑾、杨光岱等人的印证就引起了丛林中的不满，认为是冬瓜印，而不是金刚印。好在南怀瑾争气，迷迷糊糊被印证，却能猛地转身，透出光明，光岱也是这样，这才为袁先生争了光，出了气啊！袁先生腰壮气壮，也与此有关。但那些不能如南怀瑾那样转身的则不堪了，有一位被印可，后来疯掉了，他老婆到精舍来大吵大闹，生出不少麻烦。当然，丛林里打七时，也会出这样的问题，那就得看怎么去处理了。”
我问贾老：“维摩精舍既然成立了，为什么你又退出了呢？”贾老说：“我对这事太认真了，筹办时说好要学修并重，由袁先生主法，旗帜当然由他扛，大家都尊敬袁先生，也非袁先生莫属。讲学我负责，讲教下中观唯识这一套。但袁先生对教理不太感兴趣，认为一悟便了，无须这些葛藤。真悟了当然无话可说，但中国佛教教理荒废了几百年，支那内学院、太虚大师等兴教如日中天，四川佛教界于教理底子薄，来精舍学修的虽有下层民众，但核心参与者非官即商，不加强教理的铺垫怎么行？何况袁先生自己也是精于禅而疏于教啊！南怀瑾从灵岩一下山，晚上一人到我家，说要到峨嵋山出家，也是因这个原因，他要去补佛教教理的课啊！”“打开门说，于禅，袁先生惠我不少；于教，我则为袁先生补课。不接触教理时则不说了，但禅宗是佛教内的一枝，既开维摩精舍这个店，总有遇上说教的时候，到时不能脸上无光啊！”
“精舍展开活动以来，重禅轻教，袁先生讲开示，打禅七的确精采，但于教理总是阙如，我自己不敢如是承担，加上家里这么多张口要吃饭，我在许多学校都有课，只好向袁先生告假，就离开了精舍，袁先生对此当然不太愉快。”我问：“当时那么多军政要员都参与了，为什么袁先生会弄得没米下锅呢？”贾老说：“开始时大家都比较热心，但后来就渐渐熟视无睹了。加之抗战胜利后省内国内政治上重新洗牌，利益层内是非多多，哪还有心去听袁先生说禅。后来共产党力量越来越大，四川的官宦们都忙着操办后事，谁还有能力、有雅兴去留意精舍呢！共产党进成都，袁先生自己就把这牌子给取回家了。”
在谈到袁先生参虚云老和尚时，贾老说：“当时袁先生从重庆写信回来，谈参虚云老和尚的经过，成都好几位老居士都在场，大愚和尚也在场。大愚说：‘袁先生的问话极妙，虚老答得也好，唯惜下手软了一点。’有的说，‘悟后修与不修这个问题不好答，修也有理，不修也有理。’总之七嘴八舌议论不休。”我说：“真如佛性是体，无所谓修与不修，生佛平等。但面对事相，面对七识污染，就不能不说修了，要分清楚修的对象是什么，不修的对象又是什么才行。圭峰大师提出化仪顿和逐机顿的差别，认为化仪顿唯佛能，故一悟便了。而其余的全是逐机顿，那就悟后必修。”贾老对我的说法大加赞扬，说：“你说得不错，于经教有据，日后可以写点这方面的文章出来。不过这个话题很敏感，若非修行有证，又有功德于世，说了别人也听不进去，反而会徒增是非。”
当然，对悟后修与不修，只有开悟后的人才有发言权，唐末三圣参雪峰的公案可以提一提：三圣问雪峰：“透网金鳞，以何为食？”峰云：“待汝透网后，再向汝道。”三圣云：“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在这公案里，能看到消息么？
贾老是学者型，思考型的人物，尽管抗战初期是以“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的身份在成都养病。有人说贾老是阎锡山派驻成都的代表，这很不靠谱，因为贾老并末在山西官方那里领取薪水，而养家的手段却是在多所学校任教。与袁翁所交多为省内军政要员不同——袁翁原是从中出来的，贾老所交往的多为宗教界和学界人士。因一度学修丹道，贾老与青城山、青羊宫道士们的关系也不错，董寿平抗战时在成都，贾老多次陪他上青城山，董在青城山留下不少墨宝，惜无缘能见，但都江堰兰桥上至今仍有董老所绘的壁画。
恩威集团老总薛永新好道，贫寒时也是贾家常客，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贾蓉结婚时的家俱还是薛大老板当木匠时为之精心制做的呢！薛永新的師父、著名的李真果道长，在文革中被有关部门追捕——顽固搞封建迷信嘛！他到贾老家里避难，但贾老也自身难保，于是把李道爷送到青城山，融入道士群中方躲过一难。贾老家中常有道士或学道的来请教，贾老从不介绍，我也不去打听，所以至今不知他们的名号。当然，只有在赵升桥仙翁那里，贾老是登门求教的，赵仙师于1948年羽化后，贾老便成了成都学丹道的领军人物了。
李尔余老师给我讲过，有一次他陪侍赵仙翁到牛次封居士家里去——牛次封也是成都居士界的领袖之一。牛老当时把督嘠活佛迎在家里供养，专辟一净室供活佛起居与打坐。走到那净室门边，赵仙翁撩开门帘，用食指轻轻一弹，只见那打坐的活佛猛地抬头，迅速抓了把案上的香灰洒过去。赵仙翁放下帘子，对李尔余老师说：“走，这个喇嘛有点功夫，别去招惹他。”李老师平生憎僧，若非实有其事，决不会说出抬高僧的故事来。
贾老说，赵仙翁可以食斗米全羊，食量之大令人吃惊，也可以一两月不吃不喝，却轻健如常。贾老还说，如赵仙翁这样丹道已成之人，身上布有一层纯阳罡气，有一寸多厚，寒暑难以穿透，连蚊子都上不了身，所以寒不加衣，暑不执扇。贾老还说，赵仙翁话语不多，眼神茫然若无。非向他请教决不开口，而所答的问题又丝丝入扣。奇就奇在赵仙翁没文化，也不看道书，但却会因修习者的修为火候作出恰到好处的点拨，其语与丹经如出一辙。贾老还说，赵仙翁羽化前很是康健的，没有一点衰相。临行前对几位弟子说，我要走了，以后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看见会难受。葬后一年，有好事者欲窥其奥，私发其墓，里面却没有骨骸，仅一常穿之旧衣及草鞋而已。这使弟子们倍受鼓舞，坚信仙翁羽化成功。
1974年，李尔余、吴伟楼、还有一位精于金文甲骨的老者在望江楼聚会，是纪念赵仙翁的诞辰，李老师也叫上了我。一杯清茶，一点酒菜，在赵仙翁像前拜祭之后，老人们大谈仙翁逸事，种种不可思议，听得我心痒痒的。但心里也怀疑，因这几位老者都是老实的文化人，并没有神仙家们的那种“道气”，更没有我心目中的那种“仙气”，赵仙翁既如此了得，为何其弟子竞如此落魄不堪——在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中，这样的老文化人真是可怜之极，但他们内心却很是充实和自傲，君子素位的理念早已是入骨入髓了，哪怕明天的稀粥在哪里都无所谓。
我曾问贾老：“赵仙翁最看重您，他又是羽化了的，这些年给你老传过消息没有？都说他入了仙册，上了昆仑，又会在什么时候来接您呢？”贾老说：“这些都是得有证据的，也是得有缘分的，只要有缘，自会有那么一天。但这个因缘，非得是内丹成熟之时，如同生育一样，老师来给你当接生婆。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是师生重逢之日啊！”贾老病重之时，我也常祈祷赵仙翁鹤驾光临，好解除贾老之疾，但心里也明白神仙荒缈之事，难有所验，在那个时代，我的确是见了好几位极品道家高人的，但都敌不过无产阶级专政啊！
1984年，李绪恢老师还带我去拜见袁太师母，那是一个晚上，我是骑着自行车搭着恢老去的。恢老很瘦弱，仙风道骨不过八十来斤，坐在后面若无其人。到了东珠寺街的一小院，我随恢老进去，在一间小室外敲了敲门，恢老恭敬地禀告：“师母，我是绪恢，来看师母。”门开了，里面只亮着一盏15瓦的灯，很是昏暗。太师母如恢老一样，纤小瘦弱，一看就是营养不良，身体有病。恢老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说：“给师母顶礼！”我也跟着拜了下去。太师母说：“你也是望八的人了，还讲这些礼数干吗！快起来坐。”恢老起来坐下，把我介绍给太师母，说：“他叫冯学成，这个年青人很有心，一定要来拜见师母。”说毕，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送上去，说“这是给师母的供养。”
太师母眼中含着眼泪，说：“绪恢啊，这么多年来，亏你还记得我，经常还给我送点米钱来，你多年也是没有工作，有一大家人，生活也艰难啊。”恢老说：“先生走了以后，我们作为弟子的理应照顾师母，只是大家都散在各处，命运都差，没把师母照顾好，真是愧对先生了。我儿女们都有工作了，媳妇现在做小生意，日子比从前好过多了。”恢老的信封里装二十元，这是他看二十位病人的收入，我刚去人民商场当搬运工，一月工资才十八块五毛，每天加五毛的劳工费，也就是二十多点啊！而恢老在袁翁辞世后一直暗地供养太师母，李师母不知道，维摩精舍的其它各位也不知道。那时极左余风尚存，老人们是被多年“管制”怕了的，恢老不敢久呆，带着我叩了头就告辞出去了。
出门后我猛地想起，当年本光老就住在对面院里，最近才被学生接到南门的恒侯巷家里供养。过了几天，我把去见袁太师母的事向本老讲了，本老不无叽讽的说：“那院子里还住了一家人，你也应去拜啊！”我问“还住了谁呢？”本老说“吴梦麟先生一家啊，吴梦麟是袁焕仙的叩头老师，有拜师帖的。可笑啊，袁焕仙‘开悟’以后，不知与吴梦麟吵过多少次，以后见面如同路人，同院二十年如同不认识一般。”我不敢再问，回去问恢老，恢老说：“这是菩萨间的事，不须去妄加分别。”几年后我问贾老，贾老说“你明白我为什么会离开维摩精舍了吧，他俩是为悟后修与不修有分歧而搞翻脸的。袁先生是吴先生引进佛门而且印可的，说实话，若说禅宗，袁先生比吴先生透彻得多，吴先生只是一位本分的学者，尽管后来好禅，却只是学者禅，不是真参实悟类的。袁先生是豪杰型的，敢破敢立，哪怕是师生之间。只不过没有必要多年互不搭理，意气难化啊——你说这里是应修还是不修？我也是在这上面不敢苟同而避之的啊！”原本欲为尊者讳而避谈这些事，但近来有一些年轻人不明其中的因缘，对贾老总有微词，我只好道出其中的缘由。
我时常想起袁太师母孤苦无助的情境，想着恢老、岱老、申老等在阶级斗争年代那可怜的日子，当然他们也因其学养而自有其乐处。但更佩服本老、贾老那乐观向上和战斗的精神，知时、知机，能转逆成顺，化一切境为菩提的博大崇高境界，这就是一般善知识们所不及的了。后来我也斗胆问袁淑平老师，袁淑平老师说：“我也常去看二妈，不过我也困难，我儿子他爹过世早，孤儿寡母的，我也难啊！”是啊，当时谁不难呢？想当初我父母那点微薄的收入，还要支撑落难的姑母、姨母两大家人，弄得我母亲和祖母间常常发生不快，这又能怨谁呢？
在维摩精舍中还有一位老人当要介绍，他就是李更生（不是李自申）老师。李更生老师生于辛亥年，比贾老恢老少点，比岱老、申老却要大上十岁左右，比申老后一年过世（2007），活了97岁，真的是高寿了。可他在1996年还因中风而落下半身不遂之症，只能坐轮椅讲学接待学人，但却精神抖擞且辩才无碍，记忆惊人，不得不令人叹服。
生老到维摩精舍时仅是一名印刷厂的排版工人，与岱老一样是精舍中少有的劳苦民众。生老说“我在袁先生那里仅是端茶倒水做卫生，先生接客、讲开示时就在一旁偷听。先生是吃了早饭就坐黄包车来了，不过因无钱也经常步行，有贵客预约时才坐黄包车。来后就泡上一杯茶，把叶子烟点上，或默坐，或翻一翻书。有客人时就聊上几句，无客人时吃了午饭就回家了。”“我与南怀瑾、徐剑秋、李绪恢、吕寒潭他们都熟，但很少交谈，他们是当官的，我是工人嘛！”生老在提到南老时总是以“南怀瑾”或“通禅”称之，不似申老爱以“大师兄”或“南大师兄”的称谓，显得从容自在且恢谐。
“那时有不少候缺的爱到先生这来，因为这里离省府大礼堂很近，什么王陵基、王赞绪等省政府要员偶尔也会到先生这里来聊上几句，他们希望能借机攀上关系，更希望先生能向省府推荐。”说到这里，生老脸上微现不屑之色。我说：“这也是为生计谋，现在则更甚于当年了。”生老说：“不说这个了，总之袁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吃了上顿没下顿了，他老也从不去操心。有好几次揭不开锅了，毕竟每天中午都有好几张嘴要吃饭啊，我只好到隔壁邻居去借米，掏几文钱去买点小菜凑合。开的是天王殿，却连土地庙的香火都不如。”生老调侃起来蛮是风趣。
谈到贾老时，生老说：“四道街那里解放前后我都常去，贾老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有问必答，来往的三教九流都有。解放前贾老不过三十多岁，精力过人，虽白天在学校授课，晚上仍谈风很浓，毫无倦意。解放后进西藏，1963年被发配回成都管制，在街道上劳动改造，我几次见他在拉车，还去帮着拉，边拉边聊。贾老不像那些被管制的那样胆小，当然我是工人阶级，心里也不怕。”
生老在1952年到四川甘孜州当医生，“康巴事件”时随军作医务，被流弹击伤了大腿，故因残回到成都，在神仙树奶牛场工作。生老在甘孜州时常与一些活佛喇嘛交往，并学习藏传佛教，是“显藏圆通”的人物。偏又生性好学，老而不倦，七八十岁了还经常到藏传大藏经校勘局，向土登尼玛活佛请教大圆满，而土登尼玛可是藏族中大学士类的顶级文化人物，。
王绍藩到成都时曾去拜望生老，一番交谈后生老对王绍藩大加呵斥，又说：“我也不想说你了，你回去转告你老师，说李老头要他提防顶堕！”敢向南老提这样的警示，生老可是唯一的了。
生老对修行极有感觉，曾对我说：“冯老师（生申二老总是客气地这样叫我，与恢老和岱老有别），对修行有时要用养字诀，好多事是急不得的，有些关口用心用力是过不了的，但养到后来，不知不觉就过关了。马祖说长养圣胎，任运过时，决非虚语。对此你要留心啊！”听了这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在后来的日子中大感受用，这可是其他老辈们从未言及的啊！本光老当年虽常说“学以致用，学以变化气质，学所以学养也。”但当时年轻，见识经验都浅，直到五十后经生老言及，方知其中的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