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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曰第二十
---论语别裁

《尧曰》这篇,我们要用另一个观点研究了。《论语》这部书,有些是孔子的弟子记载孔子的言行,到后来的几篇是孔子的门人们——也就是再传弟子的记载,有些是记孔子的话,有些是记孔子的大弟子如子贡、子夏他们的话。至于《尧曰》这一篇,孔子的话仅在最后一点点,而其余完全是讲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应该说这一篇是历史的书,或者归附到五经之一的《尚书》中去,这是讲尧舜之间的历史。至于是不是孔子当时口说的,或者有这种旧资料,孔子当时用来教学生的,这暂不去考虑它,不过其中所讲的,是尧、舜、禹三代禅位,“公天下”时候让位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这篇书放在这里?严格研究起来,的确是个大问题,也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所在。第一,为什么《论语》的编排,拿上古史如《尚书》方面的资料放在这里?它的精神何在?又代表了什么?第二点,这一篇所讲尧舜之间的传位内容,与《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有相同之处,不过描写得更详细。第三点,它摆在这里要看什么东西呢?上面由“子曰:学而时习之”开始,一直连贯到这里,为什么把这样大的东西摆进去?同上面一条一条的对话记载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如果作博士论文,仔细深入、钻牛角尖一研究,就会发现东西,有它的道理。中国文化所认为的一个儒者,一个知识分子,学问并不是文章,是作人做事。作人做事成功还不算,还要把自己的学问,用出来立人,有利于国家、社会、天下,既然利于国家天下,就须讲究领导人的精神,也就是古代讲帝王政治。那么帝王政治真正的精神在哪里?第四点,我曾经再三提到司马迁《史记》的《伯夷叔齐列传》,这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但是光论文章该打手心,并不好读,要通了才晓得真好。司马迁把整个的历史精神,统统写进去,我们也可以强调地说,司马迁的那一个精神,就是根据这里来的。现在我们大概晓得了这几点。如果真写博士论文,还有许多要挖的,有许多值得发挥的。这里下面的记载:

历史文化的重心——公天下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资料,根据我们中国文化最初这本历史资料——《尚书》,第一篇《尧典》。(《尚书》是孔子整理的,他把《尚书》删订为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孔子删订《尚书》以后,才著《春秋》)。为什么《尚书》从尧开始?尧以前还有很长久的历史,如黄帝就更早了,而孔子站在史料的观点,认为尧以前的资料太少太乱,没办法整理,没有采用,所以从尧的时候开始。现在我们研究,孔子还是有问题,这位老师瞒了我们一手。我的看法,固然他手里搜罗的资料是尧的时候最完整,但有一点,他为什么要从尧开始?我们要指出来。因为尧、舜、禹这三代是公天下,而孔子的思想是“天下为公”,但是他当时是在春秋战国的帝王政治时代,没有办法把这个话说出来,所以删订《尚书》从尧开始,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我这个话不是偶然随便说的。况且整个研究了孔子言行的思想精神,就会发现孔老先生还是瞒了我们一手。当然他不是有意的,等于《史记》寓意,读书要自己有眼光。(中国人塑菩萨,顶门上塑一只竖起的眼睛,就是象征智慧之眼,要在顶门上有一只眼,把书中的道理看出来。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他引用《尧典》里的话,就是如此。)这篇文章写得很妙,头尾叙事都不关联,只是中间突然拿出一段来,奇峰突起,等于外国有些电影,故事的头尾都不要,只拿出中间一段来,使观众去猜想、判断、作结论。有人说外国的这种手法好,我说中国早就有了。《论语》的这篇《尧曰》就是现代戏剧的体裁,头尾都不说,只说中间的一段。

我们现在作研究,把它加上头尾。我们晓得尧老了,要传位给舜,在交接的那一天,这是古代很庄严的大典,隆重得和宗教的仪式一样,要在泰山烧火,当着全国百姓,把帝位交下去,尧就告诉舜:“咨!”这个“咨”字,我们看历代皇帝的诏书,常用这个字,其实我觉得古人在这种地方真糟糕得很,很丑陋,何必一定套用老式文章!老实讲这个“咨”字,也就是我们现在上台讲话时,说正题前一开口的“呣!这个……”并无含义的语助词而已。古人自汉代以来,搞训诂的汉学家们,为这些字,写十几万字的文章,那真讨厌!实际上是尧上台了,舜还站在下面,尧说:“喂!舜上来,我告诉你,天之历数在尔躬。”(中国人过去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天道政治,上天的意旨。“历数”,我们先解释文字,这个“历数”很有内容。)上天的意旨,气数到了,轮到你来挑这个担子,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上天的意思,时代的趋势,这个担子必须要你来挑了。第一句话就是要舜继承这个王位。不过说到“天之历数”这四个字就够麻烦了。第一个是“天”的问题,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到底“天”是什么东西?讨论起来麻烦得很。

天人合一的气数

第二是“历数”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精神都在“历数”,“历”古代叫历法,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阴历等等,这就是历。中国的历法、天文方面的学问发达最早,而中国所用的阴历、干支等等,代表了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精神。像过去换朝代,明朝亡了,清朝进来,多少人一辈子不投降,清朝统治了中国三百年,可是汉民族的知识分子三百年来没有投降过,许多人“不奉正朔”。(正就是正月。朔是月初。代表历法。)再看几年前刚过世的画家溥儒,大家都知道他是清皇室,他一辈子画的画,写的字,作的诗,没有用过我们中华民国的正朔,这也是他表示自己是清朝的皇室,不奉我们民国的正朔。当然,也不会用西历纪元多少年,只好以干支古法纪年,如“甲寅三月”,“乙卯五月”。这就表示他内心不奉正朔,所以用年号这个问题真有趣。

现在我们自己拼命想把中华文化复兴,而文化的精神在什么地方却不知道。这是“历”所引起的一段感想。

而“数”又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讲历史的命运,这套学问很大很多,还有算命之术。像《论语》最后一段孔子的话中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讲“命”。有一次,我和一位算命的大家,在一起吃饭,谈到算命的道理,他说中国人读书一定要会算命,当时他就掉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句书袋。我听了以后,不好意思说孔子的这句话,并不是说每一个读书人要会算命。不过这个“数”字与“命”字有没有关系呢?还是有关系的。历史有个大命运的。譬如历史命运中“数”的道理,到了第六就不是第七,到了第九就不是第八,等于地球行度的轨道,到了这里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力要下去的时候,若就把它拉回来,要出毛病了。所以“天之历数”这四个字,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很难讲的,一两个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这四个字发挥起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得完的,在此不再发挥。

尧在传位的时候告诉舜,这是天命,不是他尧个人的意思。我们看这句话的内在意义,尧把帝位交给舜,既非自己的亲戚,又非朋友,更非他的子孙,这就是古代的“公天下”。他经过几十年,多少次试验,培养一个人,等到自己真的年纪老了,(根据历史记载,古人比我们活得长久。)百把岁了,于是禅让,表示不是个人私见。历史的精神,就在这里。

“允执其中”这句话也有问题来了。经书上有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里只引用了一句话,我们讲中国思想,儒家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用这四句话。也可以说中国文化讲人的学问修养的中心,教育的中心,都在这里,也可以只说一个字“中”。“人心惟危”,人的思想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并不一定是杀人的危险。凡是人都有欲望,而欲望是一个总称,现代说的“好胜心”、“荣誉心”、“有希望”、“生活有意义”这些都是好事情,归纳起来都是欲望;欲望的奔驰,会使人心非常危险。能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世界,都是欲望问题。

这里我们说一个阿拉伯文化中的故事。中东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有一个伊斯兰教的老阿訇退休,在山里修道。有一天一位中东的国王,带一批人去打猎,这位国王射中一只麋鹿,这只麋鹿带箭负伤,拼命地逃奔,逃到这位阿訇的身后,阿訇回头见这只麋鹿负伤,知道有猎人在后面追杀,就将宽大的袍襟把受伤的麋鹿掩盖起来,不久国王的一名部下,先追到阿訇的身前,不见了麋鹿,就问阿訇有没有看见,阿訇闭目修道,理也不理;这名部将问几次都是如此,就说要杀掉阿訇,阿訇张开眼睛请问部将是什么人?这名部将报告了国王的名号,阿訇说:你的国王是我的奴隶的奴隶。这位部将听了大光火,要把阿訇杀掉。这时国王正好赶到,问明原因后,转问阿訇知道不知道犯了罪。这位阿訇说事实上你是我的奴隶的奴隶。国王说:你的奴隶又是谁?你讲得出来,可以无罪。阿訇说,你不要生气,坐下来慢慢听。我以前给欲望当奴隶,现在我修道了,已经懂了,再不会听欲望的指挥了,我可以指挥欲望,所以欲望变成了我的奴隶。而你虽然当国王,却充满了欲望,连一只麋鹿都不放过,可见你还是听欲望的指挥,做了欲望的奴隶,所以你是我奴隶的奴隶。这位国王一听恍然大悟,马上拜这位老阿訇为师,追随他学道了。这是伊斯兰教流传的故事,这也就是人心惟危的一个例子,思想领导自己正就正,领导自己坏就坏。

我们现在说,思想形成了一个观念,如戴有色眼镜看东西,所看的统统不同,当我们怀疑有鬼,汗毛就竖起来了。佛经上就说,不必真的站到悬崖,自己坐着闭上眼,心想处身于万丈悬崖,如跌下去会没命,脚就会酸软起来,事实是这个现象。这就说明心中欲念的可怕。如果要把这种欲念平静下去,变成道心,那就太难,微妙得很,不可思议。怎样才是道心?我们中国文化中讲了几千年,四书讲道心,宋明理学家也讲道心,佛家、道家、老子、庄子一概讲道心,都微妙得不得了,怎样做到这个道心的境界?要“精”、要“一”,最后“允执厥中”,就是这一句话。

辨中边论

什么叫“中”?如果我们做知识的研究就很多了,如“中庸”就讲中道,在物理世界,讲一个茶杯的中心点,那是假定的。一个人站在房子的中间,说他是中,那是对四周而言;实际上还是边,因为在某一边看是中,在另一边看,他是站在左边或右边,或前边或后边,所以还是边。没有绝对中的。这是物理上的中,思想上的中更难确定了。自己脑子能够想的,停留在中,这个中在什么地方?力量均衡了就是中,拿一支筷子来说,不要以为筷子两端间的中心点就是中,筷子两端的粗细不同,重量不一样,将一支筷子搁在手指上,使筷子保持水平,两边均衡了,这筷子与手指的接触点,才是中。所以在思想上可以持平的才谓之中。因此中是一个抽象的名称。也可以说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中心,这就是圆的道理,也就是太极的道理。并不如后世的解释中庸为滑头,而是要懂得持平的中心点。这个学问研究起来太难了,并且涉及人格的修养,所以我们作人处世要持平,真能做到平,则一个人平了就没有话讲,“水平不流”、“人平不语”。“不平则鸣”,一不平就乱起来了。为政的道理在持平,可是求平很难,所以中国人讲究天下太平,太平实在难求。“平”就是“中”的道理,个人修养,作人处世也如此。“中”的道理暂时讲到这里,发挥起来很多,可以讲上半年多。

尧告诉舜要“允执其中”,“允”字有两个意义,一是信,一是平。就是告诉舜要坚持把握住公平的原则,不能有偏私,不可动摇,如果不把握这个原则,天下国家,四海之内,人也好,物也好,都会垮的。在尧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完成,还有水灾,大禹治水之后,黄河、长江未开发,整个国家在水患中,还痛苦得很,是最艰困的时代,如果为政不能持平,整个国家就完了,假使做得不好,就“天禄永终”。这四个字可作两面解,做坏了不得好死,做好了上天给你的禄位,永远有好的结果。古文的美感在这里,讨厌难懂之处也在这里。“天禄永终”四个字是凌空的,每个角度看都是圆满的。所以好的古文用白话一作解释就完了,美感就破坏了,等于好的图画,没办法加一笔,也没办法减一笔。

这是引用当时尧舜禅让交接的时候,尧把中国文化政治思想的中心交待下来。等到舜也老了,大禹治水成功了。在中国文化史中认真讲,文化开创的功劳,首推尧舜;至于国家建设的奠基,则大禹的功劳最大,自他以后,固然政治上变成家天下了,但在他个人的功绩,真是千秋万载,由他建立了以农立国的基础。

禹分九州

禹分了九州,所以: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舜将自己的帝位,交给大禹的时候,也把这个文化的传统精神告诉禹王,而舜在这里所说的一段话,别的地方没有,是在《论语》里才见到的。这里舜加重了语气,其所以加重,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是因为时代不同,文化越来越发达,如现在用的白话文,就有这么囉嗦,越上古越简单,所以尧传给舜很简单,舜传给禹就复杂一点了。舜将帝位交给禹的时候,也是行大礼,向天地祭告。

舜对天祷告说:“予小子履”,我这个小子——向天不敢自称帝——履是说,学步前辈的办法。“敢用玄牡”,才敢用黑色的公牛作祭品,“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代表全国的百姓,向在上面广大的、威严的、高深不可知的天帝天后祝告。“有罪不敢赦”,我执政了许多年,恐怕自己有很多过错,不敢希望上天原谅,我若有罪,你还是惩罚我,不要宽恕我,不要赦免我。“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这句话就是告诉禹要学习。帝是上面领导人,臣是部下,对天来讲,这个帝是天帝,自己是臣子。这是中国过去的政治思想,与宗教精神是连在一起的。加以皇帝称天子,是上天之子民。人世间是皇帝,阴世间是阎罗王,所以过去的皇帝,受万人之拜而不拜人,但在祭天的时候,皇帝就要下跪,祭祖先时或到后宫见皇太后也要跪。他这里说“帝臣不蔽”,就是说你天帝的臣子,我这个舜,年纪大了,精神不够,已无法作天下的庇护。“简在帝心”,现在我选来一个人,可以继承我这个位置,而我所选的这一个人,天帝也会同意的,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对国家百姓的贡献太大了。“朕躬有罪,无以万方。”这是作领导人最重要的政治德性,做领导的人,自己个人的错误,不要推卸责任,不要推给部下或老百姓。这是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政治领导哲学的大原则,太难做到了。我自己有罪,一切处罚我承担,与我的部下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老百姓或部下错了我负责,都由我来挑起。

我们看了这段书,感觉到非常严重,也非常敬佩,不禁为之肃然起敬。中国文化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同佛家讲到菩萨,道家讲到神人、天人一样。就是有好处,也绝没有一点自私,应该是大家的,好处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一点不能要。佛家所谓布施,乃至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交给别人,这个精神多难!所以看了这一段记载历史的资料,懂得中国的政治思想。拿现在西方来的民主精神比较,西方思想无论怎样民主,也没有到达我们这个“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程度,这种带宗教性的自我牺牲的君主,可不容易。缩小范围来说,如果作一个单位主管,自己的政治道德修养,能够到达这个地步,就是最成功的人。当然对自己本身来说,会是很痛苦的,但是一个成功的人,就要担负所有人的痛苦,自己的痛苦绝对不放在别人的肩上,而部属的痛苦,都由自己替他承担。

周重九鼎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前面是讲尧舜禹三代的文化、政治思想以及作人的道理。我们文化的鼎盛,是三代以下到周朝完成的,孔孟思想就是继承周公的思想。周朝有一著名文献为《大赉》,就是周朝开始立国时候的重要思想(主义),他这个思想的中心是“善人是富”。什么是真正的富强,包括家庭的富强,个人的富强,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各个是好人,没有坏人,这好人不是老实的老好人,是思想纯正,行为端正,一切都好的好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这就是大富。至于“虽有周亲”,这个“周”代表了圆满,四周充满了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有很多的群众,很多“盲目”的人跟着你。“不如仁人”,不如有一个两个有眼光的人,有仁义道德的人。人很容易犯一个毛病,喜欢在矮子里当高人,不喜欢到高人里当矮子,到了高人中间,处处不对,成天只有听话的分,看看谁都比自己行,这个味道很难受。可是从人生中体验到,有成千上万的“盲人”跟你走,一点都不希奇,只怕有一个明眼人对你说:“你走错了!”这就完了。历史上有许多人,当时人人捧他,真是了不起,但后来明眼人在历史上写一两句,就把他刷下去了。所以当在台上的时候要当心,所听的,所看的,所讲的都是顺意的,都是对的,这时切不可得意忘形。“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周朝也是三代时的那种精神,由此可知当皇帝之难。我常和美国朋友讨论民主与帝王政治,说他们的民主政治是假的,而我们中国过去的帝王政治思想是真民主。这也是有所本的。

上古的政治经济

一种真正的学问要达到外用,在古人多是用之于政治方面。现在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道理,现在说到上古为政的九个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这是写作《论语》当时,引用上古的文献。“谨权量”有两个观念,我们看到《尚书》中《舜典》有一句话,“同律度量衡”。我们的文字越到上古越麻烦,这也是中国文字与外国文字基本上的不同,中国文字依六书的法则而来,每一个字,单独代表一个观念,有时一个字包括了四、五个观念;外国文字要几个字母拼起来,才表示一个观念。这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不同的重点之一,我们必须了解的。我们后世年轻人读古文会觉得麻烦,就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从研究中国字入手,尤其现在更是如此。

像这里,就是说从尧舜的时代才统一了全国的“律”。这个“律”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天文的、物理的规律,就是现在所说科学性的各种“律”,包括了历法、天文的法度等等,这是中国最早、最古老、也是最光荣的。在全世界各国,天文学的发展,我们是最早最早的,比别人早了好几千年。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制度的各种官制规律,虽然历代都有变更,但原则上仍是一贯相承的。

“度”可以分开来说,一种是地理方面的行度,等于现在西方文化的地球经纬度。另一种就是长度,经济方面应用的丈、尺、寸、分等等名数单位。这是古代为了经济上使用,求得公平合理而统一的。

“量”,即是合、升、斗等容量的总称。

“衡”就是称,就是称东西的斤、两、钱等等名数的总称。

这就是在尧舜时代,已经发现,各个宗法社会,各自为政,律、度、量、衡都没有统一,所以他要把它统一起来。我们要研究经济,研究社会发展,看二十五史就知道了。我们直到现在,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完全彻底统一,上菜场就知道,有台尺、台斤,又和我们当年在大陆所用的不同,现在又有公尺、公斤等等,是根据西方文化来的。现在以全世界来说,很少有已经统一了的地方,只有小部分统一了,如装船的吨位算是统一了的,可是在各国社会自己国内所用的,还是没有统一。由此我们也了解,人类努力了几千年,自己号称文明进步,事实这些地方,我们还是停留在几千年前的阶段,统一的工作,还没有做到,这是以哲学的观点,看历史的所谓进化,是一个讽刺。

《论语》上这里也说,要“谨权量,审法度。”这个法度,就是现在所谓的制度,各种办事的制度,要严格注意,这是第一层的意义。其第二层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根据《尚书》记载的传统而讲,“谨权量”的权量,就是权变的意思,我们中国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欢讲究两个字,所谓“经权”之道,经就是常经,大原则不变,永远不变的,如人之穿衣饮食是经,但吃白米或吃面包,穿西装或穿中山装,可以随意,则是权变。“权”具有了这样的意义。在为政的大原则就是“谨权量”,对政治权能的分辨,要非常谨慎,以个人而言,如领导一个单位,对某同仁在权力上应该使用到什么程度,要量才而用,要非常谨慎,这也是对人事而言。“审法度”是对制度而言。固然说为政在人,但是制度的发挥,非常重要。

人治法治并重

这两句话连起来研究,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跟着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厂人事管理,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将这一套又扩大到行政方面。美国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还有一位丹麦人写了一本书,我们有人译作《领导的艺术》或《领导的技术》,这个书名相当新颖,里面的内容,就是人事管理,而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文化讲来,就是“审法度”。但是这种管理用之于行政,我们以冷静态度,不掺入任何东西来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着制度在转,人变成没有灵魂,将来这个东西的祸害非常大。可以断言,将来一定要变,不变吃不消的。依法规来做事,人会变成机械,没有灵魂,人到底不是机械,是有灵魂的。

回过来看中国过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变成独裁,所谓“朕即国家,国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完全由我,就变成没有制度。我们为什么偏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引证和发挥?讲历史人事的经验,老实讲,我们国家的文化,几千年来,比外国人多得多了,所以只有我们的历史值得自豪。以我们的历史,来与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学方法比较,我觉得如作一个统计的话,还是中国的人治毛病较少。古来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许多错误的领导,但是他的祸害还是少。就是以目前来说,美国对于越南的问题,为什么弄到如此结果?不能说美国人中没有眼光远大,没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国的现行的制度下,任何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领导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讲“科学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们难住了。像我们中国有句在军事方面常用的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在前方作战的大将,不一定听皇帝的指挥,他不是不听,因为路太远,皇帝不会了解前方随时变化的情况,前方将士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视前方的实况来决定战略,对于皇帝所下不适合情况的命令,可以不听,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规中就行不通。但话说回来,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将在外,临时应变并没错,一旦班师回朝却受朝议和执法者依法审判,就变成犯罪了。

我们了解了这些思想与观点,再回过来看中国文化,在尧舜当时,人事与制度并没偏废,而把这两方面“谨权量”,像天平一样,法规与人事,配合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社会上就经常看得到,有时候去机关办事,碰了钉子,一肚子牢骚回来,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机关里的人照法规办事,遇到法规上某一部分会互相抵触的,上面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而给下面的人找了很多麻烦。在我们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规因人事而变的原则,情形就两样,究竟谁好谁坏,的确难下定论。这是介绍了“谨权量,审法度。”两句话当中,所产生的很多的联想。

第三句“修废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严格的研究起来,中国古代所谓作官,在秦汉以后,才变成特殊阶级,在上古时候,如国父所说的,是管理的意思,服务的性质,是对某事的主管人员而说。“修废官”也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说,在尧、舜、禹以后,经过殷商的阶段,政治荒废,到了周朝重新整顿起来。第二层的意义,一个制度,一个法规,一个行政措施,依我们中国《易经》的道理,是没有不变的。很好的计划,施行下去,到了下层,经过空间或者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办法对,明天情况变更就不对了,非变不可,不变就会出问题,所以修废官等于说兴废之间要多注意。

这三个重点把握住,了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规模,就好办了。“四方之政行焉”,为什么说“四方”?中国上古的政治制度,虽说中央集权,但四方都是诸侯,地方分治,实际上他是“中央分权”。

承先启后

根据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的说法,中国上古如周朝,中央反而没有集权,地方的权力非常大。所谓的中央集权,只是道德上的领导,思想上的领导,而行政上的指挥,多属于地方。所以他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这三点注意到了,四方之政自然行得通了。缩小范围来说,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中处理事情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向来宗法社会——族有族规,家有家规,治家之道也是一样的。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重点,美国人也想走这个路线,老实说他没有深厚文化基础,是走不通的。这里引用的几句话,是说周代以后,就是这种做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会的基础而来的,“兴灭国,继绝世。”过去已经灭掉的国家,万一这个国家没有后人,就要把他远支的宗亲找出来。所以周武王统一了中国以后,分封诸侯达两三百个国家,而所封的并不全是周文王的儿子,如当时的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许多都是曾经一度灭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这种国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刘邦、项羽他们起来推翻秦始皇的暴政,当项家初起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王,要找出楚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孙子怀王出来,奉为义帝。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奇怪,项家起来就起来了,为什么要找个小孩子出来为帝?这就是宗法社会的思想,必须要找个帽子戴上。这固然是项家的权术,但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后来刘邦称帝,却封赠了项家和战国时代好些后人,这便是汉代初兴时的可爱可敬之处。

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他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他切成了两半。所以我说他们到底不过两百年历史,这一方面若要到中国来当学生,至少还要学一百年。以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历史文化的精神,在这个对比下,就看得出来,人类应该走什么路。而周朝走的是传统的正确的路。

“举逸民”,所谓“逸民”,就是纣王的时代,许多人不同意纣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于海外。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把这些人都找回来,给他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思想,这样人心就归顺了。由这三点来讲,我们看自己的历史,过去讲仁讲义,现在讲就很难了。过去某人的家庭出了问题,朋友就把这家庭的担子挑起来,这就是义,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以前我们疏忽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特殊社会的组织,另一个是宗法社会的被破坏。这相当重要,中国人过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轻人读训,那时读的尽管是清朝的圣谕——康熙写的广训,教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作好人好事,原来是作为政治的安定力量,后来变成宗法社会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们当时疏忽了这些东西,只有爱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严重。现在更加上思想的离析,这些东西破坏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了解,这些精神,在宗法社会中,为朋友卖命,替朋友挑担子的这些事,普遍得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几千年“兴灭国,继绝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结果。

养生送死无憾

所重:民食、丧祭。

这句话,古书上圈点的句读作:“所重民,食丧祭。”这个句读,我不同意。不要以为古人大儒讲的话,就一定是对的,我们为真理,为了求真,对的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大儒不一定没有错,错了的事多得很。像我们这些连小儒都不够格的经验,常有写错字的时候,学生看到也不讲,后来自己发现,问他们为什么不讲?他们说老师写的怎会错?像这样的态度就糟糕,老师不一定就对,要多提意见。即使我对了,学生没懂,多提意见问一声,也不算错,为什么只是听话?所以对古人的话,也要注意。这句话是说,施政所注意的重点,在民食,人民的生活;其次丧祭,就是送死。换言之,政治的重点.就是养生送死,这是关于经济方面的。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这里是另外四个原则。上古的政治,始终是宽,这是儒家的主张。道家则主张宽猛并重。我们读历史读到用猛的时代,就是法治,严格的管理;宽则是讲礼治,如历史上有名的汉唐时代。

说到这里,想到另一个问题,近四五十年来的一般人喜欢研究明史,而且最喜欢研究明代后半纪的历史,这事怪得很,大家为什么喜欢研究明史?是否与清代有关?与我们推翻清朝的革命有关?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风气,如以《易经》的道理来看,这是一个怪现象。为什么我们专研究这些,不去研究汉代怎么兴的,唐代怎么兴的,这些兴旺的气象为什么不去研究?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主张宽的,法令也宽,最初汉高祖到壩上,因为始皇法令太严,而他与老百姓只约法三章,最简单的三点,可见汉朝的兴起,一开始就是宽的。当一个社会经过多年的战乱,老百姓受严刑统治以后,最好的政策就是济之以宽,救民最好的药就是宽。汉朝到了汉武帝以后讲法治,酷吏就出来了,慢慢收紧,严起来了。这是因为社会群众的心理,太宽了以后,容易放任,就非要用猛,非严格管理不可,政治上运用宽猛的手法在于人。儒家宽可以得众,而“信则民任焉”,上面领导的人言而有信,老百姓就完全信任你。“敏则有功”,敏捷聪明,就可建功业。“公则说”,凡事公正、公平,则大家心悦诚服。

这篇书从一开头到这里的叙述,好像同孔子乃至孔子的弟子门人都没有关系,只是记载了上古历史的资料,写的和前面十九篇完全不同,实际上是表示孔子的思想,延续中国上古的传统文化,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因此下半篇就提出来孔子的思想。

从政典范论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这一段的文字,我们很容易看懂,剩下的问题,是做起来很难。“惠而不费”在从政的时候很容易做到。民间有句古谚:“身在公门好修行”。做公务员有时很容易做好事,往往一件事,一个案子决定了。坐在办公桌上想出来的一个建议,一个办法,经上面决定以后实行起来,影响之大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最高明的从政者,经常有这种机会,给别人很好的利益,大家获得福利,而对自己没有什么牺牲损害。但是有的人,对这一类的事,往往不干,譬如有一个人来办事,或请求什么,而有些公务人员连多讲一句话,指导人家一下都不干,致使许多人埋怨,结果这些埋怨都归到领导人的身上。所以为政之道,许多“惠而不费”的事,做了多好!可是有时候还做不到。交朋友也一样,我们常常发现帮忙朋友一件事,是“惠而不费”,可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话“多管闲事,多吃屁。”其实管闲事又何妨?朋友之间,“惠而不费”的事情该多做,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随时做得到,又岂止为政!

最难的是“劳而不怨”。大家常说,做事要任怨,经验告诉我们任劳易,任怨难,多做点事累一点没有关系,做了事还挨骂,这就吃不消了。但做一件事,一做上就要准备挨骂,“劳而不怨”,我觉得难在任怨。

“欲而不贪”这句话很有道理,人要做到绝对清廉,可以要求自己,不必苛求任何一个人。人生有本能的欲望,欲则可以,不可过分的贪求。中国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主张大公,但也都容许部分私心的存在。

“泰而不骄”是指在态度方面、心境方面,胸襟要宽大,不骄傲。

“威而不猛”,对人要有威,威并不是凶狠,一个人的修养,真有威德,人家看见自然会害怕,这是威,而别人的害怕,并不是恐惧,是一种敬畏、敬重之意。如果“威”得使人真的恐惧,就是猛了。我们看历史上许多人,一犯猛的毛病,没有不失败的。

这五美包括了为政和作人处世的原则,我们自己对五美作了解释以后,看孔子的解释,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这等于现在的民主政治,就老百姓所需要的,所要求的福利而利之,这就是惠而不费,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同样的使用劳力,以对老百姓利益有关的事而劳动老百姓,就不会有人怨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所要求的是仁,而得到了仁,还有什么其他的贪念?所要求的正当本分,而达到了目的,就没有分外之贪。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之人处在任何环境当中没有多与少的观念,如待遇的多少、利益的高低等等观念,也没有什么职位大小的观念,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轻慢,一件小事情,往往用全力。佛学中有句话非常好:“狮子搏兔”,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何以会是百兽之王?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很恭敬,很认真,当狮子要吃人的时候,使出全副的力量,绝不放松,当狮子抓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也是用全部力量,这种狮子的精神,就是无小大,无敢慢。一件事情到了手上,不管小事大事,不要以为容易,如果以为容易往往出毛病,这就是说怎样可以做到泰而不骄。下面讲到态度:“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这还是就外形论,关于内在的意义,我们说过了。现在根据文字表面来说,一个人衣冠端正,礼貌威仪都到了,别人无论是远瞻或近看,个个都生敬畏之心,这就是威而不猛的道理。

四恶

对于五美,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以及孔子本身的解释都了解了,下面是孔子解释四恶:

“不教而杀谓之虐”,对部下,对学生都是如此,如果没有教导他,他做错了,我们要自己负责。人并不一定对任何事情都有经验,而教了以后,改不过来,才可以处罚他。“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个“戒”就是告诫。对部下事前不告诫他,到时候又要他拿出成果来,要求太高,不合情理,不可以,这就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慢令致期谓之贼”,对于法规、命令,处以轻慢的态度,不在乎。“慢令”就是现在所谓玩弄法令。“慢令致期”,自己玩弄法令,而希望别人达到目的,完成任务,符合你的期望,这就是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所需要的,别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临到我身上,我会很不愿意,临到别人身上也是一样,这是“犹之与人也”,比之自己与人家相同。“出纳之吝”——为政与经济分开来——就是怎样节省或放开来用,这个分寸,各有专门负责的人,该用则用,该省则省。

学至三知的结论

上面是孔子答复了子张的五美四恶,下面是全部《论语》二十篇的结论了。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古代中国人讲三理,本来三理的“理”是礼,中国文化有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为三礼。宋明以后又有三理的说法,读书人必须懂三理,是“医理、命理、地理(堪舆)”这是由孝道的观念来的。知识分子要懂这三理,因为父母病了,自己要懂得照顾,这就要懂医理。“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要懂算命。父母这年有问题,为儿女的要特别小心。万一出了事,要找个好风水,就得懂地理。

因此有一位精于算命的朋友引用这句话,说孔子主张知识分子必须懂得算命,实际上孔子这句话,并没有提到算命,孔子的时代,还没有用八字来算命的事,用八字算命兴起在唐代,严格说来早一点在南北朝才有,中间加上了印度传过来的文化,如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的动物生肖,是由印度传来的,我们原来只有地支,没有配上这些动物,东汉以后印度传来了这一套,到唐代才形成算命的学问。而算命之术分许多大派,同样的八字用这一派方法算很好,用另一派方法算又很坏。在算命者说来,历史上最好的命是乾隆,他八字内地支涵的四个字是“子、午、卯、酉”,叫作四正的命,乾隆的命好,历史上的皇帝,没有比他更舒服的,六十年的太平皇帝,活到八十几岁,所以自称十全老人,样样好,只有当这种皇帝还蛮舒服,历史上其他皇帝,没有一个不忧患的。可是有一个人的八字和乾隆一样,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而为叫化子。那么这个命怎么去算?像这样的算命例子多得很,算命的人却说,因为地区不同,乾隆生在北方,那叫化子生在南方。在空间上,同一房间两张床上出生的,还是有差别,这叫移形换步。变动一步,所看的对象,形态就变了,形态变了,结论就不同。如果要讲这一套,那么一个人连路都不敢走了,这中间就有一个道理,所谓“魔从心造,妖由人兴。”

孔子所讲的命,其真正意义,指宇宙的某一法则,人事、物理、历史的命运,时间空间加起来,形成这一股力量的时候,人对他没有办法转变,这就是命。现在我们称它为“时代的趋势”。势在那里的时候,像汽车那股动的力量还没有完,没办法停止,历史时代有他的前因后果,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会形成这样?所以这个“命”很难讲。就现代来说,我们的八字早已算好了,不过不是生辰八字,而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八个字。中国古代有“天命之谓性”的“命”又是另一种解释,解释作宇宙生命之命,如果我们把《论语》中这一句解释作生命之命,又牵涉到哲学问题了,而命运之命包括了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也是非常难研究的。孔子这里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知道时代的趋势,对于环境没有了解,不能有前知之明,无法为君子。

“不知礼,无以立也。”这个礼包括了文化,以前我们再三的解释过了,不多说了。简单说,一切礼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道理、人生道理要懂得,假使不懂,就无法站立在这人世间,就永远跟着环境转,自己没办法特立独行。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照文字解释,不知道说话,无法作人。人怎会不知言?各个都会说话,这个“言”就代表言语文化,比如古人先贤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不能深切真正了解,就无法作人处世。如《论语》,是孔子的人生经验,告诉了我们,不懂,就不知怎样作人做事。

这一节书到此结束了,就是自“子曰:学而时习之。”开始,全部《论语》二十篇连起来,都是学问。学问不是知识,不是文字,学问是拿人生修养来体验,随时随地来学习,才能达到“知命”而“自立”的境界。这样,才能算是“知言”,才不是白读了《论语》。我认为《论语》的精神大致是如此。对与不对,我也不知道。我的学识止于如此,如果明天更有深造,那又另作别论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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