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从治国必齐其家说起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我们研究《大学》，在前面已经提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修身齐家的阶段，是由“内明（圣）”的学养，转进为“外用（王）”的发挥。但必须更要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文化，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乃至传承孔门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终是禀承三千年来“宗法社会”的伦理传统，发扬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 中国上古社会以“礼治”为主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法”是人为建立适应时（间）空（间）环境的规矩，用来管理人的行为，使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可起平衡利益、调整利害冲突的作用。殷、周以前，中国文化的政治指标是以礼治为主，法治仅是辅助礼治不足的偶尔作用。如果要研究讨论礼治和法治的比较，哪样才对？那可问题不简单，必须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发展史等学科来综合研究。
我们现在提到礼治、法治的问题，只是要大家了解孔门儒家的传统学问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伦”之道出发，外及“为政”的原则原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道理，都不外于这个范围，它并不是讲政术、政法的运用法则。明白这个道理，才好去学习了解原本《大学》、《中庸》等书的精义所在。
同时，更要了解，由于传统文化以“宗法社会”的“家族”为主，从夏朝开始，由尧、舜以来的“公天下”，一变为“家天下”，到了周、秦以后，确立以一姓一家为代表的国家、天下，“大家长”号称“帝王”。这个制度习惯，一直运作了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与西方后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结合。恰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完全一致。但在我们的文化思想习惯的血液中，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宗法社会”帝王“大家庭”的阴影。
以我的经历来说，在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我还亲自碰到由来自田间的农民七八人，手执杏黄旗，身背大关刀，冲进成都“皇城”大殿，登上皇帝宝座自称“天子”。这不是演戏而是真人真事。在这个世纪当中，如军阀、政客、学人们，也还有不少如曹操所说，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思想呢！再说，距离现在七十多年前，有一位满清遗老亲口对我说：“你看吧！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了吗？他们不知道北伐成功，正好是政治南伐呢！”那时我还年轻，不懂就问。什么叫“政治南伐”啊？他说：“做官、玩法、贪赃、腐败、无能、争宠、争权，哪一样，都跟清朝以前的帝制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外表不一样而已。而且他们还不像帝制时代有水平，那时还较为文雅多了！你父亲要你读书不做官，是对的。‘一代赃官九代牛’来偿还罪孽，可怕啊！”老实讲，他这一番话，我数十年来记忆犹新，世事几经反复，愈看愈不是滋味。这真如张问陶的诗所说：“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百年来的岁月，反反复复，依然如故，真的令人气结。
■ 谈“民主”要从自己身上做起
而且，更要明白，从西方后期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东来，开始冲击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渐渐又互相沟通了解而结合。你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美式的民主选举作代表来说，当他们为了竞争登上国家领导人的宝座时，互相揭发缺点，甚至作人身攻击。对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业成绩、男女恋情，甚至夫妇之间的嬉笑怒骂，都要拉上电视来讽刺。大家还公认，这才是真正民主的风范。诚然，好玩是好玩极了，但是世上真有多少人是白璧无瑕的圣贤啊！照这样说来，自三代以后，有才能而德行有缺点；有高尚的品德，恰恰又缺乏掀天揭地的才能；在才、德和学识三者之间，又要别有雄才大略的气魄，这样的人，恐怕只有向印象派画里去找了。而且，这是在要求别人是圣贤，不是在人人要求自己是圣贤啰！似乎有欠公平吧！但不管怎样说，现代西方美式的民主选举挑剔病，正如Ｂ型的流行感冒，风靡一时，归根结底，还不及我们传统文化中孔门学派的《大学》、《中庸》之道，说得更明白透辟呢！并且它不是要求他人，而是要人人能明白自己要达到的学养目标。“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要“诚心”地要求自己，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也不太远了，总会达到目的。
那么，原本《大学》，关于“治国必齐其家”的原文怎样说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这一节里，先要了解所说的“教”字，照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教者效也。这个字的内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他所说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学养，发挥“外用（王）”，先要从齐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这个“齐”字，在传统文字学的解释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肃静的内涵。
因为你从“成人”而进入“大学”的阶段，既已养成“致知、物格、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明（圣）”之学，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响自己的家人，使他们能够了解作人处事的标准方向，而使整个家庭，安和利乐。假使对于亲如家人都不能达到教化、教育的影响效果，那么，你说进入社会，担任公职，或替别人做事业，反而能有教化、影响大家的效果，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所以说，一个真有学养成就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门一步，他也能够对于整个的社会、国家，会起教化、教育影响的效果。
上面是根据《大学》原文，姑且试着来略加说明。但我现在犹如《礼记》上所说的：“猩猩能言，不离走兽。鹦鹉能言，不离飞禽。”我也是学话的鹦鹉而已。而且一边说，一边自己冒汗，心里发毛，惭愧之至。只有一句话：“我所不能也。”因此，我也常告诉一般学佛修道、或信任何宗教的朋友们说，请你先平实一点，不要老是说，我要学佛度众生、救世人。自己的家人，不是众生之一吗？也是世人吧！既不能影响家人，便说要度众生、救世人，可能吗？也许你能，我实在自惭不能。所以一辈子也不敢以师道自居，既不认为有学生，更不敢自认为是你们的老师了！
所以更要了解如《中庸》所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意义了。这是子思说明孔子所推崇宣扬的传统文化，是以尧、舜的道德教化作标准，以周文王、武王的接近道德的“宪章”制度作榜样。有关尧、舜的大略历史背景，前面已经提到过。现在，我们将对周文王的历史资料，先有一个认识，了解他是怎样影响“齐家、治国”的经过，就可明白孔门传统儒家所指的“治国、齐家”的榜样所在了！
三九、周室治国齐家的故事
姬周家族的来源，根据历史的资料，始于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时代，但我们并不是在研究远古史，姑不具论。现代所要取用的，是从商朝殷纣以后，有关周文王以及武王的兴起，建立了周室王朝约八百年的封建和中途的共和政权，奠定中国文化历史的传统根基，而且为孔子所赞扬为“郁郁乎文哉”周朝上辈的“家世”。它的兴起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三二〇年（同期，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登西奈山受十诫，为犹太教的开始）。乃至从公元前一二五〇年之间，希伯来人征服巴勒斯坦故土，腓（腓 拼音：féi）尼基人开始殖民时代，恰是周室王朝上辈，历史上的著名贤王“古公亶（亶 拼音：dǎn）父”与季历（即周文王之父）先后同是百余年之间的事。直到公元前一一二三年间的周室王朝兴起的历史故事，这些都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但我们只用一小片段来说明重点。
周室是尧、舜时代，为人民发展农业最有功的后稷（稷 拼音：jì）的后代。到了夏朝末代政治衰败，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后稷之子不窋（窋 拼音：zhú）失去了公职，就避世避地到了当时所谓文化非常落后的戎、狄之间，就是现代的甘肃弘化县一带。到了不窋的孙子公刘手里，他虽然在当时那文化落后的地方，仍然重新振兴祖传农业发展的精神，如记载所说：“备耕种，行地宜。”普及到了渭水之南，“取材用（开发农林经济），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徙 拼音：xǐ，迁移）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再传八九代以后，到了古公亶父手里，也就是殷朝开始没落的前期。因他重兴祖先公刘的农业发展政策，所谓“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人民都拥戴他）”。但是，那时西北文化落后的戎、狄少数民族“薰育”，却来侵占攻打他的地盘，“欲得财物”。给了他以后，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
有民立君（有了人民群众，拥立一个君主），将以利之（那是因为这个君主，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今戎狄所为攻战（现在戎狄想来侵略我们的目的），以我地与民（是因为我们有了土地和人民群众）。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人民群众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得好，那有什么关系呢）？民欲以我故战（现在人民大众，想为了我的关系，愿意战斗），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战争是要死人的，为拥护我而战，那是为我而杀了别人的父兄子弟，然后，又自做大家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做这种事）。
因此，古公亶（亶 拼音：dǎn）父就悄悄地与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远祖不窋一样，避地去了现代的陕西，重新定居在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但被原来所有的人民群众知道了，大家就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因此，他只好开始传播文化，改革了戎狄的陋习和旧俗，建设城郭和屋室，划分地区，分配给人民群众来居住。同时又建立官制与职责，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初步规模，所以历史称他是周朝的“大王”。
在这一节所讲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两方历史文化的演变，往往有先后同出一辙的故事。古公亶父的东迁，和摩西的出走埃及，都是上古历史上最有意义、最有兴趣的事。但与后世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区别和不同的理念。这点必须要了解清楚，且待稍后再来研究讨论。现在，再来看一段历史记载：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仲雍）。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即周文王姬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和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 “三太”的母仪
古公有贤妃曰“太姜”，即季历等三兄弟之母。太姜有美色，而且性情贞静柔顺，并且极有智慧。教导诸子，至于成人，从来没有过失。古公谋事，必与太姜互相商量。随便古公要迁徙到什么地方，她都不辞劳怨，顺从追随。
季历即位，又娶有贤妃曰“太任”，史载，称其端庄诚一，德行无缺失。及有身孕，即自开始胎教，所谓“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因此而生文王。
文王又有贤妃，曰“太姒（姒 拼音：sì）”。《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传》称其“生十男，亲自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并非偶然徒然地提三尺剑，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
■ 太伯推位让国的遗风
如要了解“齐家、治国”之道，兄弟之间“推位让国”的遗风余德，便须再看七百多年以后《史记》所载《吴太伯世家》的历史故事。
太伯和其弟仲雍两人，为了孝顺父亲古公亶父想立小弟季历为王的意愿，他两兄弟就出奔到当时所谓没有文化的落后地区荊蛮（就是现在的江苏、无锡、苏州一带），断发文身表示自甘隐遁没有用处，因此自号“句吴”（就是后来周武王分封为吴国的开始）。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兄弟先后相继五世。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封为诸侯。到了《春秋》时期，就有吴王寿梦崛起。寿梦生有四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札 拼音：zhá）。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攝行事当国”。大哥诸樊在除了父王寿梦的丧服以后，就要照父亲的遗愿，让位季札。季札又极力辞谢，并且“弃其室而耕（自愿下乡种田务农，做个平民）”。因此，大哥诸樊死后，就由其二弟余祭即位，他们兄弟的用意，仍然希望最后由季札来即位。余祭过后，就由其三弟余昧即位。余昧卒，大家仍要依照父兄的遗愿，要授位给小弟季札。季札推辞不掉，就躲开逃走了。季札在吴国的封地是延陵，因此后人便称他为“延陵季子”。因为季札的逃避王位，吴人不得已，才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僚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阶段。这已是周室政权衰微没落，到了所谓春秋末期的时代了。
但季札在他二哥余祭当政的时候，曾经奉命出使去鲁国，因此顺路“请观周乐”，这也是历史文化上有名的故事。其实，是季札对周代以来文化历史演变的论评，极其精彩。
■ 周末第一文化大使---季札
可是更精彩的，是季札顺道访问齐、郑、卫、晋等诸侯各国，对于当时四国的名相、大政治家，都有精辟的建议和劝告，那些大智慧的名言，影响当时和后世，都很重要，因此要特别附带介绍。
季札去鲁，遂使齐。说晏（婴）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你快点把封邑和政权交出去）。无邑无政，乃免于难（你既然没有分封的采邑财产，又没有政权在手，就可以免了杀身之祸了）。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齐国的政权，看来将要另会归属他家了。如果还没有得到另一归属，恐怕争夺政权的灾难，很难得到平息哩）。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郑国的贤相），如旧交（一见如故）。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太夸张自负了）。难将至矣，政必及子（恐怕马上会有政变，最后一定会要你出来执政）。子为政，慎以礼（你如当政，应该谨慎小心，注重文化道德的教化）。不然，郑国将败（如果不这样做，郑国恐怕就会垮）。
子产听了季子的忠告，果然成为当时郑国救亡图存的贤相。
去郑，适卫。说蘧（蘧 拼音：qú，姓）瑗（瑗 拼音：yuàn）（伯玉）、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地名，河北濮阳[濮 拼音：pú，濮阳：地名，在中国河南省]县北部）。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口头理论很多，实际政治道德太差），必加于戮（恐怕难免于残杀）。夫子（指晋臣孙文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他孙先生既然已得罪了晋侯，所以避祸到这里。恐惧反省还来不及，岂可以另有图谋，要想反叛吗）？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他孙先生避难到这里，好像燕子筑巢在布幔上，是很危险脆弱的。况且晋君新亡，还未出殡，怎么可以敲钟打鼓来作乐呢）！遂去之（因此，季子就不去晋国了）。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孙文子从旁人那里听到季札对自己的评语，在他的后半生，就始终不听音乐，表示惭愧和忏悔）。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后来果如其言，韩、魏、赵三家分晋。）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你要特别小心呵），君（晋侯）侈（太昏庸自负），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而且这许多的当权大臣都很富有实力。很快，晋国的政权，就要归到三家的手里了）。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你老兄是个忠直的人，必须预先做好准备，不要在这场政变灾难中做无谓的牺牲了）。
不但如此，季子在出使回吴的途中，再经过徐国还做了一件“挂剑徐君墓树”的千古佳话。《史记》：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冢 拼音：zhǒng，坟墓）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这就是季札的高尚情操，不因为朋友的死生变故，而自负初衷的心愿。对朋友的心知而不负心，更何况是对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人生学问修养到此境界，算不算得上是一个真、善、美的完人呢？
有关吴太伯和季札推位让国的结论，太史公司马迁写了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评语如下：
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吴太伯的德行，可说是高尚到了极点）！三以天下让（他一生三次把现成可以统治天下的权位推让出去），民无得而称焉（实在使人们欲赞无辞）！”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王于延陵季子的仁义之心），慕义无穷（使人无限的敬仰钦佩）。见微而知清浊（尤其对事理的观察，透彻微末，由某一点上就可分别清浊好坏）。呜呼！又何其闳（闳 拼音：hóng，宏大）览博物君子也（何以他能有如此的远见？因为他是一个深通人情物理，有真学问的君子啊）。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季札的生存时期，了知“乱世多贤”的历史事实。正当这个“春秋”末期的半个世纪之间，圣如孔子，以及孔门的诸多弟子，乃至晏子、子产、蘧（蘧 拼音：qú，姓）伯玉、延陵季子等辈诸大贤哲，都出生在这个时期，只是“贤者不在其位”，“能者不当其职”，但在文化史上，他们却留下不朽的立言功业，以及千古的流风余事，影响了中国后世两千年来的文化思想。
另外，在这个时期，可称为第二个成功的，而非职业性的外交大使，那便是子贡为救鲁国的国难，出使吴、越、晋之间的纵横外交。子贡和季札，应该都算是中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两种榜样。后来的苏秦、张仪，并不足以和季札、子贡二人相提并论了。
■ 孝、弟、慈的道理
我们为了深入研究《大学》所谓“治国必齐其家”的道理，花了不少时间，引用《周本纪》及《吴太伯世家》的相关资料，说明《大学》所讲“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内涵。这也正是孔子“祖述尧舜”的公天下时期，以及从夏、商、周的家天下以后，治国必齐其家的主旨所在。现在我们采用历史事实来作引申说明，比较确切。然后，便顺理成章可以了解它的后文，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的道理。
有关这一篇孝、弟、慈三者的事实说明，我们只要回转上面，由周室初期，太伯、仲雍两兄弟，为了要真实做到“推位让国”，就不惜舍弃个人对父母的孝养，离家出走，逃隐荆蛮，断发文身，以示无用。正是如古人所说“移孝作忠”的事君之道。因为从私来讲，古公亶父是太伯、仲雍的父亲，他们父母子女之间，并无彼此失德不和之处。只是古公亶父正位居国君，从“天下为公”来说，太伯、仲雍兄弟，虽然身为人子，但身居臣位。他们既然明白了为父为君的明智意向，既不能避世，就只有避地、避人一个方法，才可以解脱“宗法社会”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烦恼。所谓“知进退存亡之机，而不失其正者”，才能“知止而后有定”，然后做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实效。唐、宋以后的儒家们，特别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论调，也许不完全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或者是把孝与忠的定义，只范围在一种小忠、小孝的个人人格圈圈以内！
同样，由前面所引用太伯、仲雍兄弟的故事，以及延陵季子的再三推让，逃避三位哥哥依次要传位给他的行为，便可说明“弟者，所以事长也”的道理。至于“慈者，所以使众也”的要点，我们只要真实理解古公亶父避居岐山以前所说的话“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以及“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便知其中的道理。正如《大学》接着引用《康诰》所说“如保赤子”并说明“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不过，讲到本文最后一句，我不免也要对曾子幽默一声说，曾子真是落后的古人。他没有看到二千余年以后的现在，和将来的时代，大多数都是“先学养子而后嫁”的呢！甚至还有专门教导未嫁而先养子的教育法。希望曾子再也不要叹息今不如古才好呢！
■ 推位让国与统一江山
我们讲到《大学》“治国先齐其家”一节，都有引用孔子再三推崇尧、舜和周文王祖先的话。在有意无意之间，更是赞叹周文王的大伯父吴太伯和二伯父仲雍几个人的“推位让国”的伟大行为。因此，引用史实，说明这是很了不起的千古典型。
但是，孔子的本意，是不是要后世的人都要效法吴太伯兄弟一样，一定要推位让国才算是真君子呢？可以说，不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只是赞叹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推位让国，是中国上古“公天下”或“家天下”的历史中，所表现出帝王体制时代的真民主，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品德。如果“高推圣境”，这是要求它在三代以上的政治情操，并不必过分强调在三代以后的作为。周、秦以后，如果都须依照古公亶父的“避地”，或是吴太伯、季札等先贤的“遁世无闷”，那么，秦、汉两代，早应归顺于匈奴；隋、唐初期，亦应早让给突厥或胡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的纷争，难道是无理取闹的局面吗？至于五代以后的宋朝和辽、金、元，以及明朝以后的“满汉”明辨，都变成是多余的纷扰啰？
其实，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并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齐家”范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让行为，并非是加于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我们只要冷静读一读历史，从秦、汉以后，直到明、清，几乎所有“家天下”的帝王家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为了争夺权位而互相残杀，甚至因此而亡国亡家的，岂可胜数。
到了现代，这种推位让国的精神和真修养，倘使用在真正民主政治，和真正民选的政治团体，或是大企业集团的大老板们，倒是成为至高无上的个人为政品德了！
如果是一统大国的领导理念，那么，又须另行参读司马迁论说唐尧、虞舜三代以上的王道德治，和秦、汉以后的一统江山，都不是草草匆匆，随随便便的事。实在值得一读，并且须要慎思明辨，就大有助益之处。如云：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前面说到唐虞传天下之难（人），再说到秦“盖之一统天下，若斯之难也”（事）。但刘邦之天下，自认马上得之，但未必能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时，用“道”、“德”来理天下，战国以后，历代帝王以“霸”和“术”来治天下或争天下。所谓“霸”就是武力和权威，而“术”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亲民”为出发点，那就可以成为历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马丁·路德所说的，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说起来简单，古往今来，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毕竟是很危险的。
刘邦以一无赖子得天下，长期的楚汉相争，称帝时已快六十岁，到了暮气沉沉的时候，加之本人不学无术，也就没什么作为了。但是刘家出了两个不错的子孙---文、景二帝，他们从小所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变成了一代守成之主，为汉朝厚植了国力基础。所以才有武帝的崛起，用了两代的积蓄，屡伐匈奴，一洗汉朝六十年来的屈辱外交；并解决秦汉以来的边疆问题，灭南越，伐朝鲜，奠定了中国初期的版图。这就是历史上造成所谓“汉唐盛世”之一的汉武帝刘彻。
武帝本身是一个既迷信而又任性的人，关于迷信的部分，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一开始就说：“尤好鬼神之祀（祀 拼音：sì，祭）”，接下来用了大半的文字，叙说武帝的求仙等等，所以文遗山才有“神仙不到秋风客”之句了。其余如尊儒术、通西域、征大宛等，无一不是自大任性所造成的。惟因如此，才有汉朝的盛世；也因如此，才种下了西汉没落的初因。真正谈历史的人，还必须深入研究，自有启发之处，这才真正是《大学》一书最好的旁证。
四十、治国当家的原则
曾子著《大学》，秉承孔子遗教，从夏、商、周以后，以“宗法社会”的“家天下”为主，由“治国必齐其家”为中心，特别引用周室王朝时代《康诰》中“如保赤子”的一句，作为执政治国者的目标和信条，告诫执政者的内明存心，必须对于全国的人民，确切具有“如保赤子”的仁慈之念，不可徒有口号而自欺欺人。但是历来秉国执政者的领导人，或者被才能和德性所限，或是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所牵掣，是否具有这种存心，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是势所难免的事。因此曾子便提出“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的名言，作为勉励之辞。
■ 自知与知人
然后他便提出作为秉国执政者，或是身负任何社会团体的主管，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的道德原则。而且这个大原则，并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更不是任何政治主义，或是唯物、唯心等思想逻辑，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以及帝王政体、民主政体等理念。这就是《大学》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戾 拼音：lì，暴恶），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偾 拼音：fèn，偾事：搞坏事情），一人定国”的道理。
假如我们用曾子所说这几句名言作历史论文的题目，就只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立论，几乎可以分别开来，各写一部一两百万言的专著或小说。
现在我们姑且简单从秦、汉以后说起。汉朝自汉文帝倡导节俭，一二十年之间，就使社会富有丰裕，从此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历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时代。因此，到了汉武帝手里，才能发挥汉室雄威，开疆辟土。
接着，由汉宣帝的以儒、道、法并用，整顿吏治，实行他刘家天下的王道和霸道并存理想，才形成了汉室前期的大汉规模。
到了汉元帝以后，就开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风气，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其机如此”。
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以我个人肤浅的认定，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而且他本身虽然来自田间，但也是从儒学出身，对于《诗经》的文化教育，更有心得。至于他的文章简练，虽然只有短短几篇诏书，便已足以启发东汉以后汉文的先声。
东汉末期，魏、蜀、吴三国分立，但是曹操父子富于哲学性的文学才华，开启了建安七子的文采风流，影响后世很大。曹孟德的称王称帝事功，哪里比得上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千秋价值呢！因此，而有魏、晋初期老、庄、易学“三玄”的兴起。青年士子，如王弼（弼 拼音：bì）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好坏不说，但不能不说都是受曹家父子深富哲学性的文学影响而来。
再说，历史上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宣传口号，很奇怪，恰恰是历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晋朝的高调。
至于南北朝时代的宋、齐、梁、陈，乃至隋朝和初唐之际的文学，柔靡婉丽，就像南北朝的历史形态一样，犹如“东风无力百花残”的败局，实在零乱不堪。然而，它的风流潇洒风气，却影响了唐朝开国一代名王李世民。
中国的历史，我们自己对过去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汉、唐。但是，李唐建国，为什么一开始就能有他的独特风格呢？那便不得不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一人。所谓唐诗、书法，甚至唐朝初期一代才子形成的政治风气，也都是受唐太宗的影响而来。从中国的书法来讲，初唐时期的虞世南，甚至稍后的颜真卿、柳公权、裴（裴 拼音：péi，姓）休等人，都超不过李世民本人的韵味。何况他的诗及文章，也是南朝六代以来的第一人。因此才有唐代的文学，照耀古今。这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结果。同时，因为他喜好哲学，钻研佛理，才使中国的禅宗，在盛唐以后崛起，影响了日本，而且普及到东南亚各国。直到现在，仍为世人所揣摩猜测，摸不着边际，正如雪窦禅师所谓：
潦倒云门泛铁船，江南江北竞头看。
可怜多少垂钩者，随例茫茫失钓竿。
唐末五代之乱的后期，就出现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宋王朝。但很遗憾，就是开国之初的宋太祖赵匡胤（胤 拼音：yìn）和宋太宗赵匡义两兄弟，却是爱好文事的军人而兼学者的人物。尤其是宋太宗赵匡义更为特别，在他带兵作战的一二十年间。虽在马上行军，还是手不释卷读书不倦。因此而养成“守文弱主”的格局。致使南北宋赵家三百年的中国天下，始终是和辽、金、元并存共治。等于在历史上，重新出现一个南北朝的时代，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江山一统，故无法与汉、唐两代并美争辉。可是在南北宋三百年之间的朝廷政府，重视文人学者，礼遇宰相，尊重儒林、道学的风气超越古今。因此而有“五大儒”，如周濂（濂 拼音：lián）溪、张横渠、程颐、程颢（颢 拼音：hào）乃至朱熹（熹 拼音：xī）等人的出现，形成宋儒特有的“理学”，与佛、道两家，互争胜场。然而始终难免三百年来，赵家所有的职业皇帝，照例都是“守文弱主”的遗风，造成年年纳贡、岁岁捐输北国的奇耻大辱。这可不能误解是“一家让，一国兴让”的明训。宋儒们虽然拼命讲《大学》、《中庸》，实在都没有教导养成“一人定国”的历史成果，应该是难免愧对先圣先贤吧！
接着而来，便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统治了中国将近百年的局面。当时蒙古族缺乏文化水平，特别信奉边疆少数民族所崇拜的喇嘛教，使元朝八十年间的政治，完全是与喇嘛和番、胡人等共治中国，使唐、宋以来的儒、佛、道三家文化的基础，几乎完全为之伤残殆尽，黯然失色。
■ 出使西藏的禅宗大师
好在很快也就出了一个和尚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政权，使蒙古族归还本位，返回他们的草原大自然之中。因为朱元璋，曾经为了生活无着而做过和尚，因此他对宗教，尤其是佛教，到底不太外行。所以在他建立明朝，登位做皇帝的初期，对于东南亚信仰佛教等地区，以及西藏只派了一个禅宗大师的和尚出使“番邦”，协调西藏，就此便使西陲相安无事，甘心臣服。永乐帝即位，用老办法，敕封（敕 拼音：chì。敕封：帝王的诏书、命令）哈立麻喇嘛为“大宝法王”，也就相安无事了。有关西藏现存密教中的“大手印”与“大圆满”等法门，都与宋、元、明时期输进禅宗佛法，息息相关不可或分。不过，这个奥秘实在“只可和智者道，难与愚痴者言”。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其然乎？其不然乎！
有问：明初朱元璋所派安抚西番的和尚大使是谁？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请顺便一讲。
答：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自称为儒家的大学者所编纂。他们都是戴上有色眼镜，凡是碰到佛、道两家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气地删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正为此故。
明初在洪武三年、四年之间，朱元璋特别请金陵（南京）天界寺觉源慧昙（昙 拼音：tán）禅师出使安抚西藏，禅师原籍浙江台州人，俗姓杨，十六岁出家为僧，在杭州中天竺（竺 拼音：zhú）寺笑隐大欣和尚处参禅悟道。悟后便说：“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笑隐问道：“汝见何道理？”他便展开两手说：“不值半文钱。”他在西藏期间，极受尊重，后来便圆寂（死）于西藏。朱元璋很难过，请宗泐（泐 拼音：lè）禅师等，收奉慧昙禅师留在天界寺中的衣钵，建塔在雨花台的左边以表崇敬。宗泐禅师，也是朱皇帝所最钦敬的和尚禅师之一，曾经要他还俗做官，禅师不肯。后来因为涉及宰相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贬遣到他的故乡凤阳修建佛寺三年。可是朱皇帝有了疑问，就很想他。因此，有诗送他说：“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又召他回转南京，再住天界寺。
但从朱元璋和永乐以后，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所有朱家王朝后代的职业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君。而且大多都如他的祖先朱皇帝一样，内在有极恐惧的自卑感，因此轻视儒生侮辱臣僚，使朱明一代三百年来的政权，操纵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手里。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极其可悲。我有时读《宋史》的感受，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味道。当我读《明史》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好像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味道。赵宋和朱明两家的天下，同有三百年的执政时期，收场几乎都很可悲。李闯王进到北京，看到崇祯吊死煤山，很感叹地说：“君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也。”但也有人说，这是崇祯在临死前的自语。不论此话是谁讲的，实在不是公平的论断，只是推过于人的遁辞而已！朱明一代的王朝，虽没有一个出色的人君，可是却是江山一统的中国。至于赵宋一代，尤其在北宋初期，在文事政治方面，君臣都有可观可法之处，只不过仅是半统山河的局面，比之明朝不免大有逊色。
明朝后期，满族兴起于东北。这个时期，以现在惯用公元来计算，已是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的中期阶段。如果不谈三百年前“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但从大中华文化的华夏文明来讲，正如民国初年开始，早已了解汉、满、蒙、回、藏，乃至许多的少数民族等，在五千年前，由黄帝轩辕前后时期，寻根究底，原本算是一家。
不过，在十六世纪时期，满族在东北仍属少数民族的一系。但满族在东北建国的初期，虽然是“草昧初创”、“利建侯”的阶段，而在有形无形之中，也早已吸收中原的文化，只是水平不高，还在学习适应的阶段而已。
到了明朝垂危的最后时期，正好碰上吴三桂妄想利用满清武力，反击李闯，才使皇太极的孤儿寡妇，率领十来万八旗子弟，俨然像煞正义之师，轻轻易易进入山海关坐取北京，从此便统治了四亿人口的中国又将近三百年的天下。这个历史镜头，使人想起唐人的诗句，真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的写照。如果用《史记》的笔法，便可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奇怪的是“时无英雄，徒使孺子成名”而已！
因此而使明末遗老们，不甘心满族少数民族的统治，高呼“华夷之辨”、“满汉之分”，倡导民族主义，始终与满清两百余年来的政权，或明或暗反抗斗争到底。直到孙中山先生崛起鼓吹革命，奔走海内外，终于赢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才推翻了满清政权，然后提倡“五族共和”，重新建立大中华民族的故国。
其实，初期满清的入主中国，实在是“乘时而兴”机会给予的时代幸运，并非是满族的文治武功，另有特别高明之处。至于后来所谓的“八旗雄风”，甚至被人们最痛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劣迹，都还不是依史论史的关键所在。
■ 从清朝得到的历史教训
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鉴往而知来”，那就要：
一、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边防问题。以中国的地理立论，由西到东，所谓满、蒙、西域、番藏等问题，在历史的时间、空间上，一直存在三千多年，直到现在，其中包括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更是核心。至于由北到南，在海疆问题的海防上，也是极其重要，但须另作专论。元朝的蒙古族和明末的满清入关，都是中国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对于治理边疆问题上的败笔，希望后之来者，再也不要重蹈覆辙。
二、有关满清入关的战略问题，实在是过去历史上的创举。如果真要研究满族在关外东北崛起的初期，就是满族对蒙古各旗的征服，的确并不简单。到了入关之后，若说满族是用武力统一中国，那是根本文不对题。满清的统一中国，所用武力，完全是一种代理战争的战略，八旗兵力只是作为指挥监督的作用而已。明白地说，满清是利用蒙古兵和汉族人本身来作代理战争，他自坐观其成唾手而得地统一了中国。如洪承畴和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都是汉人汉兵，正如后人在崖山的吊古诗所谓“镌（镌 拼音：juān）功巨石张洪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同出一辙。
三、满清入关前后，他们的领导上层，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国演义》和老子《道德经》的影响最大，并未认真接受儒家的思想（《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日本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响最大，罗贯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可是到了入关之后，由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间，都是受佛学禅宗、律宗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但却为一般治历史学者所忽略、轻视过去了。如果用严格的比喻来说，大家都知道，西汉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黄（帝）、老（子）的道家文化思想。后世称它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那么，满清在康、雍、乾三代，是“内用禅佛”、“外示儒家”。这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如假包换。只可惜后世一般人，对禅佛之学太过生疏，反而不能学以贯通，自被成见所瞒了。
假定，你能明白前面所讲的要点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在满清初期一百多年，甚至与后来百余年来，他们并没有像汉、唐、明朝各代所谓历史上最头痛的外戚、女祸、宦官、藩镇等祸国殃民的大乱出现，岂是偶然的幸运吗？当然不能以他最后末代的慈禧、李莲英，或者，拿过去历来的“反清复明”，有意尽量描黑的“清朝宫闱内幕”等小说来讲，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只要反证历史，由汉、唐以来的中国，所谓幅员之广，版图之大，收内外蒙古、西域新疆等于一统山河，全形如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便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总可算是功高一等，超越历代吧！同时，由康熙开始，亦收亦放，似紧又松地漫天散布法网，留给雍正即位，再来收紧网罗，整顿吏治、财政，奠定后来乾隆以来将近百年的承平岁月，使全国上下的百姓和知识分子，都醉心在文章华丽、词赋风流、功名境界之中。因此而有享受乾、嘉时代的青年士子们所谓“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的幽默话。乾隆也志得意满地自作御制春联，唱“乾坤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高调，这似乎也不是大吹牛皮，过分夸大。只是他却忘了，能做到这样的成果，都是受之于父祖的余荫而来，并非完全是他一手所造成的大功德。但是历史和人生，毕竟超越不过因果的定律，两百多年后的满族，仍然是由孤儿寡妇，挟着皮包，坐上马车，黯然出关而去，可怜的只是末代皇帝溥仪，不过，他的故事，现代大家都知道，就不必画蛇添足了！
接着而来，我们如果讲现代史，那就比研究“二十五史”更为麻烦。现代史必须要从清朝乾嘉时期开始追溯前因。同时又须和西洋的文化史搭配起来研究，由十五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演变，以及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航海、工商、科技、政治、经济等等的革命性文明，如何逐渐影响东方和中国，搭配起来。直到现在，东西文化虽还未完全融化结合为一体，但已有整合全体“人类文化”的趋势，以便迎接未来“太空文明”的到临。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学为政，切不可目光如豆，掉以轻心，只当这些是狂妄幻想的妄语而已！
问：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讲《大学》的“治国必齐其家”一节，而且只在研究“一家仁，一家让”的影响，和“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小段，为什么却乱七八糟地引出历史来“讲古”，又没有把历史的真实经过和每一小段话一一对证说明呢？
答：实在是为了时间和精力的有限，只能提纲挈领地说一点能够作为启发性的作用。至于“闻一而知二三”，可以自启“虑而后能得”的效果，那就全在诸君的慧力了！至于说，为什么当在过去“家天下”的帝王体制时代，大讲其“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忽然使我想起在隋末的时候，当李世民规劝、怂恿他父亲李渊起义造反，李渊最后被时势所迫，不得已地对儿子李世民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自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由于李世民的建议，才有李唐一代三百余年的天下。这是“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样板，也是“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反面对照。至于李唐家族有关“治国齐家”的功过得失，其中因果，姑且置而不说，以后可以专论。
其实，不管是封建的帝王时代，或开明的民主时代，不论是为治国、为家族或社团，即如任何一个人，要立志做工商业，或其他的事业，也随时可能会有“破家亡躯”的危险，同时也有“化小家庭而利邦国”的可能。所以对于“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以及“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原则修养，就不能不深加体会。“贪戾”一句，是一个人心志发展的“行为”的阴暗面，“贪”字所包括的心理、行为作用，大小、明暗的无所不有，一时阐述不完，将来或专讲“心性”、“内明”之学时再说。“偾事”一句，是指一个人在言语上最需谨慎的关键。在这里必须要作补充的说明，因为这两样心行，在历史上，及现实人生的经历上，事例太多，希望大家有所会心，便可明白“知止而后有定”的功用对于自反自省的重要，便会后福无量了！
四一、法治与治法
下文所讲的，就是说明“治国安邦”有关为政的“法治”和“人治”的共通要旨。曾子就引用上古史的经验来作说明，如说：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
这是很浅显的古文，等于白活，我们不必另加发挥，大家一读就会明白。下文接着，便说：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这是说明治国的要旨，无论是过去的君主体制时代，或是后世的民主体制时代，其政治和法令，都必须先从自己本身和家人开始体会设想，怎样领导人民，怎样制定法令，必须完全适合于人情物理，才能行得通。假定所领导的办法和所制定的法令，使用在自己本身，或自己的家人，都觉得无法忍受，无法宽恕。那么，便要求别人或下属人民来遵守，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说“治国在齐其家”，便是这个道理，读来并不难理解。
■ 为什么“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但是，如果拿来对照现实的世间，我读它读了六七十年，还是不能理解。原因是什么呢？例如我们读历史，当然也包括外国史，以过去的经验来说，不论是哪一国或哪一种族的人民，他们当时在很长远的一段年代里，为什么就能够忍受那种暴政，一直要等到“人亡政息”，才有所反弹起而改革？就像前文所说，“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到底是为了什么？现代史上如意大利当时兴起的墨索里尼与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我们都是亲身耳闻目睹的事实。但当时多少人为之疯狂倾倒，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甚至还留给现世的后人，在憧憬欣羡，乃至私自摹仿（摹 拼音：mó。摹仿：仿效，照着样子做），这又是为了什么？可以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阅世愈久、涉世愈深，才完全明白这是一个人性哲学上的大问题，不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能彻底明白的问题。如要从社会科学讲起，最后回归到“哲学的科学”问题上去，多少年、多少字也讲说不完，我就不必自找麻烦了，自然会有将来的贤者去阐述明白。
话说回来，我们在前面，是在讨论过去在“家天下”帝王制度的各个时代里，即使如《大学》所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们却依然服从忍受，好像也是很难理解的事。其实，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是如此，即使在十七世纪以后，由欧洲开始，二百多年来高唱“民主”和“人（民）权”的西方国家，甚至如现在的美国，他们自己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最有人（民）权的国家。事实上，就存在着有许多法令，多是反其人民的所好。但是，人们依然在遵守流行，并未完全改正过来使其完善。仔细看来，古今中外善恶美丑的事实都是一样，只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把善恶美丑的外形，粉饰打扮得各有不同而已。
当我在美国居留做过客的两三年之时间，审慎观察研究他们的各阶层社会，人们最厌恶的便是律师。其次，最恐惧的是医生和医药。号称为世界民主、文明的美国，也难免如老子所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社会。他们的法令也多如牛毛，各州的立法，有的和联邦法律有所不同难免抵触。法官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时候也犯了如中国历代酷吏一样的错误，“周纳罗织”，入人于罪的也不少。因此，作为律师的一行，就有不少懂得钻法律的漏洞，犹如中国明、清时代的一些刁钻师爷或恶讼师一样，也会使打官司的当事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事确也并不太少。尤其有关税法方面，追缴、追补的多，逃税、漏税的也很公开普遍。这也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一面的热闹事。点到为止，也是一言难尽。
有关于美国医学界方面的“法令”，也是不堪领教。医生、医药的费用，昂贵得很难想象。等候排时间治疗，有时超过一两个月，可以拖死病人，也很平常。他们间接在压榨病人的费用，实际上是把持医药法令，直接在敲政府卫生部门，尤其保险公司的竹杠。如是私人出钱，向医生、医院求治，那就“贵不可言”了！但无论是间接或直接地要钱，其实，就是攫（攫 拼音：jué，抓取）取人民社会的财富而归于己有。但他们是“于法有据”，习以为常，不认为早已根本违犯医德和医药对于人类救苦救难的基本原则了。
如照我在过去中国几十年前，亲眼看到那个古老的农村社会，现在人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医生和药店，几乎和现代西方或美国的医生、药店完全相反。医生如果太摆架子，拖延时间去看病人，当场会为病家及大众所咒骂。药店在过新年的正月初一，绝对不可关门，而且也不许关门，那是千多年来的风俗习惯。不论半夜三更，正月初一或除夕，请医生看病，或到药店买药，绝对没有推迟拖延的行为，不然就会被社会群众所唾弃的。至于民间社会，不论妇女村农，懂得几个祖传偏方或治病方法，给人方便治疗，得到一般老百姓的爱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或药不对症，庸医杀人，不免有之，但到底是少之又少。决不像美国式的“民主”法令，以保障人命做借口，随便指为“无照医生”，就绳之于法。我在美国，也随时看到有些病人，明明是被他们医药错误，但也绝对不敢施之援手，甚至也不敢多说，稍一不慎，就会触犯他们的法令，不堪设想。国际间能把新旧中外医药一例公费，减少人民负担的国家，据我所知，只有在八十年代前的中国，已经做到，虽然并未完善。那也确是当时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善政了。
总之，我们只是略举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有关法治的一些表面皮毛现象，说明“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民依然服从也是常事。只是一般来自外国，久居其邦，或为侨民的人们，始终在心理上，存有主、客之别，潜在意识的客气，并没有完全深入观察，就不觉得他们民主、法治的社会，仍然还有许多太不文明的阴暗面，不要只见其“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不过，他们到底是历史文化年轻的国家，像一般人群中的青年人一样，容易犯有自傲自满、轻视一切的习气。但也确有“知过必改，善莫大焉”的好处，倒很希望他们真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和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相互合作，共同为人类谋福祉。
讲到这里，让我穿插一则往事。在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我到美国还不到四个月，有一位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的人，经过朋友介绍特来访问。在闲谈的时候，他问我对于美国的观感，我说，我刚来贵国，差不多每天都在找房子，由最便宜的十万美元一幢房屋看起，到达两百多万美元一幢的，大约看了大小两百多幢房屋，都需要登堂入室看个究竟；同时也和社会福利的社团有所交往，很忙，没有了解清楚。但他就从这个问题上，再三追问。我就很随便对他说，据我的初步观察所了解，现在的贵国，只有三句活：“最富有的国家、最贫穷的社会，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大的国家。”但你们不怕，因为国力很强啊！他听完了我的活，特别站起来和我握手说，你说得真透彻，你的观察力太敏锐了！我们很想你能留在美国。我说，请不要见怪，我是随便说说，不足为凭。我原是过客，到了贵国，能得合法的居留，安心暂住一时，已很感谢盛情了！我欢迎你常来我家做客，喝中国茶、吃中国菜，也是一乐也。于是，彼此相互欢笑而散。
■ 制定法令的基本原则
我们再回转到《大学》本节中所提，有关建立和颁布法令的基本原则，所谓：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诸”字古代是通“于”字用）
这是说，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要是我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有所碍难，也是很不妥当的，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不过，这几句活的内涵很广也很重要，它是有关法律和政令的法理问题，也就是法律学的哲学问题。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三代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知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作“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作“细民”。“细”字，就是小的意思。“细人”就是小人。如要研究这个字的读音，应该照客家话、广东话来发音，就合于古音了。那么，所谓“庶民”，便是“细民”的变音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大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东周以后，姑且以秦始皇上辈秦襄公时代作代表，来划定界线，从商鞅变法开始，才使主张法治的法家之学，崭然露其锋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权，专门注重法治，法令严密。才有历史上所称秦法綦（綦 拼音：qí，极，很）严的说法。但帝王政体的法治，只是对皇帝以下的上下一切人等来说；独有皇帝本身，自有特权，不受他自己所制定颁布的法律所管。皇帝是“出言为经”、“吐语为法”的一个怪东西。所以秦、汉以后的许多帝王，本来都是前朝依法所称的盗贼或叛臣出身，一旦取得天下，登上宝座以后，便自又颁定法令，依法管理臣民了。早在春秋末期的庄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出焉。”而在唐代的历史上，记载着开国功臣徐（李）世勣的自白，用庄子这几句名言做注解，便很恰当，也另具有双向的内涵。徐世勣说：
我年十三时为亡（亡 拼音：wú，古同“无”，没有）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惬 拼音：qiè，满足，畅快）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千古英雄，大都不外于此例，只是徐世勣肯说坦白话，仍然不失其英雄本色。如从法律的观点来判决他的罪刑，我们也许可以说徐世勣在十三岁时，是一个失去教养的无赖儿童，随便就犯杀人罪。十四五岁有所改变，但碰到对他不合理的人，因气愤才动手杀人。十七八岁，改邪归正，除非在战场上，才杀敌人。二十岁正式参军，因功封为大将，却是用兵来救人了。他在十三岁到十四岁时期，年少失学，岂无被杀者有关原告提出告诉，于法无据，家庭社会自应负责。今又自首坦承改过从新，依例（判例）不问。他自十七八到二十岁时，参加起义有功被封为大将，临阵杀敌功在“党国”，应稽核其屡次累积战功，依法加封“英国公”，以褒忠荩（荩 拼音：jìn。忠荩：忠诚之臣）。此判！
汉代建国初期，大都只注意刘邦初入咸阳，还军灞（灞 拼音：bà）上，悉召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苛秦法久矣。遂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
这只是刘邦在天下未定，收买人心的战略作为上的措施，并非是正式建立刘汉的皇权以后，都是用当时的约法三章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汉代建国以后，初期所用的法律，还是因袭“秦法”，但取其便民利国者，稍加修整而已。如汉初的开国丞相萧何、曹参，都是原在秦代的县级单位担任官吏、师爷，他们也都是从小学习秦法，并有从政执法的经验，也可勉强地说，都是法家出身，并非齐鲁儒生一样讲究诗礼，他们都是法家的门徒。
到了汉文帝即位以后，重视人身，对于原有刑法上的残酷有所不忍，下令加以裁减修正，因此，就贏得历史上万古留芳，有“汉文除肉刑”的德政盛名。但在他儿子汉景帝即位以后，对他父亲皇帝的宽大政策，发现流弊，又稍加收紧，重视法治，这就使后来的历史，虽然赞美“文景之治”，但对汉景帝，便要加上一个“严酷”的微辞了。跟着而来的汉武帝也很注重法治，例如有关李陵败降匈奴一案，司马迁旁观不平，稍为辩解，武帝一怒，便被降罪而受腐刑（阉割了男性生殖器），你说这有多么冤枉。而且可见，汉法之严，并没有比秦法好过多少啊！所以汉宣帝便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是真话。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勤，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我们如要了解历代传统的法令、法律，大多已经不可考。但《唐律》、《明律》和《大清律例》，并未散失，我觉得很值得研究，也只有从这些文献下手，才可以从它的反面，知道当时社会有关的各种情况，怎么可以只向“法律”本科一面去看呢！但自本世纪以来，我们为了推翻几千年来帝王专制的政体，便向西方文化中学习西洋的法律，初期引进，和日本差不多，是学习欧洲的“大陆法系”为主，稍有参考以英国为首的“海洋法系”的精神。至于如埃及、印度、阿拉伯、罗马、巴比伦、犹太、波斯、希腊等法系，只当作学术上的事，并不实际采用，而且也完全不顾我国传统法系优劣好坏的精神。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演变，还是相当紊乱，一言难尽。总之，直到这个世纪的末期，对于法制、政体等等，可以说也是一个阴晴未定的局面。思之！思之！未免神伤！
对不起，因为讲到法令问题，便引起一些有关法令的感慨。惟恐牵涉太广，离题太远，便只能如蜻蜓点水一样，略微一提，就此煞住。不然，又便成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愈飞愈远，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 多做好事才是真修行、真学问
我想，另用一个简捷的方法，来说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的道理。大家知道，许多人都很谦虚客气，叫我一声老师，其实，我哪里够得上可为人师的资格。有一次，一位在乡村担任多年警察的人来看我，谈到执行勤务的苦处，他便说：“老师啊！我很想提早退休，能在你身边做事，随便打扫清洁，端茶送饭都可以。”我说：“你是一个诚实君子，多担待一些烦恼苦痛，为地方社会老百姓做点好事，才是真修行，才是真学问。”
因此，他就谈到由台湾当局各部门向下发布命令，一层一层来个“等因”、“奉此”照转，也许加添上一些意见，或无意见，照转不误。又分发出去，到达乡镇最基层，要我们严格执行。但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根本就不是从基层干起的人，先不要说他教育学识水平的标准如何，但他们至少是不知道人民社会和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就闭门造车，乱出主意，就自己根据理想的理由，拟出办法变成条文，要我们来执行。你说怎样行得通呢？如果拿到这些法令，向老百姓敲竹杠，那倒好，行不通的也得通，要通的也可以使它不通。但我是死不肯做的，实在是于心不安嘛！不过，有时也有很好的办法，就是多方面仔细看看，研究他们下达的法令和命令，就可发现他们上面的矛盾重重。有时间，有精神，高兴起来，不想升官就顶回去。不然，就置之不理，反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上面的法令，在他们高层的内部，就没有沟通联系好、例如管经济的下达的法令，和管教育的或管农林的等等所颁布的法令，甚至和地力行政机构的决策，就彼此上下矛盾互相抵触，那叫我们最基层的干部，又怎么去执行啊！
再从司法方面来说，法院方面的通缉令，说你们本地某某是大流氓，必须缉捕归案不可纵容。我们就不怕艰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缉拿归案送进法院。但再经法庭的审理宣判，根据什么“民主”啊，“人权”啊，或是这个人是心理不正常，或是精神病状态啊，轻轻一判，关了一两年就出来了。然后，他便带着一把刀或是一把手枪，反来拜访我们，二郎腿一翘，把刀枪在办公桌上一拍说，老兄，老子没事啦！你对我的好处怎么算，我们走着瞧吧！老师啊！你说我们说是为人民的保姆，原来那些立法和司法、执法的老爷们，又是那么宽容，岂不是叫我们和坏人结怨？倒霉的是我们，他们却赚到了个宽大仁慈的好名。你说怎样才好作人做事啊？
他问：“过去的历史上，想来也是同样的吧？”我说：“对了。历史的兴衰成败，几乎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花样。宋朝的王安石书读多了，但不深入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想变法改革，理想是高远的，但他坐在办公室、书房里，所制定的法令并不合时宜。而且下达以后，又被委派执行的官吏和中下层曲解了，因此就闹得身败名裂，使北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当然，主要责任也由于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的急功好利之所致。这便是历史上给他的谥号‘神宗’的‘神’，寓贬于褒之意。”当然啰！其他还谈了很多，他也提了许多在从政上，所谓公和私之间的问题，使我懔然警觉到，他是一个很有见解，甘心于“吏隐”的好公务员，不禁肃然起敬，感慨万千了！如果要我去做警察，未必能赶得上他好。除非我是小说《包公案》里的南侠展昭，或是《七侠五义》里的北侠欧阳春，《施公案》里的黄天霸。但从和他的谈话里，会而通之，便可了解法令、政策合不合于民心，以及历史上所说吏治的重要，就是基层干部的好坏和一个政权的关系，是多么的严重啊！简单地说，通过这个故事，就可明白《大学》所说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的意义所在。
但要能做到“有诸己而求诸人”、“藏身而恕而喻诸人”的作为，说来容易，做到不易。因为人人都有极强烈主观、我见顽固的习气，有时明知故犯，却也抵死不改。所以孔子告诫弟子们，要学问修养做到“毋（毋 拼音：wú，不要，不可以）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最为重要。但怎样才能修养到四毋的境界呢？我们可以引用《大学》的实修实证的话说，必须要能“知止而后有定”，由定而后层层转进，达到“静、安、虑、得”的造诣才行啊！
四二、先看《诗经》怎么说
研讨《大学》到今天，我们还停留在“治国必先齐家”的阶段。对于《大学》的原文，过去已有人批评，几乎完全不顾逻辑的条理，可以说是杂乱无章。例如本段原文，既然是讲“治国和齐家”关系的转进，还算得上是有次序。但正在说到法令问题，忽然又无头无尾，插进来男女婚姻的问题，在它上下文的衔接处，又没有交代清楚，实在有点含糊不清。如果在明、清两朝几百年间，考“八股文”的对比文章，《大学》这一段的写作章法，恐怕也是考不取举人、进士了！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章，却是适合于当时理解的习惯，有时候以一两句，就告一段落，跟着便如异峰突起，又接着另一个观念来了。例如庄子的文章，更为放肆，但因为他文笔太美了，又是古代名贤，人们就不敢随便批评，反说他是“汪洋惝恍（惝 拼音：chǎng，恍 拼音：huǎng，失意的样子），理趣幽深”呢！曾子著《大学》，在这段“治国和齐家”的关键里，好像是少了个介词。但从古文的写作习惯来讲，接着而来，它用“诗云”开始，就已表示在这个大问题中，又须套出另一个最有相关的问题来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男女婚嫁”而成家室的问题。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婚姻问题和家庭问题等。
为了研究本段文字所包容的内涵，且让我们先来了解曾子所引用三处《诗经》上的诗句，然后回转来详细了解它的内容。
■ “宜室宜家”的深意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蓁 拼音：zhēn）。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四句诗，出在《诗经·国风·桃夭》三篇中。其实，在《大学》里，他所引用的重点，最重要是在最后一句“宜其家人”。事实上，上面两篇最后都有同样两句，都是很有深意的，那便是“宜其室家”和“宜其家室”。因此，我们后世用在结婚喜事的成语上，便有“宜室宜家”的颂辞。至于原诗的“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的内涵，是指那个要出嫁的姑娘，既有年轻健美的外型，同时也有深藏不露的才能和良好的德性。“之子”两个字，就等于现代语所说的“这个孩子”。换言之，最后两句是说，这个女孩子嫁过去了，一定很合适于这个家庭。他家里会发达了，娶了一个好媳妇。
也许你们要问，“桃夭”两句，简简单单，真有包含所说的那些意思吗？讲实在的，这就是《礼记·经解篇》所说的“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道理。诗歌都是口语很好作，顺口溜便是。但好的诗歌，太难了。如果要就“桃夭”的两句内涵来发挥，又起码要讲说一两个钟点，我们不要离题太远，就学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吧！你只要从后世文学上惯用的成语“艳如桃李”，并没有加上“冷若冰霜”的反面辞，便可知道“夭桃”和那蓁蓁的桃叶配在一块，如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护持”，这样便可明白“美在其中矣”的文学境界了！
至于“宜兄宜弟”一句，他是引用《诗经·小雅·蓼（蓼 拼音：lù，形容植物高大）萧篇》里的一句。事实上，据历来各经学专家的研究，这四章诗是指周公摄政第六年，“泽及四海，统一华夷”，因“怀远人”、“柔万邦”的盛德所感，诸侯宴会并无猜忌，都是如兄如弟相亲相爱。使人读后，便会有怀念“成周一会，俨然未散”之思。
但曾子在本节里单单引用这一句，是借它来一语双关。对治国平天下而言，是指能做到“柔万邦”、“怀远人”的成果。对家庭而言，是指兄弟姊妹、至亲骨肉之间的和睦康乐，互相敬爱的作用。
所谓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两句，这是《诗经·国风·鸤鸠（鸤 拼音：shī。鸤鸠：古书上指布谷鸟）篇》中的句子。“忒”字，有正心不变的意义。这是指在主体当权的人，对于诚意、正心的初衷，必须要做到表里内外如一终身不变，才能正己、正人，在家庭、家族中如此，对治国平天下也是如此，才可以自立、立人，相率天下以正了！
■ 温柔敦厚的诗教
关于本节所引用“诗云”的问题，现在已经了解了，后面便可省掉插曲的麻烦。但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书里，为什么会常常碰到“诗云”、“子曰”等句子呢？
第一，因为在曾子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经验所留下的文献，并不如后代我们那么多。那个时候，孔子所著的《春秋》还刚好新出笼。所谓各国史料的《国语》，以及《左传》和《公羊》、《谷梁》等《春秋三传》还未流行，除了《尚书》算是史料以外，如要引用前人的历史经验，只好以《诗经》所收集的资料，最为恰当。因此，写到或说到要“引古以明今”的时候，便常常出现“诗云”、“子曰”了！到了后世，学者们便进一层，知道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观念了！
第二，诗句，往往是浓缩简练了历史社会上，许多复杂的事实和很多情绪上的感慨，构成少数的字和句子的精髓，包含内涵意味无穷，但又不是破口大骂，或是任意的批评，或是随便的恭维。例如大家都称唐代的杜甫是“诗圣”，如他所作“蜀相诸葛亮”的：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是多么的引起共鸣啊！但最关键的感慨在哪里呢？在“频烦”、“开济”的四个字，更可以为诸葛一生的遭遇而痛哭流涕了！他觉得诸葛亮的一生太划不来，太可惜。他本来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人，是多么的清闲自在。但偏碰上一个刘备，三顾茅庐，烦死人，不但是一次，还是三次的“频烦”，只好告诉他当时一代的局面，是注定天下三分的格局。但不幸被刘备硬拉出山了，情不可却，只好帮他一把。“刘老板”已经不算太高明，但他会用办法把诸葛亮稳住，临死还逼他再帮他自己的儿子。可是阿斗真是个笨斗，但君臣之分已定，已是莫奈何的事。诸葛亮帮刘备开国称帝，又要帮阿斗搞“安内攘外（攘 拼音：rǎng。攘外：抵御外国侵略）”、“经纶济世”的“整体全程经济”。既已开国，还要开济其后代，短短的父子两代，耗尽了这个老臣的心血，到底还是白费。不得已，为了表明心迹，只好“六出祁山”“死而后已”。出师不捷是明知故犯，那是诸葛公在求得其死所的上策。所以明白其中意义的人，就会“长使英雄泪满襟”。为诸葛一生的既“不遇其时”，又“遇人不淑”而痛哭流涕了！这样了解，才可明白“诗之教”的“温柔敦厚”之旨。不可说，你真可怜啊！比我杜甫还惨啊！那便叫作“嘶”，不能叫作“诗”了！
四三、炼石补天靠母性
现在我们回到《大学》所引用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开始。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先来看看代表儒家的所谓万世师表的孔子，他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是如何呢？大家都知道，他曾经说过一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尤其在他所研究的《易经·序卦》下篇，便更明白地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等等。换言之，他毕生主张尽“人道”以明“天道”，但从人类社会的现实开始，“天道远，而人道迩（近）”。后来代表道家的庄子也提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理念，都有类同之处。因此，孔子在他所整编的《诗经》第一部分的“国风”里，开头就引出与男女夫妇最有关系的《关雎》一篇，所谓“关关雎鸠（雎 拼音：jū，鸠 拼音：jiū，雎鸠：古书上说的一种鸟。亦称“王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 拼音：qiú，配偶）”，乃至“求之不得”，又是“寤寐（寤 拼音：wù；寐 拼音：mèi）思服”啰！“辗转反侧”啰！比起现代男女恋爱的情歌，激情都是一样，并没有什么强调古人多是“圣人”，后人都是“剩人”的样子。
■ 从“只知有母”到“女主内”的演变
简单扼要地讲，这都是说明，这个人类社会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并非是从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变化出来，所以女人并非是永远附属于男人的。这都是传统文化很明显平实的基本原理。但是东西方的人类文化，自古以来，如“宗教学理”，以及“伦理道德”等的学说，甚至都把自然社会观念变成同样的“重男轻女”，变成了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现象。
其实，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自有上古的记载开始，便很公平地认为远古人类的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开初原来都是以母性为中心的社会。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周期，以及最为重要的怀孕和生育时期，乏力再去自谋饮食和其他劳务，很自然地必须要男性的帮助和照顾，因此，就渐渐形成习惯，慢慢建立了男女两相结合共同生活的“家”。因为有了“家”的形成，又渐渐演变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初步习俗。然后为了饮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需要收藏、储蓄、占有、开发等行为，就初步形成了如后世所谓的“私有财产”或“家庭经济”的基本形态，这正是合于唯物史观发展的原理。但这是没有加入人性心理变化成分的观念，同时，更没有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规律。有关这种综合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进程，以及它的循环往复的法则，在孔子所著《易经·序卦》里，都早已有了很科学性的逻辑理念了！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远古，上古史上，便都有对“母性社会”、“母系为中心”的简单记载，称之为“氏”。我们姑且避开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来说，有巢氏、燧人氏，乃更伏羲氏、神农氏，直到黄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于轩辕之丘（河南新郑），因名“轩辕”。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但从黄帝以后，仍称颛顼（颛 拼音：zhuān， 顼 拼音：xū）高阳氏、帝喾（喾 拼音：kù）高辛氏。直到帝尧开始，人类社会的文明渐盛，才改变以母系为中心的习惯，从其封地开始，改称为“唐尧”。乃至“虞舜”。可以说，从尧、舜以后，以男姓为中心的“族姓”风俗，才开始建立。至于认为“氏”即是“姓”，“姓”即是“氏”的观点，那是汉代儒家们，从“重男轻女”的狭隘思想开始，才把母系为中心的“氏”，轻易曲解改变过来的。事实上，中国历代历朝的政府所习用的，都是一直禀承上古传统文化的习惯而有分别，直到清朝末代，还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称“丁”，女人称“口”，后来才统统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实，这种区分的称呼，不是阶级的观念作用，是适合逻辑的分类而已。
如果再向远古史上溯，那就必须要如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或屈原的《离骚》一样，要推到远古流传的神话，便是代表历史的根源上去了。例如我们传统的古史神话之一，就说到黄帝和蚩（蚩 拼音：chī）尤的战争，那位被后世称为“战神”的蚩尤，头触不周之山，因此而使“天塌西北”、“地陷东南”，所以使中国变成了现在的地势，西北高，多沙漠，东南低，多海洋。好在感动了我们大家的老祖母女娲氏，看不下去了，才出来“炼石补天”哩！女娲称“氏”，仍是代表了上古以母系为中心的意义。而且人们所生存的最伟大的天地，有了严重的缺憾，还是要靠这位人神之间的老祖母出手撑持，才能挽回人类的浩劫。女娲氏，才是代表了人类母性的最伟大的光荣和功德。
好了，我又说累了，也觉得自己愈说愈远了，就到此打住。为什么我要从远古说起，以母系社会为中心的道理呢？简单总括的一句，我要特别提出声明，我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继续保持了五千年，大半是靠过去历史上女性伟大的牺牲，以及她们所付出的“忍辱负重”的功劳。换言之，女性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的确犹如女娲氏“炼石以补天”的功德。但这是说过去，今后是如何？我也和大家一样，只能知过去，并不能知未来，更不明白现在。
可是我们传统的历史文化，如从黄帝开始，下至夏、商、周三代前后，都是依循以“重男轻女”的男性社会观念为中心，关于女性，大多只记其反面。对于因得力于母教的记载，少之又少，只有在商汤以一旅中兴邦国的故事，还稍微表彰了商汤革命的成功，是得力于母教的成就。其他所记载的，都是对因女祸而破家亡国的故事，反加极力描写。如夏桀因嬖（嬖 拼音：bì，宠幸）妹喜而国亡，商纣因嬖妲己而国亡，周幽王因嬖褒姒（姒 拼音：sì）而国亡。看来夏桀、商纣、幽王，还远远比不上后世的唐明皇，他却是：
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轻。
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
美女子和美男人，那是天地父母自然生成的艺术品，它本身并不一定有善恶好坏的作为，无论是普通老百姓，或是一个帝王，因为有了美女而终至于国破家亡，那是男人本身没出息，专门拿妇女来做代罪羔羊，这不算是公允吧！
但到了西周的古公亶父东迁岐山，再到周文王、武王的兴起，总算在历史上有了公平的记载，极力赞扬了周朝初期的“三太”（古公亶父的后妃太姜、文王的生母太任、以及文王的后妃太姒，事见前述），外带及周武王的贤后邑姜，她是太公望之女，“贤于治内，辅佐武王。有妊，立不跛，坐不差，笑不喧，独处不倨（倨 拼音：jù），虽怒不詈（詈 拼音：lì，骂，责骂）”，生太子诵，就是后来的周成王。因此在孔子的思想观念里，女性的功劳对于“治国齐家”十分重要，他还极力赞颂了周初姬家母教和母仪的伟大，对于周武王革命事业的成功、周朝的兴起极力推祟，因他有了十位最重要的贤臣，其中一位，还是女性呢！
周武王的革命成功、建立了周室王朝的政权以后，开始整理自上古以来一脉相承的道统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传统文化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后世所谓的“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据说都是周公姬旦汇集主编，然后才规定发布的。当然啰，也许有些是出于他人之手，后来又经过孔子删订改编而成的。这样说是属于考据学专家博士的事，我是“后进于礼乐”的野人，也是粗人，就不必细心专说了。不管如何，由周初周公“制礼”开始，从孔子的观念来说，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有了一套整体的文化体系了。因此他郑重赞叹周朝是“郁郁乎文哉”的开始。三礼制定了政治、社会、经济等等礼仪，可说是一部“宪法”法理的大原则。同时在婚丧等等礼仪以外，制定男人成年的“冠礼”（等于后世的法定，有了成人资格，可以行使选举权或人权了）以及“婚礼”，乃至女子的“笄礼”（笄 拼音：jī。笄礼：古代特指女子十五岁可以盘发插笄的年龄，即成年）等等，几乎相当繁琐，别成一套体系的学问。但如仔细“好学、审问、慎思、明辨”一番，其中所包涵的生理、物理，以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等学问都有，并不是一部陈腐不堪的老账簿。
■ “三从四德”的时代意义
好了，单说我们过去所要打倒的“孔家店”里有关女性的问题吧！“五四”当时，搞妇女运动的人，一听到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归罪到“孔家店”里去。其实这都出于《礼记》中《仪礼》上的记载。而且“三从”、“四德”的内涵，并没有一点轻视女性、或是压迫女性的意思。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或谓老来）从子”，就叫“三从”，那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做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负责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作为丈夫的男人，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费用，负责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除非是反过来，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才对吗？丈夫死了，当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
当然啰！从现在来说，可以靠政府所办的社会福利，但真是一个男子汉或好儿女，把父母养老的感情和责任，完全推之于社会，也未免有点那个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说，恐怕不是味道吧！为别人、为大众争福利的养老是大好事，如果是只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只能算是个人自由（自私）主义的什么吧？也许我又错了！不过，你如从上古的历史社会来设想，三千年前，教育并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无法受教育，不是完全无权受教育。而且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农业经济社会，女性更没有自由独立谋生的能力，那么，在家不从父，又要从谁呢？出嫁，当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长期饭票的需要，不从夫，又如何呢？至于夫死从子，事实很明显，就不要多说了。但是还要知道，夫死、子小，还要“母兼父职”，抚养子女成人，试想那又是究竟谁从谁呢？如果你把“从”字只当做“服从”、“盲从”的意义来解释，那便是你这个中国人，还没有弄通中国字的内涵，还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师母”那里多学习学习吧！
说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是有关妇女人格和人品养成教育的目标，不只适合于女性，即使是一个男儿，也同样需要有这种教养。一个人的品德有了问题，不论是男女，当然是不受人欢迎。言语粗暴，或是刻薄贫嘴，或是出言不当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没有口德，那也当然不行。至于“妇容”一项，更不要误解是在选美。古文简略，它所谓“容”，是指平常的“仪容”整洁，不要故作风骚，给人做笑料。“妇功”一项，过去在有的书上，要把“功”字读成“红”字的音，那是专指刺绣，或裁缝衣服和精工纺织的技能。尤其在过去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里，这对于充实家庭经济的作用更为重要，即使到现在“四德”中的这一项，我觉得对于现代和将来社会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简单地说，还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和一位在外国的华侨青年结婚，他们在出国以前，奉父母之命向我辞行。我就对那位朋友的女儿说，你出国第一件最重要的事，还要去求学。我不是叫你去读一个什么博士或硕士的学位，我希望你去学习一种个人独立谋生的技术，如依一般女性来说，学会计也好。因为时代到了现在，尤其是将来婚姻制度快要破产了，爱情是抵不过面包和米饭的。所以现代的女性，从小开始，必然要学会一项专业独立谋生的专长，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关系，这就是“妇功”的重要。这位小姐，后来照我的话做到了，固然不负所望，也不出所料。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老社会里，虽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规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风俗中，对于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妇功”方面，早已自成为一种当然的行为。长话短说，我们只举南宋诗人范成大一首《田家》诗，便可呈现出一幅江南农村社会教育的真实画面了：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升瓜。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国藩，当了那么大的官，但是对家中的女儿媳妇，每天要绩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织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其余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不用多说了。
四四、治国齐家须女宝
总之，《大学》所讲“治国在齐其家”，首先所提出的“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便是依照传统文化《周礼》的精神，要点是讲一个家族、家庭中，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妇德的女主人，才能使这个家庭、家族父子兄弟，上下老幼，各得其“宜”。这样，当然可以使这个家庭中的男人们，向外发展事业，不但无内顾之忧，同时还可以得到贤内助的助力了！但就下一句的“而后可以教国人”的结语来说，他的重点还是在指“家天下”时期的帝室家庭，以及王侯将相，乃至当权士大大们的家族而言。因为上古的时代，还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制度的社会，所以对于上层领导的要求，更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春秋责备贤者”。
■ 从“妇德”到“母仪天下”
其实自古以来，从东方的文化来讲，当在周、秦时期，不但从孔子开始推祟《周礼》的文化，重视王朝帝室“齐家而后治国”、“妇德”和“母仪天下”的主旨；就如以“入世而后山世”的印度圣人释迦牟尼佛来讲，也是同样推崇治世的“转轮圣王”，将他等同于佛。同时他也强调所谓治世“轮王”的福德，必须同时具备“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但在人道上的第一重宝，就是“女宝”，也就是贤良有德的后妃。所谓“轮宝”，有两重意义，一是指犹如现代精密科技的海陆空等武器。二是指历史时代的巨轮，等于俗话所说的有好运气，和“天命攸归”的意义。“象宝”、“马宝”是指交通和征战所用的快速交通工具。“珠宝”是专指经济、财政极发达的财富。但上面所说的四种，都属物质文明方面。讲到人事方面，第一需要有贤德智慧的后妃“女宝”。另一就需要有善于理财的经济、财政的能手“主藏臣宝”。你们知道吗？日本人叫财政大臣“大藏相”，就是出典在佛学中。另一最重要的就是善于知兵，统领大众所向无敌的大元帅“主兵臣宝”了。
虽然如此，但印度的古代信史，已很难稽考，例如著名的阿育王或孔雀王朝的好坏后妃，更是没有信史可征。在中国传统的“二十六史”中，除了周室初期，接连记载着四代的贤德后妃以外，自秦、汉以后，可以称为帝王体制时代较为贤良的后妃，为数实在寥寥无几。以开国创业的那些帝王来说，除了汉光武的阴皇后（阴丽华）和朱元璋的马皇后以外，即如李世民的长孙皇后，还当退居其次才对。尤其是朱明开国的马皇后，她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出身，但她的德行，却远远超过历代的贤后之上。而且她在朱元璋称帝封后的时候，严谨地提出警告说：“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足见她对朱元璋个性的了解和规劝，是多么的高明啊！她比范蠡警告文种，越王之为人“只可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话，更有深度。因为她从人生艰苦的经历中，了解到人性的反面。但是，她是朱元璋同甘共苦的妻子，她也深爱这个丈夫，只好在他得意欢乐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流着眼泪，对丈夫说了这样警告性的历史名言。短短的十个字，比起那些文章千古的大臣“谏书”，更为有力，真可以说是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啊！
下面，接着“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之后，便是“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了。对于“宜兄宜弟”的出典来源和内容，前面已经说过，话不重提。但他引用这句在“治国在齐其家”的一段里，那是用来专指在家庭、家族中兄弟姊妹，互相争宠，互相争斗，尤其在权位和财利之间的争夺，甚至还不及路人和外人，彼此互相残杀的，历代历史所记载的太多了。岂只有初唐开国时代的“玄武门事件”，宋朝开国时代的赵匡胤兄弟的“烛影斧声”，乃至清代雍正夺嫡的疑案等等。即使像一般平民老百姓，稍富裕的家庭，甚至如三家村里薄有几分半亩田地，或几间东倒西歪的破屋的兄弟姊妹为了争产分财，闹得你死我活，实在也是不可胜数。如果推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观念，如现代社会上的政党、社团、公司、店号等的同志和同仁，都如兄弟姊妹，彼此都能够“同心一德”，互相尊重，互相关爱，那是广告中言语文字的“美声”，事实上，恐怕比水面上画花纹、小孩子的吹气泡还要难得。
因此，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已。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 “为政”不等于“政治”
接着而来的，在“治国在齐其家”的本节末后，就又引用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的名言，用来说明“治国”与“齐家”的“宜其家人”和“宜兄宜弟”，都不是只在要求妻子和兄弟姊妹来做到的。真正能够做到使妻子和兄弟姊妹都能和乐相安相处的，都要由于自己本身一人的品德行为和学养教化的影响才行。这便是《大学》开端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效果的发挥了。“其仪不忒”，是说自己本身“诚意、正心、修身”的榜样，始终一致，表里如一，从来没有言行相违、口是心非的败德。那么，自然而然地会“正是四国”，可以感化普及于国人了。
所以它在作最后的结论便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但须注意，在这里所用的“法”字，不是指法律的法，而是作效法的法来用。这是说，假如你能做到，使父子兄弟们都要效法以后，渐渐就可使人民也都来效法了。这就是孔门儒学所说的“为政”的道理。“为政”是正己然后正人的教化，由君道、父道而同时兼具师道的道德，感化人民的作用，不是“政治”；“政治”，是依法管理和治理人民的作用。如果望文生义，看来都是同一名词，好像意义都差不多。事实上，它是大有差别的。
例如，东周以前，周（姜）太公吕望的“治齐”，以及后来管仲的“治齐”，他两位都是真正大政治家的做法，而稍微兼具有“为政”的风范。其他如周公儿子伯禽的“治鲁”，比较重视“为政”的德化，可是却使鲁国在春秋、战国末期，始终似嫌懦弱。可是到了秦亡、汉室初兴的阶段，东鲁儒生始终还存有保全儒家传统文化的风仪，影响两汉而流传于后世。所以说，文化是人类民族的灵魂，尤其是一个国家民族，切不可自毁灵魂、但取躯壳地糟蹋文明，更不可自毁千秋的文化大业，而偏取后世的一家之言，便当作金科玉律。那是必有自忏孟浪，后悔莫及的遗憾啊！（第六篇完。电子版文字由仁喜师兄录入。2012.12.10 蓝色校对，并对生僻字注音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