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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
---老子他说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披褐而怀玉。

 

平凡的老子,难懂的老子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他自己说,我上面所讲的理论平凡得很,非常容易懂,也容易做到;可是事实上,天下没有人知道,看了也不懂,也做不到。这几句话等于是先知的预言,老子只写了五千言,而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千年。古今中外,尤其现在这个时代,讨论研究老子文章的五花八门,究竟哪一个人说的合于老子的本意呢?谁也不知道!

例如,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老子《道德经》,与多数学者们一样,大半是借题发挥的;是不是老子的本意呢?那就在乎各人自己的修养,自己的智慧,以及自己的造诣与看法了。所以,老子说他的话本来很容易懂,可是天下没有人懂,后世有那么多研究老子的书,这一句话对研究老子的人真是一个很大的幽默。而且老子自己只写了五千字,我们后世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五千字的讨论著作,几千万字都有了,那也是很滑稽的一桩事。

这在哲学的理论上,使我们得到一个概念,就是天下的事物最平凡最平淡的,就是最高深的。真正的智慧是非常的平实,因为古今中外的人类都有一个通病,都把平凡看成简单,都以一种好奇的心理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平凡之中必有了不起的高深东西,以致越走越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我们千万要记住,什么是伟大?什么是高深?最平凡的就是最伟大,最平实的就是最高深,而人生最初的就是最后的。无论多么高的宗教哲学,任何一种思想,最高处就是平淡。所以,我们只要在平淡方面留意,就可以知道最高的真理。老子不过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讲出来,所表达的形态较为不同罢了。他只说我的话很容易懂得,也很容易做到,可是天下人反而不知道,也做不到。这不但代表了老子自己的学术思想,也是给古今中外的高明思想做了一个总结论。

 

老子与佛教的因明

“言有宗,事有君”,这两句话老子先提出来,可是与汉末佛教传来翻译的经典大有关系。因为佛教注重因明,就是现在所谓的逻辑。西方的逻辑,本来是从印度因明思想而产生的,共有三支:第一是“宗”,就是讲话有前提有宗旨;第二是“因”,就是申述理由;第三是“喻”,是用比喻说明使人了解。

在表达或思考一件事情时,先要掌握中心——“宗”,然后引申检讨相关的理论—-“因”。比如有同学说,老师我有事找你,这句话不是宗旨,他说我要研究老子《道德经》,这才是一个宗旨。为什么要研究老子?如何研究老子?这是你今天要表达的,这个是“因”。但是,常常是“宗”、“因”都明白了,可是仍旧不太清楚,因为世间的语言不足以表达。不但中文如此,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有时都不足以充分表达一件事物。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人与人之间很多的误会,就是因为言语文字的缺陷而产生的。

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声音还不够表达意思,还要加上眼神,还要指手画脚,甚至于还要大声吼。如果这样仍不能使人明了所表达的意思,于是高明的人,像庄子、老子,以及各宗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耶稣等,都会再讲些比喻,因为用比喻表达更容易使对方了解。例如说,你这个人蹦蹦跳跳像一只猴子,那就很容易被人懂得,这就是一个比喻,使“宗”、“因”都清楚了。光讲道理“宗”和“因”,没有加上“喻”,不太容易使人清楚所说的道理。

所以世界上善于说比喻的书,就是宗教的经典;佛经也好,道家的经典也好,基督教新旧约全书也好,都属于善于比喻的。而且透过一个故事比喻,使人了解后,骂了人也不得罪人。可是因为这么一骂,连听的人也骂进去了,听者粲然一笑,就了解这个道理了,这就是因明的方法。当时,佛学传入中国,翻译因明的时候,第一个提出“宗”的翻译,就是借用老子这一句话——“言有宗”。

“事有君”,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君,就是主要的中心,有人做了很多事,但自己究竟为什么做这些事,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因为他“事无君”,自己的思想没有主宰,只跟着情绪在跑。所以,老子告诉我们“言有宗,事有君”,思想要有宗旨,做事要有中心重点。

老子根据上面这几句话,做一个结论说,我的话是非常平凡,也容易懂,也容易做到,可是天下人反而不懂,反而做不到。这是当时古文写作的方法,也许是当时春秋时代的古文。“言有宗,事有君”是当时的文字,不用联系词与介词。老子是说,大家看了我的东西不懂,他就是不明白,其实我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理论,都包括了“宗”、“因”、“喻”的道理。

 

无知的智慧是什么

下面又转了,说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这句话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照它本身的文义来说,老子是在骂人,因为人太无知了,太没有智慧了,所以不容易懂我的话,不容易了解我的意思,这也可以说是老子的一句牢骚。

另一方面,这一句话有独立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慧是“无知”;智慧到了极点,知道无知之体,智慧之体,这才是真智慧。有一本佛学的名著《肇论》,作者僧肇,是南北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之一。另一位道生法师亦受鸠摩罗什法师的影响,就是那位“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生公。僧肇法师年轻时跟随鸠摩罗什做翻译工作,后来写了几篇大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般若无知论》,被誉为佛学最高的研究。这不是工夫,而是真智慧,走上大彻大悟而成佛的真智慧,梵文就是“般若”。真正的般若智慧的体是“无知”。

当时这篇文章震动了学术界,一般认为人人都要求智慧的成就,如果真智慧是“无知”的话,我们在追求“道”之体时,又须以智慧求到“知而不知”,才能够证道。这其中的道理实在太深了,这是般苦智慧“无知”的道理。这一篇文章是用老庄的笔调手法写佛学高深的道理,文字美,哲学理论深。

另有一篇《物不迁论》,在一千多年之前就说到现在物理科学所讲“质能”的变化。一切东西没有变动过,时空也没有变动过,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变动过;就是我们现在坐车从台北到高雄,在《物不迁论》的理论来说,我们没有动过,你还在本位。因为《物不迁论》——宇宙时空固定一个形态,都在周期性地转,虽然我们坐车到了高雄,但是,地球还在转,转来转去始终在空间的本位上。所以,僧肇当时的四篇名论非常震动各界。僧肇除了佛学以外,也受老庄的影响极大,原因就是老子所说的“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如果依文字本身而言,这篇的意思是幽默人的,是讽刺人的。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真正懂我的少,了解我太多就太贵重了。因为你不了解我,所以我才了不起。说一句笑话,老子这个时候,以普通的眼光来看,似乎有一种阿Q精神,挨了打,心里说,儿子打老子,没关系。事实上,这两句话代表了中国文化另一面的精神,这也就是他在本章的一个结论,“是以圣人被褐怀玉”。他说真正得道的大圣人,外面穿的衣服破烂,内在是无价之宝的玉石;换句话说,你不了解我没有关系,我自己有道,贵不可言。后来“被褐怀玉”这一句话影响很大,广泛被人引用。

 

老子《参同契》隐士

汉代以后的道家与道教,甚至于隐士之类,都受这句话的影响。道家一部名著,魏伯阳的《参同契》,在中国文化上被称为千古丹经鼻祖。书中说到自己如何做工夫修道,修炼长生不死,以能成为超凡入圣的神仙。这是修道人必读的一本书,修道的原理与方法都在里面,不过很难读懂。这部书之所以名为《参同契》,是因为修道做工夫的方法都是参合《老子》、《庄子》、《易经》这三本书的原理原则。后来道家称魏伯阳为真人,道教称他为火龙真人。

魏伯阳所著的《参同契》就引用了老子“被褐怀玉”这句话。另外书中有“外示狂夫”这句话,说一个真有道的人必须知道隐蔽自己,不表现自己有道,外表并不一定衣衫褴褛,也许外形疯疯癫癫,看不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外面显示是狂人,被世上的人看不起,可是,真有道的人倒是希望你看不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

我经常说,中国文化左右了几千年的历史,而真正影响几千年历史思想与实际的是道家的文化。天下太平的时候,都是外用儒家的学问;到拨乱反正的时代,都是道家的人物出来。出来的这些道家人物属于哪一类呢?是中国文化从上古都有的一种特殊人物,就是隐士们。隐士是后世的通称,汉代称为“高士”,宋朝叫做“处士”,清朝也叫“处士”,这些隐士们本来是永远不出山的。

所谓隐士,第一都是学问特别好的有道之士,认为人的生命不是究竟,否定世间的一切。第二,没有个人的欲望希求。第三,在某一个时代,他等于西方政治上“不同意票”的一派,始终保留自己的一票不投,也就是对现实不同意。这些人学问好、道德好,可是都跑去当隐土,永远不出来。所以庄子说,这些人“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连皇帝要请他出来做臣子他都不肯,各国的诸侯想与他做朋友也做不到。而这一类的人,却深深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想。

例如汉代,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商山四皓,虽然没有做到真正道家的“被褐怀玉”,但影响了汉代早期整个的政治决策。又像东汉时的严子陵等也是一样。其实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外表上都做到了老子这一句话“被褐怀玉”,甚至于我们民间流行的济公活佛也是如此。济癫和尚当时被许多庙子赶出来,衣裤鞋子都穿不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吃肉包子喝酒去了。他也是“被褐怀玉”,“外示狂夫”。所以,在表面上,儒家与道家影响了中国文化,但隐士思想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学问都是帝王师的修养。

最近有一位博士班的同学听我讲课以后,拼命搜罗资料,要写一篇隐士思想与中国历代政治关系的论文。我说,希望你三年写成,这个问题是老问题,太不简单了,可是一般人从未注意,还认为是最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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