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本文中法文版，均为法国著名学者Catherine Despeux（中文名：戴思博）教授原作。
本文源自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左：罗梅如，中：南怀瑾，右：戴思博）
作者：戴思博（法国）Catherine Despeux
在一九六四年，我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面对选择大学专业的方向，我决定了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中文，同时在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人类学，一九六七年顺利拿到文学士文凭。
在大学期间，因语言交换的机会，得识后来台湾的文建会主委及台湾驻法代表郭为藩先生，这个因缘造就了我日后继续汉学研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阶段，社会动荡，排外情绪及政策都很紧张，外国学生根本无法去中国留学，更遑论以语言进修的理由申请入境。看到我继续钻研汉学的决心，台湾的郭为藩先生于是建议我，何不尝试申请去台湾，在几位当时留法台湾朋友的协助下，展开了我远渡重洋的学习生涯。
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得到一年的留学奖金，顺利到了台湾，且在台居留更延长到四年之久，在那些年头里，因为台湾人的善良与热诚，得以认识日后对我影响至深的南怀瑾先生，那段岁月，是我永生难忘的美丽回忆及生命体验。在那里，所有的人热切地希望跟我分享他们的中国文化知识，从书法的习作到各种文娱课程，我沉浸在昆曲、古筝、琵琶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过着诗意与人文精神的完美体验。
在台北跟随南师的那三年
一九六八年的某一天，一位知道我对佛学有兴趣的友人白德厚先生，告诉我当天晚上在台湾师范大学有个佛学讲座，我欣然地前往听讲。远看着讲台上的学者，身着长袍，一派温文儒雅，我专注地聆听着，但是讲者浓重的乡音，令我在理解上深感吃力，当下想的是，我肯定不会再来了。
到了休息时间，正盘算着如何开溜，没想到，这位仙风道骨的先生，却派来了一位女弟子来找我，并建议我坐到前排去，我心里一沉，完蛋了，这下子跑不了啦！万万没料到，这其实是一个点亮我生命的契机。讲座结束后，那位女弟子在陪我回到住处的途中告诉我，今晚主讲的先生有一个道场，作为传授禅修之所，而且，再过些时日，会举办禅七，就是七天不断的打坐修行，而禅修的导师，正是这位南怀瑾先生。就是这个机缘，种下了在日后坚如盘石的师友之情，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我们的南老师离开人世。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间，我在台北的中国广播公司兼职，这期间我几乎天天去南怀瑾先生的禅修道场。一九七一年离开台湾后，除了先生旅居美国期间（1985 ~ 1988）我每隔两年左右就会回到先生身边，仰沾法喜一两个月。
在我一九六八年参加过的那个由师范大学举办的佛学讲座之后不久，禅七的共修在离大学不远处的一条人烟稀少、却有点喧闹的小街上的一个办公室里，顺利展开了。一开始参与者并不多，大约只有十二个人左右，同班还有另一位西方人罗梅如女士。有别于我认知里日本禅宗的严肃氛围及规范，我起初很惊讶人们怎么可以在这个空气对流不好，又充斥着四、五台打字机发出的噪音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举办禅七呢！心想着，我绝对不可能在如此吵杂的环境里进入禅修境界的。
尽管起头的那两天很困难，在好奇心的驱策下，我还是全心投入学习各种基本练习。那时的我对佛学一点都不懂，再加上南老师的浙江乡音很重，所以要理解他指定为禅修重点基础研习的《指月录》内容，更是难如登天。所幸，在每次休息的时间，大嘴巴的王绍璠总是走近我，耐心地跟我解释刚刚研读过的经典要义。我总算定下心来，尝试着进入这个奇妙的，有着精彩公案的禅修世界。
一开始，南老师给我们一些指导，如参“我是谁”或者“我在哪儿”等公案，我的思维绕着这些问题打转，越想心里越紧张，这慌乱的情绪引起南老师的注意，他发现复杂的思考习惯和紧张的情绪，是我最大的障碍，于是他建议习惯于辩证思维的我和罗梅如，先放弃参公案，而改习默诵心经。一段时间过去，到了下午，我有了几次感知暂停的体验，紧张的情绪，复杂的思维，甚至时间的流逝都忘了。我身处于虚空之境，短暂的轻缈且明亮的身心感知。在提醒结束的摇铃声中，我慢慢地又回到纷乱的现实之中。经过这次体验，我发现即使在吵闹的环境中，禅修也并非难事，因为那些吵杂的声音与我无关，它们只是无分别地跟我同时存在，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法喜，径自地自鸣得意了起来。孰料，这其实是一个陷阱，我却耽溺于奇妙体验，执着于奇异境界的追寻，而难以跳脱。
这七天的修行中，我惊讶地发现，所有共修，无一例外地，陆续体验了紧张情绪的释放，通过哭泣抒发了生命底层的苦痛，之后又有如雨过天青般地，精神进到另一个更平静的境界。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喜悦，从此禅修与我的生命产生重要的连结，屡屡因牧牛而找回迷失的心志。
相较于那些只能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中打坐，寻求短暂宁静的人，我何其有幸，能在吵杂不堪的环境中习禅，而领略到“一切平等本来寂静，不为诸法所罣碍”，生命中的纷纷扰扰，就在动静之间自然消退。一直到我一九七一年离开台湾以前，有幸参加了三次南老师所主持的一年一度的禅七。与第一个吵杂的环境不同的是，之后我们有一个寂静之所。这当中，南老师搬到了师大附近的青田街上，一栋日式的老房子，非常安静素朴，如同我原本想象的，一个理想的禅修之地。也就在这几次禅修的机缘中，我得识了叶曼女士，她总是兴致滔滔地叙述着她的照见，而这一切也经常得到南老师的印证，不过偶而也会提醒她“多言无益”。
在每次参加禅七的过程中，内心总是法喜充满，而不只是精神上的浪漫体验。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无缘每年参与，这种禅修与平日自修打坐不同，更能进入深切的宁静。直到有一天南老师告诉我，如果你以为修道就只是打坐，那就错了。
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去青田街找南老师。真心喜欢那个空间，永远有着宾至如归的感觉，只要一进门，马上有人奉上一杯茶，南老师的弟子们，亲切地接待着新入门的同修。那个房子的格局是以进门后的中央走道分隔，右边一间秘书和南老师助理李淑君女士的办公室，旁边是南老师的办公室，在走道的左边，有另一个办公室和禅堂，屋后有一个小院子。有一次到了那里，我径自往禅堂走，突然有人跟我说“老师要见你”，源于对法国那些高高在上的假道学的成见，我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去了，却意外的发现，原来在这里，只要你有困扰，随时都可以跟老师提问。就这样我养成了求见老师的习惯，因为他用尽所有办法让我因作茧自缚而紧绷的心得以松绑。实际上我还不太敢提问时，往往是他导引话题，再用心地帮我解惑。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惊人的洞察力，好几次巨细弥遗地点出我的困境与迷思，在在令我错愕无言。在对谈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还不是”，“无须刻意追索”，“一切都在你的内心”，“何须自寻烦恼”等等……
在面谈后，老师会请我第二天再来，或邀我和他的一些弟子午餐。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这完全远离了我对禅师的主观想象。在繁忙的活动中，南老师没有多少自己的时间。所幸在离办公室不远，位于信义路与仁爱路街口，有一家他非常喜欢的川菜餐厅，有时老师邀请我和几位弟子去那里午餐，有时去中山北路一家高档的咖啡厅。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师搬到了吵杂的、大楼林立的信义路上，那是一个宽阔而缺乏感性的地方。我后来终于明白，其时他的影响力及活动力正在快速的扩展中。就在搬到信义路的那段时间，他创办了“东西精华协会”，当时参与创会会议的西方人代表只有罗梅如和我。即使我其实还不太明白协会的创立目标，但是它的成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止一次重读入会规则，这让我了解到，协会的成立，是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道德规范的重建。
很快的，在这些日常交流中，我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他的影响甚至比我们的坐禅练习更有帮助，真正的动中之静，在吵杂的环境中，有更多的机会考验我们的定力，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南怀瑾先生的传授之道。在人声鼎沸的环境中，我们喝着咖啡聊着天，他教我们如何用中医诊断学，如何察言观色，时而会提起我们禅话如“万法本闲，人人自闹”，或其它诗篇。不知不觉地，我已然进入了中国文化和禅文化的场域中，那些情境已然深深铭刻我心，永难忘怀，因为当下我所有的感官是敞开的，全然的心神如一。
我明白了，禅修者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更以其叶承接着纯净的露珠，即使生发自污泥，亦能永保纯净之心。在那当下，我向苦痛众生敞开了心房。
南老师的多方学问
在我离开台湾之前，南老师在信义路开设了私立学院，传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如易经、中医，老子道德经、四书十三经、孔子思想、占卜、古琴、古筝、书法、国画等等……可惜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南老师的弟子当中有位孙毓芹先生，培育了一些台湾著名的古琴演奏家。我经常和孙先生一起回到他建国路的住处，听他叙述着他的人生际遇，中国文化典故。偶而和他以及朋友去郊外，他会为我们弹琴，在他的琴音中，禅境的氛围使我们感受到身心的释然，那往往是一个忘我的时刻，内外追索已然多余，琴音与大自然完美的契合，在静默中渗透身心。再有机会回味这美好时光，是多年以后，南老师安顿于太湖边，庙港小镇的学堂，有幸聆听他的一位年青弟子操缦（操缦：操弄琴弦）。
尽管岁月匆匆，禅宗入门的深远影响，真真切切地为我的台湾留学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指月录》的注释导读，尤其是大禅师悟道的故事和一些深具启发性的历史典故。我至今还珍藏着些当年的书本和个人笔记，每当我重读这些文本和注释，耳畔依稀还听到南师那特殊的口音，何其有幸能进入这个智慧的无尽藏！这一切，感谢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或有理解障碍，或听不懂老师的乡音，那些热心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至今仍有一些句子铭记难忘，因为它们深刻进入我内心，例如马祖禅师与弟子言“僧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道一禅师曰：‘为止小儿啼。’”，又如“平常心是道”，等等，引发了我对马祖道一的兴趣，后来更翻译了法文版的马祖语录。禅学的一些文本常提到的老婆心，总是让我想起南老师，是那么如实的老婆心，无尽的爱与仁慈，就如同我深爱的老祖母对我的恩慈一般。每当我面对南老师的时候，他完全明白我的痛苦和喜悦，我过去的经历，我的人格特质，他宽广的心胸，让我认识到爱之深责之切，必要之处绝无宽容，甚至机锋当下忒也无情。
我每天打坐的状况越来越好，远比我所预期的，更迅速进入一个思想入静状态，甚至连动都不想动，经常就这样，待起坐时，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那段时间，约莫持续两个月，南老师每天清晨就会来到我和两位法国友人的租屋处，和我聊十五分钟左右的天，或者就在那里打坐。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内在的能量，光明，如是宁静的轻松与自在。有一天，我的心忽然全部都放开了，什么东西都放下了，我又经验了第一次打禅七的境界，更纯粹的放空，而且感受到对众生无量的慈悲心，有别于小我情感上的慈悲，那是一种苦难与共，在泪水与欢笑中，我已不再是我。就是这个机缘，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用“慈”和“悲”两个字来诠释这种境界。就这样，我体认了活在“当下”的自在。
在我的生命中，我仅只经历过两次，如是同体心的体验。佛教经典中所倡导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正是为了开阔本心，以无分别心，无我无他的心理去慈悲众生。在这当中我看到了当下的真实，也似乎明白了一种理智上难以解释的，亦即一人得道有助于众生得解脱。
从此我喜欢上永嘉禅师以理、事的阐述，探讨无瑕的禅偈：“夫妙悟通衢，则山河非壅。迷名滞相，则丝毫成隔。然万法本源，由来实相。尘沙惑趣，原是真宗”，有着很深的相印。
在台湾期间，我有机会学习到一些道教内丹道理，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在中医及易经的涉猎。这些基本认知，为我之后以汉学研究为主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研究了道教的气功、内丹，基础的道家养生技法，以及练气的方法。
我理解到了在道教通脉的过程中奇经八脉的重要性，也理解了一些如“精满不思淫，气满不思食，神满不思睡”的理论。在与南老师讨论过后，我明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不能强迫禁欲，那是对身心健康有害的，因为性冲动和生命力是同根同源的，从这一点来看，弗洛伊德是对的。其二，道教讲到还精补脑，并非生理上的精子——所谓后天精，而是所不能间的能量——道教所谓先天精。
在那些跟随南老师的岁月里，我在顺应历法及节气对身心的影响上变得更敏感。南老师曾多次提醒我们，“你们感到情绪低落、感到不舒服甚至自觉愚蠢，却忽略了这其实是节气的影响”。他也没忘记提醒我们，切忌被这些现象所束缚，囚禁自己的心灵，而成为痛苦的奴隶。对易经、占卜与风水的态度亦然，否则就陷入同质的病态。从佛家思想来说，疾病起源于“地、水、火、风”四大失调，通过打坐，我们可以调整疾病状态甚至自我疗愈，而无需依赖号称有疗效的医疗补救。正如南老师常说的，所有非凡的现象都取决于一个人在修道路上的精进，以及入空的能力。
在我旅台期间，帮助我理解藏传佛教的契机，其实是通过到台湾前已经读过的，那洛巴圆满瑜伽六法门。这是一个历史的传承，它涵盖了藏传佛教的主流与基本法门。我们每天有练气两个方法：九节佛风和宝瓶气，由此，我逐步建立了一条心灵与身体并存的，不存在于西方思维的蹊径。从佛教理论来说，身心灵应是齐头并进的，生理上的改变与心理上的变化是互动的。南老师常说：修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证道难；其根本在启发自我的天性，以臻“明心见性，成佛成道”。
在长达三年与南老师几乎天天见面之后，我不得不返回法国探望我睽违四年的父母亲，同时得面对职业生涯的开端。在一九七一年，我顺利地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我几年前开始学习中文的大学——得到了副教授的工作，然后升等教授。之后，我一直留在这个岗位上，教授现代文学、文言文和中国文化思想史。除了教学外，我还做研究，撰写关于道教、佛教及中医的研究论文，直到我退休。这一切都得感谢南老师给我的教导，是他为我打开这扇理论与实践方法的大门。
何其有幸，在我能够充分学习的岁月，得遇南老师！回到法国后，我必须面对工作，照顾经常生病的丈夫，养育幼儿和陪伴年迈的双亲，我淹没在生活的洪流中，几乎遗忘了曾经拥有过的美丽的宁静。很显然的，这种平和宁静已成梦幻泡影，心经所载“以无所得故，无有挂碍”的境界也已远去。我曾经想过不要太依赖南老师或许是件好事，我更应该精进自我的追索。但是南老师还总是打电话给我，打听我的近况，修行有没有问题，打坐进步了没有，修道认真不认真等等……企图拉回我那迷失的心智。
离开台湾后，我差不多每两年会回到南老师身边，待上至少一个月，每一次得以重返修炼的正轨，学习新事物，认识台湾和中国政治关系上的演变。每一次总能发现南老师的另一面，至今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香港的重逢
与南老师中断联系了几年，那是他旅美期间，而我也处于在法国的种种羁绊而无法抽身。总算，他在一九八八年回到香港后不久，才有了弥补这个遗憾的机会，我又回到南老师的身边。也就是这段时间，南老师传给我准提法，可惜当时的我并未对修这个法感兴趣。每次去香港，三至六星期的时间，总觉来去匆匆，在有限的时间里，心头总有着无数计划，而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除了白天的学习，每天晚上众弟子和南老师吃饭，继续探讨。我起初并未注意这些同修的身份，后来才慢慢明白，其中一部分人其实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身份。当时被视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取向典范的第一个半资本主义企业正在积极建造金温铁路……想必他们对当时南老师建造金温铁路的计划，是很重视的，那是中国第一个半资本主义企业所负责，目的在作为国家未来发展和经济取向的探索，同时也藉由交通条件的改善，起到提高区域性的，包括南老师的家乡乐清与温州的经济状况。他对家国的一切用心，就如同儒家崇高的仁义胸怀，更符合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家乡同胞艰苦经济条件的同情，或许起于他无法忘怀的，在时代的夹缝中，万般无奈，辞别亲人，只身到了台湾，阔别四十年后，对家乡和亲人唯一能做的补偿心理吧！同时也是他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精神、佛家无我利他菩萨道精神、道家善利万物而不争与功成身退精神的实践。
每一次到香港，总有已经指定了的新文本在探讨中，新的事物等着我去发现和学习，但是我却无法参加全部课程的学习，深感可惜且沮丧。所幸，后来这些课程记录都陆续出版，让我能在事后补充学习。这真是个绝妙的机缘，能在珍贵文本和中国文化的学习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一整套的实践基础数据、新的法门就在我眼前。但是，就在此时，我的心却动摇了，我不能一切都修习，怎么办？必须抉择，哪些是适合我的法门，慢慢地，根据遭遇到的困难，心神状态的散漫或精进，在南老师的多次指导下，我理出了这些不同的法门在我的修行路上的适切性，也逐渐清楚各种法门在不同的情况下能各为所用。在这一个月跟随南老师期间，他的存在有如一盏明灯，给了我最好的典范。
我记得有一次到了香港，感到身体很虚弱、疲劳且紧张，甚至觉得无法脱离这个生病状态。经过医生的诊断，我有严重的甲状腺功能迟缓症，可是我拒绝吃西药，也不要动手术。西医责备我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是专家，只有他们知道应该怎么给我治疗。我却偏偏不听他们的建议。其实，虽然我当时身体虚弱到几乎无法静坐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能藉由打坐或其他的方法，找到自我疗愈的能量。祸不单行的是，我又被检查出患有胆结石，这个新状况更让我感到危机的压迫感。所幸，就如同其他大禅师的强大能量，南老师用他殊胜的老婆心护持着我，让我休息了几天，给了我几颗中药丸服用。七天以后，我开始能打坐，从早到晚几乎足不出户。只有到了晚上，他邀集访客和弟子们晚餐时，我会去参加，听他们的对话，听南老师的课。
在我打坐的实践过程中，他建议我回到禅门的根本法，就是安那般那法门的观照呼吸。为了帮助我的修习，他开始了每天晚上给所有弟子和偶然经过也有意愿听讲的朋友，开讲译自佛陀跋陀罗的《达摩多罗禅经》。我觉得可惜的是，当时因为时间有限，并没有全部讲完。而这艰涩的文本，如果没有进一步解释，以我个人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自从读了这个经之后，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呼吸的重要性在“息”，就是在呼气和吸气的缓冲间，正是彻底放松身心的最好时机，也是聚合身心最好的方法。事实上，南老师以前就不止一次跟我们强调呼吸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练习过，但我却忘了，完全没有想到要适时正确的锻炼。一直到身体真的出问题了，才深切地体认到个中真味。
从西方思维来看，身体和心灵是分开的，除了专科医生是照顾身体的专才，还有心理医生、心理分析师是针对精神问题的治疗。在这段时间里，每当到吐气尽头与吸气之前，那全然的静寂，让我再度体验到空的感觉，就如同道家所言的“玄窍”，那是一种神妙的开启，来去无定处。通过观照气息的变化，渐入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之境，此时敏锐的洞察力与细微的知觉由此生发，这就是所谓的般若，被启发了的智慧。与此同时，我也找到了自我疗愈的契机。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我毕竟避开了外科医师想对我身体器官动刀的野蛮行径，而且在回法国之前完全康复了！至此，我学到了并且相信生命本能的真谛。正如南老师所言，“只需一个小小单元，即使是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能起到改变困境的作用，进而恢复健康，继续好好地过日子”，这一切，是何其珍贵的礼物呀！如此对生命的信念，相近于道家的无为思想，也就是，如果我们回到“玄窍”任其自然运转，就可以找到自我疗愈的功能。诚如“一切六通从三昧出”，唯有身处极致静定的状态，才能豁然有所得。这也和一些禅师所说的“了大事”相近，亦即了悟生死。因为悟道就是放下生身之地，了却生死，全然无惧，放下，再放下。就在这段期间，有一天，我正在打坐，南老师问我：你怕不怕死？我当下坚决的回答“不怕”。事实上，有别于当时定静的状态，现在的我还是怕死的，因为我还没有真正悟道。
那次居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对南老师还是依赖的，经常要求他为我消除心中的困惑。但是他教导我，依靠自身的力量自我成长，找到真正的自在，而变成“观自在”。他是帮我回归到内在的真师，真是佛经所谓“大善知识”，对他我永远有着无比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我怯于直呼他为师父，因为他常说没有好弟子就不配这个名号，我就是那个不称职的弟子之一吧。
南怀瑾在巴黎
忘了哪一年，在香港期间，南老师突然说他可能会去巴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比的惊喜，只是有点不敢置信，因为他常常突发奇想，令人难辨真假。事实上，那是一个具体的计划，一九九四年的九月，在一些亲近弟子的陪同下，南老师来到了法国，很快地与台湾驻法代表见面。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法，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非正式谈判，就在巴黎发生。
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一个与台湾有关的惊异，这个我一直尊崇的禅师，竟然玩起政治角色，这绝非我所想象中悟道的智者。然而，逐渐地，我意识到那些青史留名的大禅师们不也有这样的吗？而在我眼前的南老师，活生生的就如同《大学》第四讲所说：“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典范。
南老师在法国访问的那些日子，最喜欢做的就是漫步于巴黎的大街小巷。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参观了巴黎圣母院，然后去圣路易岛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喝了热巧克力，还吃了一个羊角面包。我们坐在露天咖啡座，瞭望着圣母院、塞纳-马恩省河、河上穿梭的船只和路上的行人。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咖啡店里的氛围，南老师边给我们讲课，边教我们如何在吵杂的环境中，还能一心不乱地，观察身旁事物。那一天，最重要的回忆，是看到他在吃羊角面包时的喜悦之情，他还盘算着，回台湾之前要再去一次那个咖啡店，可惜后来没时间就作罢了。藉此访问机缘，南老师受邀在我一位针灸师朋友的工作室里，做了一个约莫有二十来人参加的讲座。在讲座中所探讨的问题，围绕在疾病、健康、生命本源的探索，南老师在回应中提到了《入胎经》，同时转头对我说，“如果可以把这本经翻译成法文就太好了”。
回到中国
在一九九四年农历新年的隔天，南老师回到中国大陆的前几个月，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电话那一头兴奋的音调，是我认识他以来从来没见过的。他对我说：“戴思博，我要回中国了，要在厦门举办一次禅七，你一定要来！”他的兴奋之情感染了我，当下毫不犹豫地一口承诺。为了能顺利成行，我积极在我授课的大学里寻找代课的人选。出发的日期近了，我先到台湾，和南老师的几位亲近的弟子，以及他的儿子南国熙，从台湾一起出发去厦门。抵达时天气很好，不冷也不热，到了海边，令人激动的，我们能看见对岸的台湾。禅七的场地是由几位台湾弟子出资，在南普陀寺中建造的一个新禅堂。我对这个新建筑感到有点惊讶，它不像传统的单层方正结构的禅堂，而是由地面层加楼阁的两层建筑。
那是第一次在南普陀办禅七，但我眼睛所见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盛况，超过三百多信众参加，其中有僧侣，尼姑，富人，穷人，老人，年轻人，台湾来的、一般居士和中国的居民，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禅修，聚集在一起。我深深地被感动了，继而想到，这属于同一文化体的两岸，何时能够和平共处呢？对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内战争，被迫离乡背井的南老师，我知道，这是他衷心的想望。
大约是两千年前后吧，我听说南老师原来所犹豫的，考虑南方几个城市，如四川、上海等地兴建学堂的事，总算确定下来了，他选择定居上海附近，要在那里盖太湖大学堂，这些片段的讯息，都是我陆陆续续听来的。终于我第一次到访南老师在上海的居所，刚下飞机，已经傍晚五点，还没时间去向他问安，他倒是催促我来了，说着：“赶快去，赶快去太湖边看看，我们在那儿盖大学堂呢”！尽管还在长途旅行后的疲劳状态，我还是去了，看到那最吸引南老师的，太湖边上高耸的冷杉小径。太湖学堂的兴建，是他生命中极具象征性的一件事，他正在重建老式的书院，那些如著名儒家学者朱熹，和无数文人曾经生活过的，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的书院文化。学院的兴建一年一年的扩张，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禅修室，我有幸在那静美的空间里，参加了一两次的禅七。
我老早就发现，除了偶尔一碗含有几块南瓜的汤和稀饭，已经有一段时间，南老师吃得不多。事实上，他只是把食物含进口中咀嚼，然后由舌尖吐出，一般人就不会发现，他吃的东西极少。我曾经体验过好几次道家的辟谷之术，但是都没能实践到最后。比较重要的是，有一次在香港，南老师根据孙思邈的药方（正禅方），为弟子们订制了一种药片，作为辟谷期间除了打坐练气之外的附方，我们同时也服用了一种咸豆豉。我那一次在香港待得时间久一点，大约有六个星期，慢慢的，我的食欲逐渐降低，心越来越静，身体的感觉也越来越轻了。我开始对“饥饿”和觉得“必须吃饭”这两件事的关联性，产生了探讨的兴趣。事实上，想吃的念头是在非自觉状态中被植入的，因为我们被教导了，如果不吃就会饿死。我必须摆脱这个想法，并且认识到，如果没有饥饿的感觉，就无需进食。一个月之后，我每天只吃一汤匙的米饭和一汤匙的黑豆，而且感觉精神极佳。可惜的是，回到法国以后，家庭日常的三餐，朋友同事间的邀宴，等等的状况，却成为我继续体验辟谷的阻力，而我的思维又变得不安定了。其后，在庙港的几次停留期间，我都重温这种体验，没有刻意地禁食，但是我吃得很少。南老师常跟我谈到一个修炼的概念，当“精力饱满的时候，我们不再想到性；当气息饱满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饿；当精神已然饱足了，我们不再感到困”，如此一来，人生的三大难题就都解决了，没有这些主观欲望的人，于是能掌握最大的生命自主权。
太湖大学堂的生活节奏非常严谨，下午六点整钟响，所有人鱼贯往食堂移动，首先让出通路给老师入座，在食堂里通常有七张桌子，每张可以坐上十二个人或更多。依访客身份人数而定，他们会与老师同桌，或者坐在隔壁桌。那里的晚餐通常吃得很丰盛，即使并不是很平衡。不过，那几乎是我在中国吃得最好的地方。我喜欢欧阳哲做的饭，即使不见得很正统，但是那调味的方法总是令人惊艳，配合着新鲜的食材，真是一种难忘的味觉之旅。
还记得在二零零七年，我带着几位法国朋友到太湖学堂，跟老师学习一星期，当时参与的人数只有七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南老师所授予他们课程的价值所在。其中深受其益的，主要有任凭，一位嫁给布列塔尼地区太极拳专家的中国女士。有一天，一位南老师的弟子——宏忍法师在我们晚餐后，南老师请她唱诵华严字母，就在当下，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暖流进入整个身体，伴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毋庸置疑的，整个聚会沉浸在无限静寂的氛围中。这位我在台湾就认识的宏忍法师，是位德行谨严的比丘尼，也是我那些年接触过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位。无限的虔诚与全然的悲悯之心，她默默地承受着人们对她不公平的对待，而无所动摇。还记得有一位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的金丝燕教授，与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伉俪是好友，南老师给她取了一个叫做“小鸟”的绰号，自从参加过这次禅修，她倾其精力，为佛经的法文翻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结束了一周的学习，我们有一小型的音乐晚会。一位经常在船上航行，且吹得一手好口琴的布列塔尼友人Raphael（拉斐尔），给了我们一个充满欢乐与生命力的音乐飨宴。南老师的弟子，有位琴人，也是茶道专家，为我们带来一个近晚时分的完美茶席，伴随着古琴名曲。另一位弟子，现任江西洞山寺住持的古道和尚，为我们演奏了琴箫，还唱了一首非常怀旧而美丽的曲调。就在这当下，我望见南老师的身影，慢慢的消失在这歌声中。
总结我跟随南老师的经验，和这为期一周的禅修课程，我看到了他在百忙之间，不设限地应允所求，因材施教，只有老婆心。他那星期课程，不用佛教经文来教那些经历重重苦难、既不懂禅修、也不懂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分享或许有助于他们余生的修炼。他用的是道教的《清静经》，很耐心地等到我把他讲的翻成法文以后，才继续解释下一句。后来二零一零年，我把《清静经》翻译成了法文版。
在南老师身边最后的日子
二零零九年的秋天，再去太湖学堂看南老师时，也见到了很多我十多年未见面的一些南老师的弟子，其中还有我一到台湾就认识的，与我感情有如亲姊妹的李淑君。这一次我发现南老师的身形比起我二零零七年看到他时略显佝偻，视力下降不少，倒是脸色较不那么黯淡，虽然还是抽很多香烟。在那个星期的每个晚餐后，他的教学重点是从《入胎经》探讨生命的起源，一本他访问巴黎时就跟我们讲过的佛经。在这次逗留期间，他非常忙碌，我很少有跟他对话的机会，不过在或许是唯一的一次对谈中，至今仍然深深地感动着我。那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号，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强调了“没有其它方法，你要修不修之法，只认得本来面目，放下、放下、再放下”。在那次面谈后的三天里，我完全不知所措，越是想着不修之法的无为情境，内心就更感到烦乱与失落，越是想抓住一个具体的方法。然后，有一天早晨醒来时，当年在台湾初识南老师时，他教我背诵的《心经》，突然“以无所得故……心无挂碍”浮现脑海，就这样，既无所求，那无尽的烦恼也就消失了。但是，事实上我的烦恼障并未全然得解，因为那顽固的思维还在持续地干扰着我。我逐渐明白，当我提问如何做到无我的境界，南老师回答我的问题时常说的“放下”，放下所执，即是无为，从此在思想与虚空、悟性与自忘间就不再有矛盾。
我记下了那时他在课堂上所背诵的一首“顺治皇帝出家诗”：
祗因当初一念差
黄袍换却紫袈裟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很多南老师在美国的、台湾的老弟子都到了，让我隐然觉得异乎寻常，甚至有股奇怪的感觉。
最后一次在太湖学堂和南老师见面是在2011年。我喜欢沿着湖边的堤岸散步，然后每天去禅堂打坐，那些天人不多，经常只有我独自一人，而大部分的老弟子都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坐。在此期间，我住在与南老师同一栋大楼的公寓里，也就是说，我可以随时去跟他请教问题。但是我感觉他健康不佳，所以也就没敢去打扰他。而且很奇怪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只有一次，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随便闲聊着。在我住的房间，可以听到隔壁房间南老师偶而来回走动，去他的药柜拿药的声音。那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坐，觉睡得特别少，有时候南老师会探过头来问我，“戴思博，还好吗？”我的回答总是：“是的，是的，我非常好”。那之后几天，我就回法国了。临行前，南老师和一位访客在他的办公室说话，我不敢打扰他，但是李素美还是去告诉老师我要走了，他于是来到院子里作简短的告别。他经常说，佛家不讲“再见”，安如般若波罗蜜经中写着“亦无来亦无去”，一切如如，一切是不二法门。正如他所认识的我，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每次的离别，总是要含泪而去。那是我与南老师的最后一会。
跟随南老师超过五十年，对我来说，还是不知该如何描述，他那有着深沉的人性思考，却又看似平凡的一切。他有着凡人的缺点，偏好、脾气甚至任性 ;却又能以一颗老婆心，无限的温柔与同情的心，方方面面的关照你；又似乎随时都能洞悉你的心思，一切就在当下，在一个光明的存在，那个聚合就是一切，自然而纯粹。南老师经常说：“你们都要成仙成佛，可是起码希望你们能先做到阿难的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2018年2月12日于法国乡下）
作者简介：Catherine Despeux（戴思博）教授，法国著名学者，欧洲著名汉学家，1946年7月18日出生于法国巴黎，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教授、中文系主任及研究生院院长，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汉学研究员，法国教育部汉语师资考试委员会主任。从1973-2006年，她一边教授中国现代语言与文言文，一边做研究工作，研究范围主要为中医学史，道家养生与内丹，佛教禅宗，敦煌资料。她还将一些中国文化经典译为法文版，如：《陆羽茶经》《张仲景伤寒论》《千金方》《道德经》《清静经》《女丹书》《无门关》《十牛图》《圆觉经》《大乘起信论》。她的书与文章被译为西班牙文、德文、英文、普塔亚文、日语、中文等多种语言版。退休后，她多住在法国西南部乡下别墅。
戴思博教授将以下南怀瑾先生的著述译为法文版在法国出版
1978.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xpérience de l’éveil, de Nan Huaijin, Paris, Seuil, 1978.（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第一册）
1994. Nan Huai-chin, Yi king, sagesse et santé, Paris, Guy Trédaniel, 1994.（南怀瑾，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
2015.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 Sûtra du cœur, commenté par Nan Huaijin, traduit du chinois et présenté par Catherine Despeux, Paris, Les Deux Océans, 2015.（南怀瑾，心经修证圆通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