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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温州籍资深传媒人林宏伟编著的《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一书正式出版。南怀瑾先生的儿子南一鹏和最早在大陆全面介绍南怀瑾先生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以及新华社原副社长何东君、全国工商联宣教部部长高庆林、浙江铁路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詹银才、挪威籍南门弟子美达•霍斯曼女士等相关知名人士，为林宏伟的这本新书写序推荐。
【南怀瑾老师与本文作者林宏伟先生在太湖大学堂的合影】
企业社会责任
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立面。饱读经书、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南怀瑾先生对修身立业、以商兴国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在《论语别裁》里说：“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如果把这句话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就是在告诫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带着“使命”去做事，多为公众设想，多做一点人事，这样才会有更大作为与收获。
南怀瑾先生还说过，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企业经营当然要和企业的生存环境相融相生。企业家不仅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也需要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贡献，毕竟环境是大家的。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经营的长治久安。
南怀瑾先生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智慧来强调。他不去引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条来说明，而是凭借自己浑厚的国学造诣，引用中国的典籍来诠释。因为这样的话语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同，而且还能够引人思考，原来我们老祖宗也有这么好的见解。
早在1987年的秋冬，南怀瑾先生还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首府周围。尽管他身在国外，离开祖国大陆已有三四十年，却从不曾忘记自己的布道使命，更不曾忘记自己实业兴国的梦想。那段时间，他时常为那些留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讲述祖国未来的前途，一些有意回国参与投资建设的海外侨胞也经常来听他讲课，讨教投资策略。
当时的中国内地虽然已经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仍然十分落后，物资缺乏，人民普遍都挣扎在温饱线上，正是百业待兴的时候，急需大规模的基础性建设投资，作为一个生在中国，却远离家乡的文人，南怀瑾时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背负的重大责任。
商业投资利润巨大的诱惑背后是与之对等的风险，因而，正确的投资理念是指导投资行为，控制投资风险，增加预期收入的重要法宝。南怀瑾先生在与留美学生谈到对中国内地的投资时，他结合当时中国内地的国情和和自身的经商经验，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投资新理念，即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必须具备四项理念和认识，即“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
从政治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是由无数公民组成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则是由无数“企业公民”组成。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企业公民不仅享有合法经营的权利，同时还肩负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对于企业来说，必须要有“人格”追求，唯有把“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精神融入到投资和经营的理念中，才能平衡个体与整体、企业与国家的矛盾，从而实现共同和谐的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在中国内地的确成为一个潮流。在这种大背景下，公务人员辞职“下海”成为一种热潮，同时港澳台胞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掀起了一场“回乡投资热”。在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占据主流的投资思想就是，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资源和储藏量相当可观的矿藏，再加上12亿的充足低廉的劳动力，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东风是什么呢？在许多人的眼里，无疑是技术和资金。只要你能带来技术和资金，肯定就能赚大钱。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规律不限制社会精英的发展，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先锋者铺路架桥，同时照顾掉队的人，如此才使社会富有活力。然而，当时中国内地却截然不同。从制度上看，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尽管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逐渐放开了经济发展政策，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经济环境与自由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天壤之别。此时的中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影子，政府政令对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再大的投资也会水土不服，并最终胎死腹中。此时能够提供社会观念支撑就是对改革最大的支持。
“国内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政令解释不一，而且法规矛盾”，南怀瑾先生很早就看出了矛盾之所在，并运用了十分恰当的比喻。在他看来，这个社会就好比是一个古典式大家庭，只要有新媳妇进门，那么，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长们便可以对新媳妇指手画脚。不管是太公太婆，还是祖父祖母，甚至是兄长妯娌，都可以要求新媳妇端茶送水，料理整个大家庭的各种事物。谁都可以当家，唯独新媳妇不能，他们还可以说了不算，互相推卸责任。所以，最终的结果无外乎两种，新媳妇要么被吓跑，要么沉默寡欢，最终积劳成疾，抑郁而终。实际上，这种结果不管是对“新媳妇”来说，还是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一种损失，但彼此之间的这种矛盾又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究竟该如何消弭这种矛盾，并实现投资经营的顺利与成功呢？
在这种背景下，南怀瑾先生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的投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投资是完全利益化的，但这样的投资理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有入乡随俗，处处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着想，才能在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赢得国人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实现双赢的共同目标。
中国大陆积极号召港澳台胞以及海外华侨投资，其本意是需要真实投入的资金与进步的精密科技，而并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本万利，如果抱着一本万利的想法去大陆投资，无疑是从耕夫手中夺牛，从饥渴之人的手中抢夺食物，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一步错就会导致步步错，最终会被国家的经济现状逼进死胡同。
作为中国人不能忘根，更不能忘本，在祖国经济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这本就是一种责任。从投资角度来看，唯有入乡随俗，抱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为人民谋福利，才能在大陆投资中融入民族经济的命脉，从而最终实现企业与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这就是南怀瑾的认识和理念。
从创办“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到投资修建金温铁路，再到开设太湖大学堂，南怀瑾先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自实践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并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了该投资理念的可操作性和正确性。让商业的价值在有形的价值之外实现自我超越，让商业的智慧在一条不断超越的道路上前行，而不是小格局中的精心算计。
创业的理想使命
在金温铁路建设的历史上，曾开工3次，停工3次，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未能建成通车。浙江人民企盼百年的梦想，一直因为资金不足的问题，停停建建，建建停停，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心结”。在这种背景下，年过古稀之年的南怀瑾先生毅然担当起家乡的“圆梦人”。
金温铁路建设难度大，收益慢，这是众所周知的。南怀瑾也说，“修铁路，是傻瓜才做的。以国内现在的种种条件，一条铁路修成要好几年的时间。至于收回成本，快则10来年，慢则20年。而要赚钱那就是30年的事了。投资铁路，要想赚钱的话，除非神经病，疯了，才会干”。既然如此，南怀瑾先生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
实际上，南怀瑾先生成立铁路公司的真正目的是回馈社会。所谓取之于社会，还要用之于社会，这是他的理想，也是做公司的目标。他曾经多次致函金温铁路开发有限公司的同仁，要他们清楚他的思想、目标，以及公司发展路线。
南怀瑾先生究竟要修的是一条什么路呢？很多人理解不了，或者不能完全同意。他曾引用宋儒张横渠的四句话来为他的理想做注解，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个理想，南怀瑾先生曾做了很多积极有益的事情，如促成“汪辜会谈”，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创办太湖大学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倡导建设金温铁路只是其中的一件。
1992年11月18日，金温铁道公司成立，南怀瑾在公司成立仪式的贺词中再次强调，“在我个人的理想与希望来说，修一条地方干道的铁路，不过只是一件人生义所当为的事而已，我们真要做的事是要为子孙后代修一条人走的道路，那是大家真要做的大事业。”简短的“义所当为”一词，很好的诠释了南怀瑾在建设金温铁路过程中所背负的“使命感”。
合作建设金温铁路从1988年开始洽谈，到1991年底获得国家有关部委批准同意，1992年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在温州成立，耗费了三四年时间。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沿线5个地点同时正式动工。那一天，到各现场观礼的沿线百姓达十几万人，这是老百姓自发参与的热诚体现。可见企业家做事只要怀有使命感，对国家社会有意义，自然有人响应，因为它代表着人心所向，能聚合无穷的力量。
有人问，为什么有的人能力大，实际的收益却很小？为什么有的人似乎无所不知，到头来却无所作为？为什么有的人腰缠万贯，却没有相应的社会声望？答案就是——“缺乏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在经营中只想到“利”，忽视了“义”；只想到“我”，看不到“他”；只想到小，丢失了大；只想到今天，照顾不到明天，因此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混迹，无法在事业、人生等格局上有新的突破。
在商业投资上，南怀瑾始终立足长远。他说，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可以修得成铁路，有些铁路迟迟成不了是人为的不肯做、推托。铁路不是修不成，引用孟子的话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南怀瑾经常引用“志心于道义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来形容那些怀有使命感，不为己力，不为私欲，真为天下利益，对于将来个人的有名无名，有功无功毫不考虑的人。
古人云：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不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乃至企业、个人，即使再穷，只要有责任心、使命感，都会成为贡献一己之力的。南怀瑾多次重申投资金温铁路公司不是为名为利，是为了使命。他谆谆教导后人在经商过程中要始终负有使命感，只要真正为社会、国家设想的，一定做得起来。
带着“使命”去工作，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许多时候，内心的格局决定了人生的大局，差异取决于一念间。做人需要责任感，而做企业则要有一种使命感，有使命感的公司才能焕发出生机来。否则，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或者为了挣钱而挣钱，企业很难做大做强。商业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利润，公司的责任在于创造财富。只要你有能力追求利润，创造财富，而又不忘记社会责任，那么公司的声望自会蒸蒸日上。这是南怀瑾先生的商业智慧的亮点。
企业经营困难
1993年8月，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侯承业应南怀瑾的邀请，以专家总顾问的身份参与金温铁路建设，在短短的3个月里，他走遍了沿线工地，修正了不合理的规章，设定了工程质量核捡制度，规划了财务报表，理顺了自己存拨问题，完成了向外贷款的各项资料收集，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个人体重下降了很多，可谓业绩非凡。但3个月后，他却感觉很累，工毕身退，返回美国休息。此时，他深深体会到南怀瑾先生为了建成金温铁路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巨大，也深深体会到南怀瑾在逆境中推进的不容易。
在逆境中推进，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傲骨风范。被南怀瑾先生誉为一本治世的老书——《周易》之中，有大半的卦象都要求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学会忍耐，在逆境中前进。被南怀瑾先生称为商人祖师爷的姜太公，也是白发苍苍的时候还待在渭水河边钓鱼，等待出山起事的机会。许多事情从开始到收获，都会遇到数不清的挫折和困难，甚至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候该怎么办？在静观其变中“忍熬”，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寻机再发，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1989年4月，南怀瑾先生在写给浙江省驻温州联络处处长李景山的信中曾提到：“天下事图难行易，往往不遂人愿。图易畏难，往往成于意外。”他以为，天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困难，怕难想找捷径，往往不如人意。更何况是修建铁路这样的大工程呢？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坚持到底，到最后就可能出人意料地做成自己想做的事业。
在金温铁路建设过程中，有许多事情的确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早在金温铁路还没有开工时，南怀瑾先生就将1000万美元汇到温州，铁路公司马上就买了几十部汽车。然而，当1993年8月他应邀从香港到浙江工地去考察时，却不见一辆汽车来接，只得从杭州挤火车去金华。这时的侯承业已是年近花甲，却连基本的礼遇也享受不到，他感到纳闷。后来才知道，原来公司有些人是有计划给侯承业这个总顾问一些考验的。
1992年12月金温铁路动工时，南怀瑾先生曾给温州市领导建议发行债券修路，结果却被温州市政府宣传不当，让人误以为是南怀瑾缺钱修路发动大家捐钱，弄得他哭笑不得。为此特于1993年1月5日致函温州陈文宪市长问询说明。南怀瑾先生在信中说：“所示温州为金温铁路建设配套募捐事，本来以为一大好事，经老师鼎力提倡，殊属可喜，故而1992年12月18日晚电话与老师联络，只是贡献意见，请小心谨慎，务必一一登记清楚，以免后患。但是过了旬日之后，忽接温州及台北来电，都说：某某也为你们金温铁路捐款了啊！其意主要报功，其次讨谢。听了真有啼笑皆非、左右为难之感。”事后经省政府领导出面协调了解，方知误会，由温州市马云博副市长出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解说清楚，才消除误会。
金温铁路建设耗资巨大，面临的困难多如牛毛，其中最关键的当然还是资金问题。最初的估算资金投入至少需要8亿人民币，后来提高到1.72亿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约15亿元。开工两年后，到1995年调高到21亿，最后结算时，尽管扣减了不少，还是达到29亿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原先合约上写明由中国银行担保向国外银行贷款，待南怀瑾运作获得摩根斯坦尼银行同意时，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却说不能担保了。前面的一切努力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是天神下凡，没有资金，铁路也是没办法开工建设的。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用南怀瑾先生的话说，“不只是资金(钱)的问题，而是怎样建立一个可行性的办法的问题。资金毕竟是人的智力所造成所聚集的。无钱固然难办事，但无办法聚财和运用财，有钱也等于无用”。
在南怀瑾先生看来，修建金温铁路的困难不仅仅是缺少资金。1991年11月8日，他在和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的谈话中提到，自己从美国回到香港3年多，同国内做了很多事，也做了一些投资。除了温州南氏医药科技奖励基金会每年奖励5~6万港币，是温州市领导支持算比较快，国内办事，没有一件是快的，使你头痛得不得了。换句话说，讲国内不能批评它没有制度，它有制度，但它那一套制度是不符合现代化的，不符合开放政策的社会。每一件事，签约也好，合资也好，你想做一件好事把钱汇进去，做好事都有困难。
事实的确如此。南怀瑾先生的一生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混战，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后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与成长。忧国忧民是中国文人的共性，南怀瑾也不例外。他在《论语别裁》一书中这样写道：“历史上近数百年来，中国是处于最弱的时候，但时代在变，国运也在变，未来中国会有200年的机运，会比唐朝开国时还强盛，但事在人为，有机会如没有好好的抓住，也是发生不了作用的。”尽管前路困难重重，但南怀瑾深知，民之所需即是自己所行，他还是选择坚持“忍熬”前行。
因为能正视过去的问题，所以才能找到最为合适的解决之道。这也是金温铁路几度“难产”，终于在南怀瑾先生的坚持下成功建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怀瑾先生说，真正的改革开放，经济开发，不是钱的问题。过去国家在政治的措施上，思想的领导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弄了很多框框，把自己捆起来，捆得死死的。现在所谓改革开放、开发，就是把那些捆死自己的框框解放开来，使自己活起来，这是主要的精神。
反省、警示、借鉴
1997年8月8日，金温铁路全线铺通，浙江省长柴松岳特给香港的南怀瑾先生致电，并代表浙江省政府和全省4400万人民，向南怀瑾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称浙江人民将永远记住南老师的卓越贡献。这一年，南怀瑾先生已是虚龄的耄耋之年，对此他感慨万千。
1997年8月15日，南怀瑾先生给柴松岳省长写了一封信。因为建设金温铁路，南怀瑾和柴松岳相识多年，也建立了极为珍贵的友情。在南怀瑾眼中，朋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伦之一，极为可贵。也因为此，他在信中向柴松岳倾诉了修路的种种苦楚和反省。
南怀瑾先生认为，自己的第一个错误是被乡谊情感所自欺。认为自己不必先与浙江打交道，应该一开始就找中央交涉，那样一切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
第二是签订合同契约时太大意，对合作方信任太过。认为自己是与浙江省政府合作创办铁路公司，谁知后只是和浙江政府所属的省铁道公司合作，地位不对等，信息也不匹配。
第三是过于理想化。以为所做的是社会福利事业，应该会得到政府和公众的大力支持，哪知道前路困难重重，许多美好的设想都成为泡影。
大多数商人都知道，商业就是商业，哪怕是为社会做福利的商业，也应该用商业的精神去做，而不应该感情用事，南怀瑾给商人的提醒应该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同样，做商业就应该有商业的严谨和缜密，不能马虎大意，这也是生意人的金规铁律。再者，任何美好的理想，也要面对现实，只有入世，才能出世，让事业在现实中更辉煌。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即便是圣贤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只要能够及时改正就最好不过了。南怀瑾先生深知时运带来的历史机遇，可以让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时势变化之后变成可能和现实。虽然南怀瑾对自己在修建金温铁路的过程中违悖商业规律的行为做了仔细反省，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所做很有价值。他说，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80年，修了7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因为不如此，不能加速国内的公共建设。所以我们不去打开这个关闭的大门，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打开这个大门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言行合一，强调人们的修养要以德服人。南怀瑾先生曾引用古训总结自己的过去，他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老拙虽未敢以智者自况，第以年岁痴长、阅世较深之故，常不惮直率之言。”希望政府领导对他反映的情况引起重视，也给当下商界留下借鉴之道。
摘自《南怀瑾的商业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