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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摩精舍:以佛为主融通三教

时间:2017-02-11  来源:佛学研究  作者:吴华

摘要:民国时期,袁焕仙与贾题韬等成立“维摩精舍”,其成员多为当时四川官绅、文士,以实践、研究禅宗为旨,可谓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禅宗居士团体。维摩精舍在弘扬居士禅学方面影响延及至今,为中国当代居士佛学开辟了一条卓异之路。以维摩精舍为代表的民国成都佛教居士弘法团体,主张以佛为主融通三教,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既是民国成都佛教的一大特色,更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由于这些特征,民国时期的成都佛教弘化已不再是传统的佛教弘化,而是应时应世发展出来的一种禅教一体、显密并重、三教混融的佛教弘化,一种旨在济世化俗、服务社会的佛教弘化。

 

作者简介:

吴华,宗教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维摩精舍

对于佛法的弘扬,向以僧宝为重,然居土护法卫教之功未可忽视。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社会动荡,体制内的僧团自救不暇,难以顾及社会各层面的学佛需求,成都维摩精舍应世而出,开创了以居士为主缔结社团融通三教弘扬禅法的历史。对维摩精舍的认识,目前主要停留在“中国居士禅学”的旗帜上,以及因南怀瑾先生而掀起的“国学热”的仰慕追溯中,其他许多方面则尚未具体展开,有待进行更为深广的研究。民国时期,太虚对于《维摩精舍丛书》未予首肯,并曾引起所谓函讨。然此并未影响其传承,反倒使其奋发向前。时至今日,维摩精舍在四川成都地区以及由南怀瑾等人所引发的传统文化热之中,已使其声名远扬,为人津津乐道。在乐道仰慕的背后,今人是否真正了解维摩精舍创立的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时光,维摩精舍背后的人与事,到底是伴随老一辈的故去而埋于青山故土之中,还是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作出正面的回应?教界、学界应该如何认识维摩精舍,并作出客观、平实、公正的评价呢?

 

蜀道居士曾寻找到维摩精舍的筹办档案,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读。惜其所据档案不全,未能真正揭示维摩精舍成立的前后经过,没有展示在特定时期创立精舍筹备人员的艰辛努力。有鉴于此,笔者不才,通过搜寻查阅四川省档案馆与成都市档案馆的相关材料,检索各类文献,结合民国期刊等途径,终于梳理出较为全面的成立过程,希望对于今人了解维摩精舍的背景有所助益。

 

 

1943年5月24日,由傅真吾等人报成都市政府《呈为发起组织维摩精舍请准筹备由》,其文如下:

 

呈为促进文化,昌明佛学,发起组织维摩精舍,请准筹备,以重国本事。窃以佛学为东方重要文化之一,而声教所被,尤以吾国民族精神受其陶育者至深。抗战建国,百年大计,欲树立复兴不拔之基,惟在恢宏固有文化之优点,使全民于国家发生自爱自信之热力。是则应提倡者非一,而佛学固不容忽视者也。溯自东西沟通,学术竞流,佛学团体非无兴起,然或泥于旧,或务于新,或偏于个人修养,或驰于玄虚理论,求其本末兼备,条理始终,真能发挥佛学之长而有益于民族精神建设者,则尚未之闻。

 

同人等有慨于此,因发起组织维摩精舍,期兼取新旧之长,并收知行之效。在研究方面:(一)比较中、梵、藏、巴利各系经典,以明其同异;  (二)由史地的观点考察佛学之发展,以明与各民族兴替之关系;(三)与各种宗教及哲学参伍比较,以明佛学之真值在实践方面:1、凡会员均须戒行清净,2、须切实体验使身心进于康乐,3、积极的服务社会事业,事关佛学前途,实即培养国本。伏祈准予筹备,无任翘企,待命之至,谨呈成都市政府。

 

该文详附发起人30位,分别为传真吾、朱叔痴、曾子玉、潘昌猷(傅真吾代)、萧德明、袁焕仙、刘光烈、但懋辛、李蕴鼎(袁焕仙代)、陈潜溪、黄金鳌(曾子玉代)、印维精、谢子厚(袁焕仙代)、释昌圆、王子骞、释传西(南怀瑾代)、李伯勤(廖允中代)、陈健民(傅真吾代)、傅丕承、曾仲谋、贾题韬、李子方、廖允中、吴石钧(李子方代)、许止烦(廖允中代)、曾崧生、释通宽(廖允中代)、杨鹭溪(袁焕仙代)、南怀瑾、袁王湘君。后附发起人姓名籍贯表。

 

在该表中,还附有维摩精舍通信处:“古中市(当时成都的一条街,笔者注)山西会馆贾题韬转”。

 

成都市政府收函后,于1943年6月9日封发,批示“仰侯派员视察后再夺,此批。附件存。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市长余。”从这里可以看到,余市长对维摩精舍之成立并没有立即批示,而是认为需要派遣工作人员进行视察后才能定夺。而在该档案中,有一拟办项,该处则写有“查该社发起人等多非本市市民,其设立目的亦不仅属地方范围,仰即迳向四川省政府呈请”。在这里直接将维摩精舍推向了省府申报之路。维摩精舍能否在四川省政府合法备案呢?

 

 

从笔者目前所见档案来看,时隔将近一年半之后,成都市政府将维摩精舍的成立情况呈报四川省政府社会处。其函为社一字第3082号,其文为:“查成都市维摩精舍暨西充县旅蓉同乡会,业经依法先后组织成立在案。兹据组织指导员分别呈报指导人民团体组织总报告表前来,经核,尚无不合。除提存外,理合备文连同指导人民团体组织总报告表二份共四张呈送钧府监核存转,实为公便!”也就是说成都市政府已派员视察,认为合法。工作人员详细填写了《指导人民团体组织总报告表》  (以下简称《总报告表》),提请省府监核。

 

在《总报告表》中,筹备员有傅真吾、黄肃方、释昌圆、袁焕仙、贾题韬、潘昌猷、谢子厚、刘亚修、萧德明。职员分别为理事长傅真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理事袁焕仙(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与贾题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理事分别有徐剑秋(二十九集团军秘书)、李绪恢(成都市政府民政科长)、杨戒迷(曾任师长)、吕寒潭(成都市政府社会科长)、范仲纯(省会警司专员)、萧静轩(曾任财政厅长),候补理事有伍心言(中学校校长)、甘典夔(曾任民财政厅长)、释传西(灵岩寺方丈),常务监事有潘昌猷(国民参政员),监事有释昌圆(省佛教会会长)、谢子厚(绥署顾问行政院参议),候补监事为许衡生(内井警备部内江稽查处长)。

 

蜀道居士的《成都维摩精舍筹办档案的发现与疑情》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份总报告表,他认为维摩精舍的宗旨是以大乘研修为门径,既弘扬大乘救世精神,又注重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弘扬,体现了精舍发起人的学识精微、志趣高远。该文还大致介绍了傅真吾、袁焕仙、贾题韬与潘昌猷等人的生平背景。维摩精舍当时暂设于成都市三义庙,计划述要:1、阐发经义,刊刻讲稿;2、砥砺学行,严饬戒律,期为社会担负重大责任;3、齐一意志,端正思想,发扬民族精神,增加抗建力量。成立发起人有30位,会员有73人,其中男67人,女6人。组织指导员兼监选人为杨懋仑,重要指导事项分别为:第一节指导组织筹备会;第二节指导草拟章程;第三节指导成立大会并监选人。

 

遗憾的是,看到档案进行解密的蜀道居士,没有留意到维摩精舍的档案其实不止这一份《总报告表》。他不仅错过了前面的请准筹备缘由,也漏掉了后面省政府对于市政府的批示。

 

根据这份《总报告表》,可知维摩精舍的发起筹备时间为1943年6月1日。成都市政府许可的发起组织日期为1943年6月20日,呈报章程草案的日期为1943年7月20日,筹备员推定日期为1943年10月27日,具体成立于1944年2月1日,填报日期为1944年11月1日。11月26日由成都市政府呈送四川省政府监核,四川省政府社会处12月20日交办。

 

根据完整档案所现,1945年1月29日封发的四川省政府社会处函件显示“至维摩精舍之宗旨,既系整饬戒行,发扬大乘救世精神,应加入佛教会共同研究,毋庸另组,仰即遵照。原表分别存转。兼理主席张。”由此可知,维摩精舍的成立在四川省政府社会处登记失败,训令加人佛教会共同研究。

 

这样,1943年5月24日至1944年2月1日正式成立的维摩精舍,却在1945年1月底,被四川省政府拒绝登记。从筹备到正式成立大约有七个月时间,而从成立到被省政府拒绝则大约是一年时间。也就是说,维摩精舍存在的时间实质上不足20个月。

 

 

1945年,伴随着抗战进入尾声,以及当年8月日本投降,国内的形势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转向和平发展之路。相反,从8月末到9月底,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共产党军队与日伪军之间的冲突,达到100多次。“作为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20座城镇。”与之同时的还有美国军队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北平、天津和中国北方的其他要地,并且调动了近50万的政府军抵达华北、台湾和满洲等等。通过国家层面的较量,可以发现当时的国际形势之紧张,因此维摩精舍成立之艰难在所难免。再加上国内形势逼人,到处人心惶惶,各种社会团体犹如昙花一现,未见得能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之下,袁焕仙等人能坚持讲法禅修,并将相关文稿整理成册,难能可贵。

 

 

抛开艰难形势,以及政府登记层面的社会行政干涉,就实而言,1943年以后,维摩精舍的活动已逐步展开。在实际运营中以袁焕仙、贾题韬等人为主,尤其是在法统上更是以袁焕仙为中心。

 

维摩精舍主法者袁焕仙(1887—1966),字世杰,号其章,四川省盐亭人,13岁时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曾任20军夔关监督及军法处长。早年师从吴梦龄学习佛法,“朝夕不替,咨决心要”。后广参大德高僧,遍访善知识10余年。1943年与傅真吾、贾题韬、朱叔痴、但懋辛等人成立维摩精舍,弟子有南怀瑾、杨光岱、徐剑秋、伍所南、田肇圃等人。袁焕仙曾受成都佛学界所托,前往陪都重庆邀请虚云老和尚来蓉,虽未达成所愿,但虚云老和尚与袁焕仙、南怀瑾见面因缘却成了民国成都佛教的一段佳话。抗日战争胜利后,袁焕仙曾赴南京建维摩精舍。1947年赴台湾讲学,佛教界人士请其留台弘法,未获袁焕仙允肯。返回成都,往来于巴蜀各地传法,1966年去世。

 

袁焕仙经营维摩精舍数年,有《榴窗随判》、《黄叶闲谭》、《中庸胜唱》、《灵岩语屑》、《酬语》、’《心经三讲》等著述出版。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袁焕仙的思想特点在于以佛为主、融合三教。“时孔则孔,宜禅曰禅,有时以佛人孔,以老人禅;有时以禅人老,以孔人佛;有时以孔人佛老,有时以佛老人孔;有时孔老佛俱人而俱不人,有时孔老佛俱不入而俱人。”其思想深刻影响了南怀瑾,并由南怀瑾等人发扬光大。

 

袁焕仙之师吴梦龄,出生年月不详,浙江吴兴人。师从张凤篪,与谢子厚等成都名士交谊甚厚,有《法鼓》一书传世,曾与宋孝持等人邀请贡嘎活佛莅蓉弘法。1938年,经谢子厚相邀,为昂旺朗吉堪布的《修定修观法要》写序,序中介绍了昂旺朗吉堪布传修止观仪轨于雅州(今四川雅安),后经西康省政要黄隼高笔记寄送到成都,在成都辗转传抄,之后多方就正,由谢子厚主持印行等事。其中还叙述了吴本人的读后感想:

 

余观其证入空性中观之理,非特同于禅,且与贤宗四法界观,台宗圆顿止观,净宗一行三昧,无不同者。至于所以证入之法,则有异而同、同而异者在。何也?盖禅宗知我执之为障,故离四句、绝百非、剿除情识、截断意根,必离二边三际,然后契证无上。今兹观法,知无明烦恼之根,即属我执。利用分别意识,使其竟委穷源,终以无自性成立,而得中道之观。其法虽异,其致则同。果能由此通达性海,即一滴而知百川之味,则人我之执尽,而同异之见亦泯。是法,非法,非非法,皆此一事耳。

 

根据上述感想,接触密宗之前的吴梦龄的学佛脉络大致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与净土宗等理路。而从他对禅宗的解说来看,即便吴梦龄本人是否修证,及其修证境界如何等问题无从得知,但是至少在义理上,他应是通晓禅宗破执之方便善巧,及其证悟之途径。其将昂旺堪布所传法门与禅宗进行了一番对比,认为两者“其法虽异,其致则同”,对该法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1939年,吴梦龄出版《法鼓》。该书被人誉为“法鼓渊渊举世惊”、“千年积晦一朝明”;1942年,与谢子厚、景诰初等20人参加督噶干宝活佛在蓉所传颇瓦法;1944年正月,与谢子厚、景戒光、孔保滋、傅尽臣等人在灯笼街153号杨重民公馆召开金刚学会筹备会,定于正月二十五日成立金刚学会。凡此种种,足征吴梦龄是一名在三四十年代伴随成都的汉藏交流而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共同接触了藏传佛教的居士。贾题韬曾评价说吴先生是一位本分的学者,好禅。由于其他资料阙如,未能更进一步了解吴梦龄的生平与其思想。若据此来看,则或可说明当时成都佛教兴盛之下,学佛人士对于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不排斥,在修学上采取了兼容并包,互为策进的方式。

 

吴梦龄之师张元钰(1866—1920),字式如,号凤篪,广东顺德人,与康有为同年中举,曾经参与公车上书。光绪年间(1875—1908)人川候补,因寓成都。其学儒释并重、兼通易老,主张融汇抉奥、不偏门户,尤其注重实践力行。佛学秉承曹溪遗法,不加文饰,禅风高雅。生活以淡泊为足,甘于清贫,为蜀中诸老倚重,谢子厚、吴梦龄、龚缉熙等均曾以师事之。其遗稿为谢子厚、吴梦龄等汇编出版,名《片香集》。张凤篪曾为晚清瑞安悟和禅师侍者三年,后随江南隐君子郭夔学习儒典与易理,于儒释道皆有很深的造诣。

 

由此可见,袁焕仙开创维摩精舍、以居士身份弘法由来有自,并可上溯至瑞安禅师,而其以佛为主融通三教也不是他的开创,而是清末民初成都居士弘法的一种传统。自清末的瑞安禅师、儒士郭夔而至张凤篪、吴梦龄,再至袁焕仙,延及南怀瑾等,法统相续近百年,受众不可量计。

 

维摩精舍另一位重要人物贾题韬(1909—1995),号玄非,法名定密,山西省洪洞县人,193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留校讲授逻辑,旁及因明,因对法相唯识之学多所留意。1935年,在山西太原跟随能海法师听经,仰其戒行精严,以师侍之。再从陈梦桐学习禅法,悟得宗门奥义。1938年来到成都,从能海法师学大威德生、圆次第。后与袁焕仙等人成立维摩精舍,负责学部。贾题韬在唯识、天台、中观、华严等方面均学有所成,但始终以禅宗为其本位,认为戒律与教理并重始能契机契理、顺应时代,佛法也才能有所发展,主张融合禅教、不分显密、儒道兼收,在成都居士佛学中影响颇巨。

 

 

以维摩精舍为代表的居士弘法团体,主张以佛为主融通三教,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既是民国成都佛教的一大特色,更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陈兵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中认为:“禅宗的传承,历来以出家众为中心,居士参禅证悟,自唐宋以来虽不乏其人,但以居士为中心传禅结社,唯出现于20世纪,肇始于袁焕仙、贾题韬等人。”又如,“1943年,他(指贾题韬)与袁焕仙等成立‘维摩精舍”成员多为当时四川官绅、文士,以实践、研究禅宗为旨,可谓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禅宗居士团体。”维摩精舍在弘扬居士禅学方面影响延及至今,为中国当代居士佛学开辟了一条卓异之路。由于这些特征,民国时期的成都佛教弘化已不再是传统的佛教弘化,而是应时应世发展出来的一种禅教一体、显密并重、三教混融的佛教弘化,一种旨在济世化俗、服务社会的佛教弘化。成都佛教能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此之弘化转变至关重要。

 

摘自:2016年《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