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教授的话
天下许多事往往由一些偶发的原因而造成，这本书也是这样。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这一天，就与这本书的诞生，颇有关系。
那天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新松公寓，这是专供外国留学生住宿的公寓。
因为这里环境清静，出外办事方便，加上往来无白丁的感觉很好，故而每次来北京都住在这里。
晚饭后正在收拾行囊，因为第二天就要走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李音祚编辑打来的，问我愿不愿意与一位名叫余一彦的教授见面。
这位余教授与她的夫婿潘峰教授，都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二人又双双留学法国。他们在法国都得到了博士学位，结婚后仍然回到大陆，在他们的母校武汉大学任教。余教授现在从武汉到了北京，她的另一半潘峰教授，去了法国讲学。
这对年轻的夫妇学者，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形而上的学问，颇有兴趣。余教授最先看到南老师的著作，是在加拿大的一所图书馆里，后来又连续看了许多南著的书籍。
因为师大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南著几本书，故而与我比较熟稔。李音祚编辑在电话中说，余教授正好到北京来了，也住在师大校园内。
既然都在这个校园内，那就见面吧!所以余教授就来了。
就是这位余教授，就是那天晚上的谈话，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
说起来真是奇怪，我和余教授谈着谈着，谈到一个问题：因为大陆出版南著的书籍已有二十余本之多，销售总计也超过了二百万册，读者着实不少。许多人看了南老师的书，不免渴望了解南老师这个人。
对于这个问题，余教授发表了她的一些高见。她认为：南老师除了传统文化各家学术的学养外，他还是禅宗大师。一个人如果没有涉入一些禅宗的知识或修养的话，恐怕是很难描述南老师的。
接着她又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离开禅宗来说南老，会变成误导!”
这句话真够严重!使我暗自吃惊。
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青年，名叫马宏达，任职西藏驻京办事处。那天他刚好来送书给我，碰见了余教授在此，大家就一起聊了起来。
就是余教授这句严重的话，撩起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但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自认懂得禅宗之学。
说实在的，我对禅宗的学问和修养，只是一个旁听生而已；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爱好罢了。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却要自不量力，来撰写这本书呢?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虽只是禅宗的旁听生，但我得识南老师已有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岁月里，南老师推动的许多文化工作，我多少也曾参与过一些。如能把我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应该算是有关南老师的部分真实记载了。这些记录虽然仅仅是我个人所经历的，并非南老师的全面，但却不是道听途说。
第二，趁着三十年来与南老师有关联的人多数健在，见证人多，正是动笔的好时机。如待来日人去楼空，往事只能回忆时，则真假莫辨，反而真的成为道听途说，死无对证了。
第三，十几年前，曾结合友好各自撰述从学南师的心得，编成《怀师》一书，为志南师七十之寿。当时我正好是个闲人，故而勉强担起了编辑工作。之后几年，每每有人倡议编写南师传记，或八十寿诞纪念文集等，以使前次向隅者得能共襄盛举，但谈谈说说，各自忙碌，又加上南师风闻后极不赞成，故而始终没有结果。这次与余教授一席谈后，回到香港及台北，把我的想法告诉众友好，公认此书一定要写，并且要快写。但到底由谁执笔，大家推来推去，最后我只好义不容辞了。
三十年的追忆
由于前述的原因，我就打定主意要写这本书了，但真要做起来，还有一段曲折。
因为在做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写《袁晓园的故事》。这位晓园女士已届九八高龄，她是时代的传奇人物，从缠小脚念私塾的幼年，不断自我努力奋斗而得以到法国留学。她曾出任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又服务于纽约联合国，最后却放弃美国国籍，回到中国大陆推展文化工作。她的一生多彩多姿，罗曼史更是一波三折奇事连连。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史中，她的故事，的确具有女性奋斗的代表性。
又因她的公公是国民党叶楚伧先生(抗战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早年曾任职正中书局总编辑等)，加上她自己法国留学的背景，故与国共双方的领导人物多有渊源。近年来，颇有人想写她的传记，无奈早年的经历资料难得，而且大陆年轻的作家，对不同世界的生活实况也较不易把握，故始终未成。而我恰好与她有六十年的情谊，结果这件工作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我本来希望写好《袁晓园的故事》后，再来写这本书。所以回到香港，见南老师时，我就说：“我正在写袁晓园的传记……”
老师一听此话，未等我说完，立刻说：“啊!她的传记你来写很好。”
我接着说：“完工以后我准备写有关老师的书。”
“不要写我，将来我自己写!”老师立刻回答。
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心中即刻凉了半截。我该想到老师必然会反对这种事的，他所说“自己写”，也不过是一句推托话而已。
但是，想到余教授的话，勇气又来了，我说：
“我不是写老师的传记，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更没有能力写老师的传记；我只是写我所经历的与老师有关的事，叙述真实的经过，给大家知道罢了。”
我不但决心要写，而且要提前写。于是就搁下了《袁晓园的故事》，动手先写这一本。
至于南老师，他其实不在乎别人的赞誉，也不介意别人的毁损。以我三十年来冷眼所见，他所注意的，只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否能独善其身，是否可兼善天下。
四川才子谢无量
我初次见到南老师，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底的时候。
那天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个讲演会，主讲人是南怀瑾先生，讲题是“佛学概论”。
听到“佛学概论”这个题目，使我想到一本名为《佛学大纲》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无量先生，他在早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因他是四川人，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回到了成都。
谢先生不但文哲方面学问高超，受人崇敬，他的字也是潇洒自如，别有韵味。
一九四0年的夏天，我正在成都考大学。有一天晓园大姐嘱我顺路到提督东街一个地方，去找一位谢无量先生，因为谢先生要送她的字已经写好了。
当我找到那个地方时，发现原来是一所庙宇，名叫三义庙。进了大门靠左边的一间，好像门房一样的屋子，里面桌子前坐着一位胖胖的、弥勒佛一样的中年人，就是谢无量先生了。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把芭蕉扇，右手在写字。
这间屋子简陋极了，木桌上有一把小泥茶壶，桌边放着两三本书，最上面的一本，映入我眼帘中，就是《佛学大纲》。
大概“佛学概论”差不多就是《佛学大纲》吧。现在听到南老师要讲佛学概论，自然就联想到《佛学大纲》，接着又想到谢无量先生了。
说了这么多有关谢无量先生的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袁焕仙先生带领弟子南怀瑾等的“维摩精舍”，就是设在三义庙这个地方。当时袁焕仙及谢无量二位先生，都是四川文化界响[左口右当][左口右当]的人物，只不过，那时的我不知道罢了。
当我看到谢先生时，心中颇为纳闷，为什么一个书法家坐在庙里写字?为什么一个文化人衣着又那么随便呢?
回去不免好奇地问晓园大姐，她说：“是啊!他就是那样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能四川的文人都比较潇洒吧!”
那年秋天，我前往西昌去上学，西昌就是现在发射卫星的基地。在一九四0年时，因为日本飞机常到成都轰炸，不能安心读书，所以虽然考取了成都的光华大学(因抗战从上海迁至成都)，但为了躲避轰炸，仍选择了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这是一所农工专科，位于西昌邛海对面的庐山，是借用半山的庙宇作为校舍的。
到了西昌入校，才发现谢无量先生的女儿谢祖琰，也在那里就读。她念的是蚕丝科，我读的是土木工程科。
学校的校长李书田，是颇有名气的，他原是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那是全国驰名的学校。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朱棣文博士，就是李书田的外孙，当时朱棣文的母亲李贞，也是我们西昌同一个学校的同学。
叶曼与袁行廉
言归正传，告诉我们南老师讲演消息的，是叶曼女士。有人称她为田夫人，因为她的先生田宝岱是位外交官，兼任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
叶曼是她的笔名，她是一位作家，本名叫刘世纶，所以也有人称她刘老师或刘居士。
在我们去听南老师讲演之前，叶曼女士在讲《老子》，我和姑姐袁行廉，都是听众。
叶曼女士多年前曾随南老师学禅学。一九六五年新春，她还特地从菲律宾回台，参加新正初二南老师主持的禅七，颇有所得。禅七过后返回菲国(当时田宝岱任职驻菲律宾大使馆)，南老曾赋诗以赠：
新春禅七后送刘世纶(叶曼)道友返菲京
晴空凝碧送归人 极目云天一叶身
乍见桃花初悟道 须留松柏养精神
清虚吾堕红尘劫 浊世谁传大士薪
烟水南巡行不尽 杨枝分作万家春
这首诗中“乍见桃花”是一个典故，出自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道的公案。“烟水南巡”也是一个典故，是说善财童子虽悟道，但并未圆满，故而仍有南行参访五十三位圣贤，求取智慧之旅。
叶曼女士以后常在各处讲演，也在电台讲经，最近几年多在美国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九九六年秋我刚到洛杉矶不久，听说她正在文贤书院讲《老子》，我和陶蕾还匆匆赶去看她呢。
回头再说南老师讲“佛学概论”的情况。那天去听讲的人很多，一间教室坐得满满的。除了叶曼女士、田大使外，还有美国哈佛博士班的罗梅如(Lovering)小姐、孙毓芹先生、林曦、杭纪东、陆健龄等。
当我们这些听讲的人都坐好时，听到有人喊：“起立!”
原来讲演的人到了。
回头向门口望去，但见进来的是一个瘦瘦矮矮的中年先生，他身穿中国式长袍，脚步轻快，面带微笑。
但却使我大感惊异!
因为他的面色与常人不同，那是略微发亮的淡淡的金黄色，刹那间令人想到佛像的金光。
这是我对南老师的初次印象。
接着是两个钟头的讲演，等到听完以后，行廉姐与我一致认同，这位南先生就是我们认可、足以当老师的人了。
说实在的，在我听这门课以前，对佛学根本没有什么认识。我和行廉姐都已届中年，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经过风浪的人了，现在忽然对于一门从不了解的学问产生好奇，说起来也是有些原因的。
原因是由一部书所引起的。
话说大约在一九六0年前后，有几位“立法委员”，为了印制《道藏》而筹募基金。行廉姐的先生冯正忠，也是“立法委员”，为了人情就捐助了一些。后来《道藏》印好了，冯委员也收到了一部。
不过，冯委员并没有翻阅过这部《道藏》，倒是他的太太行廉姐，为了好奇开始翻阅。她不但翻阅，还产生了兴趣，因为发现这部书与一般书籍不同，尤其是修仙之类，更觉奇妙。当她看到神秘有趣之处，就会向我述说，虽然我们并不太懂，但仍觉奇特引人。
广钦·老虎·南老师
之后不久，记得是一九六五年，有一次，邻居汤之屏君，邀我同游土城承天寺(台北南方约二十公里)，同去的还有一位淡江文理学院(现在的淡江大学)的李杏村老师。记得这位李教授是教哲学的，对佛学有研究。在我们步行上山的时候，一边观赏风景，一边听他和汤君谈些佛学的点点滴滴，觉得甚为新鲜。
汤君与我比邻而居多年，后来他们一家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而李教授后来也去了美国。
那天我们去承天寺的目的，是要去探望一个奇特的老和尚，名叫广钦的法师。听说他早年在福建山中修行时，曾经占住了老虎的洞穴。当老虎回来，看见一个和尚在洞里盘腿打坐，老虎踌躇了一会儿，竟然不声不响的离开，把洞穴让给这个和尚了。
这个故事太奇怪了，大家很想打听个究竟，才有那次承天寺之行。
李教授在途中谈天时，告诉我及汤君，有一位南怀瑾先生，常在师大讲演，可以去听。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南老师的大名，没想到见到他时，已是四年之后了。
话说那天在承天寺，因为有法会活动，客人很多，广钦老和尚被许多人围着谈话，我们没有机会多说。但是我心中老存在着老虎的问题，终于在十年以后，我得偿宿愿，有机会亲自问他究竟。
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天，陶蕾从美国回到台湾探亲，有一天我们偕同周梦蝶和徐进夫，一行四人同游承天寺，他们也是对老虎的事产生好奇的。
到了承天寺，发现游人很少，四人就很方便的进入老和尚的厅堂。这个老和尚还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倒褡(音单)的修行人。他每天只吃香蕉和喝水，也不躺下来睡觉，只在座上打坐而已，这就叫作不倒褡。
我们向老和尚行礼如仪，分坐两边后，我就很冒失的对他说：
“师父，听说你在福建山中修行时，曾经占了老虎的洞穴，不知是不是真的?”
“对呀，对呀，是真的啊!”老和尚笑着回答。我接着又问?
“老虎回来时你怕不怕啊?”
“没有什么怕的呀!那只老虎看看我，我看看它，我就继续打我的坐。”老和尚如此回答。
“你不怕它来吃掉你吗””我又问。
“我心中想，如果上辈子欠它一条命，就让它吃掉好了，也算是还了债。如果不欠它命，它也不会吃我。所以心中很坦然，没有怕。”老和尚很轻松的说着。
我们总算亲耳听见他自己证实了。回去的路上，我们四人都赞叹，在那种状况下居然不怕，真了不起啊!
说到承天寺，一九六一年春天，南老师也曾前往参观，并与广钦老和尚见了面。
这位老和尚后来致意南老师，劝他出家为僧。为了这件事，老师作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游承天寺答广钦老和尚劝出家话
昨从歌舞场中过 今向林泉僧寺行
欲界禅天原不异 青山红粉总无情
时难辜负缁衣约 世变频催白发生
拄杖横挑风月去 由来出入一身轻
由这首诗看来，所谓舞榭与山林，青山与红粉，出家与在家，都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已。
“拄杖横挑风月去，由来出入一身轻。”可能就是解脱自在的境界，是禅宗的超越境界。其实，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窬矩”(《论语;为政》)也应该算是解脱自在的境界了。虽解脱自在，但有为有守，所作皆合乎道。
广钦和尚在福建时，名叫普钦，来台后改为广钦。
日本之行
南老师那次在师大讲演后，过了几天，大约是十一月三日，就随同一个中日文化访问团，到日本去了。
团员中，除南老师外，还有师大教授陈致平、“立法委员”程沧波、随团记者黄肇珩(现任监察委员)等，皆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共有二十余人。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这个访问团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南老师应邀讲话。由于口音及翻译工作的不尽理想，又有许多问题没有时间回答，所以回台后，他写了一篇“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这篇文章收集在《中国文化泛言》中)。
在南老师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有一天我去探望陈致平教授夫妇。由于陈夫人袁行恕女士，也是外子袁行知“行”字排行的三姐(堂房)，故而常相过往。当我问三姐夫(陈致平教授)赴日之行如何时，他意外的说：“这次到日本去，幸亏有个南怀瑾，否则我们中国人会大丢其人!”
原来日本方面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有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其中还有唐诗专家。他们曾临场作诗，并请台湾去的客人即席唱和。一时之间台湾访问团的人都傻了眼，不要说团员中会作诗的人不多，就是会作诗的，大概也须搜索枯肠，思考几天才能成句。眼看我们中国人就要当场丢人现眼了，说时迟那时快，南老师已和了一首回应日本友人，才算解了围，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最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木下彪的，是日本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任天皇宫廷文官，又是汉学专家，更是一位唐诗大家。南老师在日本时，二人一唱一和，结成诗友。在游日本太庙后，南老师赋诗一首，木下彪亦即唱和：
南老师的诗：
游伊势神宫(太庙)
立国同根各有时 浪传史迹费疑辞
乔松夹道黄花丽 为拜神宫又献诗
木下彪次韵：
缅邈谁知肇国时 迂儒考古漫多辞
天潢不改三千载 我仿周人赋颂诗
木下彪的诗不但工整，而且有唐诗味，看来他对中国文化历史也是很有研究的。后来他与南老师常相诗文往还，几年后，老古公司还出版了他的诗集《日本战后史诗》。
木下彪这本诗集，描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军的占领管制下，人们的痛苦失望与无奈，表达极为深刻。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不但祸害了中国，也祸害了自己的子民。
谈到诗，不免又说到南老师的诗集。因为陈致平教授与南老师同去日本之故，就带回一本南老师的诗集，而陈夫人行恕三姐，也是深通诗词及画艺的人。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她正在翻阅南老师的诗集。她与南老师从未谋面，即喜读南诗，我就问她：“南诗如何，好不好呀?”
她说：“由诗看来，南先生是一个奇人，因为他的诗中带有一股空灵之气，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韵味。”
她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并未看过南诗。当时虽然拿过来看了一会儿，但是并不太懂，也就算了。
这本南老师的诗集是早期印制的，收诗不多，由孙毓芹先生亲笔抄录并题签，名为《净名盦诗词拾零》。一九八四年，老古公司将这本诗集与佛门楹联二十一幅及金粟轩诗话八讲，集成一册刊印出版。
两岸文化的动荡
南老师随文化访问团去日本的时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三年，愈来愈多的消息，令文化界的人士胆颤心惊，忧心如焚。国家民族的灵魂是文化，中国能绵延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关键也是文化，现在一古脑的毁掉，中国人该怎么办呢?
多年来，台湾与香港的许多学者们，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在不断的努力着，如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程兆熊、方东美等学院派的学者们，以及一脚跨出学院，走入民间的学者们，如黎东方、陈致平等。后两人在五0年代即在公开讲演中，以历史的角度，通俗的表达，宏扬文化。
陈致平教授在师大定期公开讲演“中国历史故事”，更造成轰动。那时蒋经国特邀聘陈致平教授为其讲述历史，达一年之久，当时领导阶层对文化确有相当的注重。
南老师既然自年少即研读诸子百家，且旁及医理、易经、剑道等，及长又深入禅宗堂奥，如何把文化落实于社会人群真实生活之中，是南老师念兹在兹的大事。
这时日本的铃木大拙，已以日本禅学大师之盛誉走红西方学术界。然而禅宗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产物，是由印度佛学种子，播植在中华老庄孔孟文化的土壤上而产生的果实。
二次大战后，日本什么也没有了，但这个国家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政府支持日本禅学的发扬，进军国际。
西方由于铃木而引入禅学，更急于探究禅宗宗主国的禅文化。这时大陆正在封闭中，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以致中西文化的沟通，在台湾就多了一份时代的重要性。
所以，从日本回来后，南老师就积极筹备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此时的台湾社会又如何呢?一方面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政策，但是政治及思想上的严密控制并未稍懈。
国民党当局二十年前来台湾时，由于日据时代的刻意抑压等因素，台湾本土人才寥寥。经过二十年的岁月，情势渐渐改变，有才能的人已经成长，菁英渐出。也正因此，许多人对于政治思想的控制，开始反思，形成反对势力。而反对势力中又分成多派，以本土势力为主的，逐渐集结汇流为台独思想之河。
本土势力中较著名的如台大教授彭明敏，因发表台独公开宣言之故，经过一段跟监，偷渡赴美了，特立独行知识分子李敖，也于一九七一年初被捕入狱，整整坐了五年多的牢。而文化人柏杨，在此之前也已系身狱中了。
台大哲学系此时也遭受打击，笼罩着不安的气氛。中研院院士历史学家许倬云，当时(一九七0年)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一年。但因哲学系的不安，恐将波及历史系，故而不再回来，就此留在美国教书了。
台大哲学系的不安持续了颇久，涉及的人也很多，当时的王晓波与陈鼓应是一九七三年才被捕的，后又被释放。事隔二十多年的现在，他们都得到了平反，再回台大任教了。
留在美国任教的许倬云教授，于二十八年后(一九九八)退休，在记者会上，他说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
“时下常以政治的变化为焦点。但这有如大海波涛上一闪即逝的浪花，是最短暂的，人们应着眼的，是大海最深处的呼吸—亦即文化的持续与变迁。”
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最重要的。可见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
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早在一九六九年的八月，美国加州已先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国际总会”，发起这个组织的，都是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切认识的人士，也包括了各阶层。负责实际事务的，主要是薛乐如(Sherrill)先生。
美国总会刚成立时，会员只有十几个人，但很快得到社会上的响应。
在美国筹组这类的组织，比较方便容易，只要有理想，有人共襄盛举，立刻就可以登记，开始活动。这类文化团体有“法人”的地位，可接受捐款(捐款可以免税)，会计独立，款项不能私用，并要接受政府会计监督。美国总会成立后，由美国国务院通知台北的相关部门，再在台北成立团体，就比较顺利了。
那时的台湾，仍为“戒严时期”，对社会组织管制很严，即使纯粹的文化活动，有关方面也总是放心不下，好像人人都会造反一样。若要成立这样一个民间文化社团，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调查及审核。
现在南老师要为推展文化成立社团，开创沟通东西文化的工作，真是史无前例，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困难和障碍，不仅是来自官方，甚至有些与南老师相识颇久的人士中，也有反对的声音。我曾亲耳听见有人说：“教化或讲课，何必要什么团体组织，只要有场地不就行了吗？”又有人说：“南某人喜爱夸大，想当领袖，所以要大费周章，办这个东西精华协会”等等。
但是赞成支持的，仍是多数，这些支持的人们觉得，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更多的人才能有机会听南老师的课，同样讲一次，数百人可以听，以代替以往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听讲的情形。
我那天听了南老师的话，感觉他做事真算有魄力有勇气，不像是南方人的作风，后来才知道，南老师祖先是河南洛阳人士，南宋时才迁徙到浙江的。
老师办事基本上有三个原则：
一 不向既成势力低头—已是既成势力，投靠不上。
二 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既然反对，和他妥协也没有用。
三 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
话说这个东西精华协会，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忙，走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又迂回于法令规章之间，最后终于获准登记了。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二日，“东西精华协会”终于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有七十人之多，就我记忆所及的有：
孙毓芹、汪忠长、杭纪东、周勋男、杨政河、徐芹庭、吕坤维、李澄圳、杜莉、周关春、陈得清、周美惠、林曦、陆健龄、张庆仪、戴思博(法国)、罗梅如(美国)、韩长沂、王凤峤、卢惠龄、蔡淑美、李淑君等。
南老师在成立大会上，以主席的身分作报告说：
“本会的宗旨，是国际性的，以不营利，不牵涉任何政治活动为原则，以达成人类社会慈善福利，而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
关于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在简介中明白的指出：
“今天的世界，普遍陷在迷惘中，是非缺乏标准，善恶没有界限。它的远因近果，实由于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反映，人们但知追求物欲而忽略了精神上的修养，于是变得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混混噩噩，茫然而无所措、无所从。人心如此，国际如此，整个世界人类何尝不如此，危机重重，人类再不回头，终将走入没顶的深渊。
东西精华协会(East-West Essence Society)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实在说：这个协会的诞生，乃是基于现代的需要。中、美两国有心之士，发起这个组织的宗旨，正如本协会的名称所揭示的，要从东方文化中和西方文化中摘“精”取“华”，身体力行之，发扬光大之，挽救思想文化之狂澜于将倾，导引人类走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和平安乐的大同境界。
也许有人以为本协会的陈义过高，可能流于口号，但以下所叙述的本会成立经过及今后的做法，可以说明我们深切了解‘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道理，愿我们脚踏实地的努力，能得到大家的共鸣和支持。”
谭贞禧先生致辞说：
“有些人认为东方文化由于忽视了西方文明的长处，因此太偏重于精神方面，而忽略了物质方面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在物质文明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而西方也因为缺少了我们中国这种王道的思想，所以西方的文明，在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论上发展到了顶点，演变成为物竞天择的这种现代文明。最近逝世的罗素曾经写了好几部书，他认为世界的新希望，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思想产生。所以他在几本书里面，就曾说，美国所谓物竞天择以及那种弱肉强食的思想，应该融合东方抑强扶弱的精神，这种新的伟大思想才能挽救今天的世界。
所以贵会的成立，也是实行孙中山先生当时革命之伟大抱负。孙中山先生在精神讲话里的结论中，曾有这么一段话，他认为：‘要扫除中国一切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又说：这样‘……可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文化保存及发扬。’”
王建今先生致辞说：
“刚才听到贵会今后的作法，一切崇诚务实，正如古人所谓：‘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南怀瑾先生是最早的发起人，我们虽然认识不太久，可是从南先生个人的学识、平常的言论及对宗教方面的修养看，他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非常使人钦佩的学者。而在座的各位先生也都是抱有同样理想的人，才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这个会与一般的会不同。我们就刚才所说的，兄弟现在站在自身的立场来说，今天社会上最大的毛病是青少年流入犯罪的问题，贵会也将对他们有所帮助，使社会人类走上一个富强康乐、安定和平的理想。这是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我想在岛内的团体里很难找到像贵会这样眼光远大的机构。有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当然我们希望一步一步的能够发展到全人类去，所谓‘大处着眼，近处着手。’而且，我发现贵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纯粹是为学术而研究，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是超然清高的。现在已经看到有人乐捐大量的土地，甚至有人愿意出钱出力，就这点来说，尤与一般的团体不同。”
来宾施毅轩医师致辞说：
“兄弟向来敬重南怀瑾先生，而且我跟他学的也很多，南先生让我讲话，我只好站起来讲几句。
贵会的宗旨可以说是沟通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团体，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新的一个组织，在自由中国更是一个新的创举。英文名字Electic意思是一个中间人，了解分子，中国文化同西洋文化的一个调解者。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出之于拉丁、希腊，东方文化出之于印度与中国。兄弟在印度住了一年半，印度的文化我吸收的很多，中国文化我只知道一点点，西洋的文化因为我是医生出身，当然只懂得医学方面的，对于西洋的文化不太了解，不过空闲的时候也喜欢研究一点。我个人认为沟通东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我们医生来说，不要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怎样子沟通，甚至连中医同西医都没有沟通，怎么可以谈到东西文化的沟通呢?比方讲，我们《易经》怎样去配合科学?这一个问题连带《易经》本身我们都没有弄清楚，《易经》里面医、卜、星相等，要如何贯通?中国的文化一向包括得很广，另外再融合西洋的文化，这是一项很伟大的工作，关于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有私见，不能执着，不能有成见，对东、西双方的文化作一番汰芜取菁的工作。这样才可以使人类文明再向前迈进一步，而进入世界大同的理想。”
臧广恩教授，特地从日本赶来参加，并致辞：
“我在日本也深深感到，一个事业，一个运动的兴起，要许多国民对它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单凭少数人的呼叫，这是非常吃力的。譬如在日本，有一位德国人，受禅学影响，开办禅学院，一切经费均由国外天主教的人士捐助。虽然那位德国人只懂一点皮毛，但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如果那个大礼堂作为南老师讲演的场所，那不但是物尽其用，而且更能人尽其才。
因此，我非常感叹!如果要顺利将中国文化弘扬出去，我们要深切反省一番。”
在协会的计划中，除了推广各种社会教育外，还打算创办国际文哲学院，另有青少年辅导，出版事业，国乐及中医的研究发扬，以及禅学的研究等等。
李谦光教授的五百元
协会筹备期间的办事处，设立在青田街二巷一幢公寓的二楼。协会正式成立后，就迁到青田街五巷九号，是一所有院子的平房。
这里院子较大，除了客厅及连接的饭厅外，有四个房间，后院还有宽敞的厨房和工人房。
四个房间中，较小的一间靠前面，作为南老师的办公室，两间作为其他的办公室，另一间布置为修习禅定的地方，客厅连着饭厅的一大间，就是课室了。这所谓的课室，也只能容纳二、三十人而已。
那时的李淑君，仍是台湾大学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她选的课程中，有一门是“经济政策”，原为孙震教授讲授。一九七0年初，孙震教授因事到美国去了，改由李谦光教授代为授课。孙震教授就是后来台湾大学的校长，曾担任过“国防部长”。
大约是四月中的一天，正好要上经济政策这门课，李淑君带了些刚印好的“东西精华协会”的传播资料，来到了课堂。待李教授进了教室，她就向李教授请求借用五分钟，向同学简介“东西精华协会”的理想和组织。
当李淑君向同学们作介绍时，李教授就顺手翻阅东西精华协会的资料。李淑君介绍完毕，李教授当即从口袋掏出五百元台币，捐赠“东西精华协会”，表示支持这个文化理念。
当时的李教授，并不认识南老师，作为一个教授的李谦光，那时，却是很有人文胸怀的。三十年前的五百元，对一个受薪阶级的教授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李淑君是在一年多前(一九六九)于师范大学听南老师讲《老子》时，才初次认识南老师的。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她虽仍在大四上课，但抽空就来帮忙，大学毕业后就全天候在东西精华协会上班了。
在李淑君全天上班之前，来义务帮忙的人有孙毓芹、陆健龄、汪忠长等人。
青田街的新地址安置妥当了，南老师立刻筹划推展工作。那时有美国及法国、德国等地来台研习中国文化的几个人，禅学正是大家所渴望的，所以南老师决定先开办禅学班。
虽说是禅学班，由于中国文化的互通性，所授课程也包括了儒家思想，道家的学术等。
在招考的时候，记得还有辅仁大学哲学博士班的赵玲玲及吴爽熹参加。因为南老师是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吴爽熹的博士论文有关王阴明的思想，也是在南老师指导下完成而得到博士学位的。
吴爽熹后又留学法国，现在的她却是一个艺术家。
赵玲玲后来成为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师大三民主义研究所所长、“国大代表”等。
旁听生与特别生
当时好像因私事，我未能参加考试，只好以旁听生的资格来上课。所以我常说自己只是一个“禅宗的旁听生”，的确是有根据的。其实如真要参加考试，我是一定考不及格的，能当一个旁听生也不错了。
禅学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开课，为期六个月，每逢一、三、五晚上七点至九点上课。这是为了方便在学及上班的人们，因为参加的人包括各界人士，年龄也是老少不等，学历多是大专以上的程度。所开的课程重要的有：
《论语》——南老师讲授
《易经》——周关春先生讲授
禅学(《指月录》、《维摩精舍丛书》
《中庸胜唱》、《楞严经》等)——南老师讲授
《河洛里数》——胡庸老先生讲授
周关春先生服务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台大的华语教学部，他精研道家及《易经》学术，七0年代末期，他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
胡庸老先生精于术数与堪舆之学，他是湖北黄陂人，南老师也曾请教过他，故始终尊以师长之礼。
参加禅学班的人中，有吴爽熹、周勋男、韩长沂、汪忠长、刘爽文、史济洋、李淑君、林中治、钟德华、徐进夫、罗梅如(美国人)、陆健龄、王徵士、林曦、杭纪东、朱时宜、王绍璠等人。
孙毓芹先生是助教阶层。他在此之前，自己原有一家永康出版社，也曾办了一个修习禅定的班。钟德华、林中治、陆健龄、卢惠玲(后来与王绍璠结了婚)等，原是那里的学员。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孙老师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
禅学班在大热天开课。那时冷气机还是奢侈品，并不普遍，何况刚开创时，经济拮据，也买不起。所以课堂内很热，有些人则坐在外面走廊听课。尽管如此，大家兴致都很高，没有人缺课。
周勋男那时已在台湾大学毕业了。杭纪东且是研究所毕业，那时他在淡江文理学院教课。林曦则仍在台大念研究所，是学化学的。他们跟随南老师已有不少年头了。林曦、杭纪东及王绍璠三人，过从甚密，大家都称他们为三剑客。密宗称活佛为“呼图克图”(蒙古语音译)，老师则常说王绍璠是“糊涂克图”，说他糊里糊涂。他与卢惠玲结婚后，一九七四年移民到美国去了，此后即少往来。
在这个禅学班中，更有一个极特别的学生，名字已经记不得了。这人大约四十岁左右，剃着光头，言谈举止不像对学术文化有任何兴趣的人。上课的时候，他也不耐心听讲，只是东看看西瞧瞧，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到了第四天，老师进课堂时，他走上前说：因为有私事要办，不能再来上课了，向老师请长假。说完之后，就当着大家，向老师跪下磕头行礼，并请老师原谅。
这一幕来得很突然，大家都颇为吃惊，南老师便急忙把他扶起。
后来才知道，他是肩负任务而来的，来打探这里到底搞些什么名堂，有没有反动思想，是不是反动组织。混了三天之后，发现并无可疑之处，当然就要告辞而去了。
至于说，要走就走，为什么还行跪拜大礼呢?是否他心有所感，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幕也说明了，三十年前台湾社会上的一些实际情况。
张学良与维摩精舍丛书
前面提到，课程中有《维摩精舍丛书》的讲授，这套书的内容中有袁焕仙先生讲解《中庸》，以及他所主持的“维摩精舍”的教化。这套书系由门人南怀瑾及其他门人所记录，更包括了南老师在袁焕仙先生门下学习的经过，并有谢无量先生题字。
这套书能在台湾印行，其中还有一番曲折有趣的过程。
那时，台湾的佛学书籍极少，更不用说《维摩精舍丛书》了。南老师并未带此书来台湾，后来意外的从刘乙光中将处得到了这套书。但刘乙光又怎么会有这套书呢，说起来倒是一段有趣的掌故。
原来，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遭到软禁，蒋介石派了一连人去专门看管张学良，这连人统由刘乙光少校指挥，因为刘是戴笠的亲信才会担任这个要职。大约是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张学良已去了台湾，那时南老师仍在四川，这时刘乙光托一位黄埔同学许建业，代购一套《指月录》，是张学良要的，因为张学良想学禅，而此书是成都出版的。许找到南老师，代购了一部《指月录》给张学良，并寄到台湾去。在同许建业交接过程中，老师又顺手送了一套《维摩精舍丛书》给许。
后来南老师也到了台湾，刘乙光渐次升到了中将。一个军人一生只靠看管一个人而高升到中将，倒真是天下少有。南老师因此还引用苏东坡一首诗来“恭维”他：
人人都说聪明好 我被聪明误一生
但愿生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的奢望，竟在刘乙光身上实现了。
那时，南老师想起《指月录》的事，就问刘乙光能不能向张学良先生借用一下那部书。刘说：张已信基督教，不学禅了，这部《指月录》放着也没有用，就还给你罢。
南老师又想起《维摩精舍丛书》，托人到处找许建业，甚至托了当时情报局长毛人凤去查，也无着落。后来听刘乙光说许在大陆未出来，并问南老师找他干什么。南老师说想找《维摩精舍丛书》，刘说许已把那部书送给他(刘)了，也带到了台湾。南老师大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说起来，如果不是张学良要学禅，也不会引出这本《维摩精舍丛书》和《指月录》的故事来。
后来老师在莲云禅苑四楼讲课时，这位刘乙光将军也经常来听课。
书是有了，想把它印出来可就麻烦了，因为财务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时的周勋男，已从台湾大学毕业三、四年了，在救国团工作。他曾筹措了一笔款项，一心想印南老师的《禅海蠡测》，但是南老师说，他自己的书不忙着印，应该先印袁焕仙先生的这套《维摩精舍丛书》。周勋男遵命，就把这笔钱移用在这套书的印制上了。记得当时是由孙毓芹先生的永康出版社印行的。
这套书一共印了三种版本，精装本、平装本，还有线装连匣的套书，真够讲究了，著作者也是袁焕仙先生，充分显示出南老师对自己师长的尊敬。
刚开办的东西精华协会，因陋就简，因为经济不充裕之故，南老师常常自己出钱出力。初办的这个禅学班，虽收些管理费，也只能支付水电及部分房租，所以连老师在内，其他来授课的先生们，以及来工作的人，多是义务性质。有时大家也会像南老师一样，出力又出钱，幸亏多数人都各自另有固定工作及收入。其中财务上随时帮忙救火的，有一个李澄圳校长，他是一个常常解救燃眉之急的人。
张其昀与吴怡
说到工作及收入，不由得想起南老师接受文化大学教职的事。
“中国文化大学”的前身是“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为张其昀，字晓峰。他当时在台湾是一位影响力很大的人，对教育文化极有眼光，建树很多。他曾出任政府部门的“教育部长”，教育是他的最大兴趣。“部长”卸任后，就去创办“中国文化学院”。
但无论如何，创办一所学院必然是艰苦的，何况张其昀只是一位穷书生。他常向朋友告贷以筹经费，对有学问素养的人则殷勤拜候。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到南老师的住所，为的是要恳请南老师出任一个独立的礼学院院长，此事且经杨管北答应出二十万美金作经费了。但南老师认为自己与张二人，都是爱管闲事的人，将来难免意见有不协调之处，为了维护友情，最好不要共事，故坚决拒绝了，张没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要聘他为研究所教授，南教师只好答应了。为此，他曾赋诗以纪其事：
接中国文化大学敦请教授聘书有感
门外忽传走转车
聘书迟送却愁予
自从长揖山林后
又向人间填表书
虽然接了教授的聘书，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到学校上课，而由研究生前来南老师住的蓬莱新村寓所受教。当时吴怡是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位，他的论文也是南老师指导的，后来他在学术界也有了知名度，亦有著作出版。南老师还曾为他的著作题诗。
吴生怡前著人与路又著人与桥二书乞题
惆怅春残古道遥
西风吹乱短长条
谁家箫管勤殷弄
几处人归路与桥
蒋经国与“张老师”
对我来说，一九六九年认识了南老师，是我一生中的大事。
而对南老师来说，一九六九年也是重要的一年。
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多了我这么一个旁听生，而是这一年有三桩大事发生。
第一桩事就是日本之行。照今天的情况来看，要去日本买张机票就行了，台湾近年来去日本的人成千上万，毫不稀奇。但三十年前的台湾，除非公务出国，一般老百姓是不准许随便出国的，连留学生也有许多限制。尤其是许多一九四九年由大陆来台的人们，因为亲人留在大陆，自己在台不免受到些许怀疑。有些人为此不能获准出境，连探亲也不行。
记得李政道、杨振宁二人，那年得到了诺贝尔奖，有关部门的文化官员就去拜访他们，问他们需要什么协助。杨振宁只说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岳母能获准出境，到美国与他们团聚。因为这位老太太多次申请都未获准可见出国之难。女婿成了世界名人后，情况自然不同了，杨的岳母立刻获准赴美。但她到了美国，没有停留多久，就转道去了大陆，因为她的丈夫是杜聿明将军，留在大陆没有来台。
所以说，走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了解行动自由或不自由的真正意义。
也可以说，南老师的日本之行，能走出境外，接触外面的空气，不知羡煞了多少人。
第二桩事，是“东西精华协会”的筹建。乍听起来，也不过是成立一个文化社团而已，在现在的社会里，也是千千万万，毫不稀奇。
但对南老师的教化目标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由以往个人单打独门的形态，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有了组织，才能有计划的推动社会工作和文化教育。
后来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影响力也就从“点”扩充至“线”了。
讲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后有一次，南老师感觉青少年问题太多，想组织一些代办处，专门帮助苦闷的青少年们。
这时在旁有人说：“救国团”老早有“张老师”的设置了，已经有了成效，也得到青少年们的信赖。
“张老师”是一个代号，有问题不能解决的青少年们，或者没法求助于父母家人的青少年们，可以联络“救国团”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许姓王，也许姓李，他们都是可以从事心理辅导的人，许多也是义务工作性质，有些参加工作的，是心理学系或社会学系的大学生。
再说这一九六九年南老师的第三桩事，就是他的小儿子南国熙，在冬季被带到美国去了。
那时的南国熙只有十二岁，是由美国的薛乐如(Shcrrill)先生带到美国去读书的。
送小儿子赴美，南老师曾有诗为纪。
诫勉幼子国熙赴美留学
一生志业在天心
欲为人间平不平
愧我老来仍落拓
望渠年少早成名
功动富贵原馀事
济世利他重实行
怜汝稚龄任远道
强抛涕泪暗伤情
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人
说到南国熙赴美，不免要谈一谈薛乐如先生，他就是带国熙去美国的人。
这位薛乐如先生，是道地的美国人，原是美国海军少将。他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在临终时对他说：自己一生信奉基督，但心中仍有一个生命的疑问，没有答案，以后希望你能到东方去寻找，可能会有答案。
薛乐如退役后，先到华盛顿大学念了一个历史哲学的硕士学位，就到日本去了。停留了一段时间，又到台湾来参学，结识了南老师。
薛乐如对《易经》下了不少功夫，一九七一年八月，又回到台湾深入研究，后来他的一部著作《易经传承》(Heritage Of Change)便由老古公司出版印行。
自从一九五一年韩战爆发，美国政府就派遣军事顾问团到了台湾，美军人员不少，所以也有他们的福利社，英文叫作PX。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个美国人罗维特(Lovatt)本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与杭纪东认识后就学打坐，后来身体有了反应，头顶有醍醐灌顶身体发乐的感受。于是杭纪东就带他去见南教师，也参加听讲。
有一次下课，看到南老师点了一支香烟，他竟哭了起来。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是不是生病了?哪里痛了?岂知他擦一擦眼泪，说道：“南老师是属于全世界的，吸烟损害身体怎么办呢?”
大家都笑了。有个了解情况的人就对他说：“老师抽香烟没有吸进去，只在嘴里转个圈就吐出来了。”
这时南老师也说话了，他说抽香烟有个原因，因为多年前在四川峨嵋山上闭关，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生活了几年，空气极清新干净，成了习惯。后来下山闻到一股“人”味，觉得其臭无比，实在受不了。无奈何，只好点起香烟，把“人”味赶一赶，其实并没有吸进肺里。
罗维特回到美国一段时间再到旧金山万佛城出家当了和尚，跟随度轮法师(宣化上人)。杭纪东说，他曾又来台湾一趟，后来听说又还俗了。
七0年的禅学班中，有一位美国女生罗梅如(M.Lovering)，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来台继续研究，是为了博士学位。她主修的是“比较宗教”，在台湾研究一段时间，半年或一年，再回美国一段时间。就在她获得博士学位后，仍常在暑期来台作学术研究。
据她后来告诉我，与她同时得到博士学位的，共有三个人，其他两人，因为找不到工作，一个改学会计，转业谋生，另外一个去开计程车了。只有她，因为学了中国文化，所以在大学得到教授的职位。
一九八九年我到华盛顿首府时，曾与她通过电话，那时她在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已是正式的教授了。
在禅学班的时代，还有一个法国女学生，名叫戴思博(Car-hrine Despeux)，她是研究道家学术的，对《易经》、《老子》、禅学以及密宗，都有广泛又深入的研究。
她在台湾的时候，也在淡江大学教法文。她是东西精华协会的会员，也曾给《人文世界》写过文章，描述她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和经验。
戴思博得到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巴黎大学，她仍常在暑假来台，作学术之旅。近些年来，也常到大陆研究。她对学术研究非常认真，现在她已是巴黎大学东方学系的主任了。
另外还有一个美国人，名叫白中道(Douglas Whire)，也是哈佛毕业的。他除了在台大研究外，就是到南老师这里上课。后来娶了台湾女孩子，又回到哈佛念博士去了。
外国来向南老师求学的人很多，上述的这些人，是我认识的人中比较早期的几位。
朱文光的故事
禅学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开课的，记得大约是九月的时候，朱文光回到台湾，当时他已经得到美国柏克莱大学的农业化学博士学位了。
他回来的第二天，南老师就请他到禅学班来讲演。他讲的内容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不是学术性的，只是美国的中国文化热一类的普通常识。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腼腆的表情。我认识南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出国念书了，所以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他。
朱文光博士是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硕士，后来再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他研究学问有独特的方法，能迅速深入，达到精要。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是南老师的得力左右手。
朱博士深研《易经》，对道家学术颇有造诣，在未出国前，与杭纪东、林曦、周勋男等，都在南老师门下学习。朱文光除了本行农业化学外，因为对道家学术有兴趣，所以大家都称他“朱老道”。
他的童年极为坎坷，他生于一九三四年，仍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期，四、五岁的时候，又逢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台湾是日本人的作战基地，又是供应米粮的仓库，台湾盛产的稻米，都被收去供日本人食用，而台湾同胞只能用蕃薯为主食，偶尔能吃一餐米饭，就是奢侈的享受了。
朱文光的父亲朱石头，本是一个文学作家，富有民族主义思想，不为日本人所容。日据时代，与一群台籍菁英逃到广东，宣扬反日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不料在“二二八”事件中蒙冤被害。
朱石头被害后，更是长久祸延家人子女。他育有五子一女，朱文光排行第二，全家自此被列为“二二八列管家属”，生活在阴影之中。
这时，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都落在母亲的肩上。当时没有工作机会，只有到市场卖菜，朱文光那时十二、三岁，下课就急忙赶往菜市，帮忙母亲卖菜，少年时的艰困，不言可知。
但是朱文光和他的兄弟们，都很努力上进，都学而有成：当他台大毕业要出国进修时，却因“二二八家属”身分而遭到阻力，是萧政之先生的力保，才能成行。
朱文光的弟弟朱时宜，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记得他要赴美留学时(一九七一)，也遭遇到不准出境的困难，又是萧政之先生全家作保，才得以成行，朱时宜后来在耶鲁大学修得博士学位，现在仍在美国大学任教。
说到萧政之先生，当时任“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热心好义，常为人平冤。除了朱氏兄弟之外，他常有形无形的助人解决困难，且语多幽默。
记得有一次，南老师又请他帮忙为一个倒霉的女士找份工作，解决生活问题。因为她的丈夫突然去世，使她生活陷入困境，而当时既无抚恤，也无保险制度。另外凡有“疑难杂症”，南老师都常请萧先生协助，他也都一一设法，安排妥当。
那天萧先生到南老师处回报这些事情，说完了以后，就回头对着我们这几个旁边的人，自言自语的道：
“南先生交给我的，都是烂队伍。”
大家不觉莞尔，南老师也笑了起来。
朱博士是得到博士学位后，应邀回台湾大学任教的。
回到台湾时，他已是36岁了，没有结婚，也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可能是投入学术太深之故。但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对女孩子很友善，个性表里如一，且重诺言。这种特质在当今社会中并不多见。他回到台湾，对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推展，帮助很多。
杭纪东的茶匙
禅学班在次年(一九七一)元月十七日结业，再过十来天。就是农历的新年了。到了春节年初一那天，大家热热闹闹的来团拜，又商量研究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其实南老师早已胸有成竹，下一步就要办杂志，发挥文字的力量。
又过了不久，大约是二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南老师召集了一个出版杂志的会议。那天我并未参加，后来得知消息，便到南老师的办公室去打听。
南老师坐在他的书桌前，书桌的左前方有一张椅子，是给客人坐的。
右前方就是屋门，桌前斜对面又是一个门，是通后院及厨房的。
老师坐在书桌前，我坐在那张客人的椅子上。
这时候杭纪东来了，他如果进了屋子，太挤了没有地方坐，所以他就倚着门框，站在门口。由于他已跟随南老师多年，在我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就说：“杭纪东的禅宗一定是很了不起吧!”
话没有说完，南老师就接腔了：
“哼!”南老师先哼了一声，打断了我的话，然后又说：“我的禅宗如大海水，杭纪东拿一个小茶匙来舀!”
这句话如晴天霹雳，听得我不知所措。我曾说过，我不过是一个旁听生而已，是一个世俗的人，南老师的话，听到我的耳朵中，是道道地地的骂人。当着我的面骂杭纪东，连我都感到难堪，杭纪东怎么受得了呢?尤其是，杭纪东出身外交世家，他的父亲杭立武，是“外交部”大使级的人物。况且，杭家讲究的是礼仪，现在被老师这样的对待，不知他会如何?……
岂知抬眼看看杭纪东，他仍倚着门框站在那里，却嘻嘻的笑着。
这就是禅宗吗?真教人受不了，我这个旁听生大感不解。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这种骂法的。
杭纪东走后，我立刻向南老师提出严重的抗议：“禅宗我是要学的。但是，老师你不能骂我，如果你骂我的话，我就不学了!”
“好!好!答应你，不骂，不骂。”老师微笑着，对于我这个近似要挟的要求，作了口头的允诺。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在香港又见到了杭纪东，他是专程从台湾来看望老师的。我特别向他提起这段往事，我记得很清楚，南老师也记得很清楚，但杭纪东却记不太清了。可能是他受惯了老师的临济喝、德山棒、赵州茶。
就在六月十二日前后几天的餐桌上，仍可见到南老师对他的棒喝，与他的机锋问答……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再回到当时的情景，心中真是感慨万千。
琼瑶 平鑫涛 人文世界
“东西精华协会”会址所在地青田街，是和平东路一段北面。我住在云和街，是和平东路一段之南，相距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所以往来极为方便。
一九七一年二月底的一天，我下午到协会去，在大门口遇见周关春先生，他正好出来。周先生看见我就说：“现在东西精华协会刚刚开始，尚未站稳脚步，但老师又要办杂志了，如何是好?”
我听了却立刻说：“办杂志很好啊!我赞成。”
当时我是直觉的反应，因为在东西精华协会的计划中，本来是要办杂志的，又因为自己当过几年记者，所以就拥护办杂志这桩事了。
但周先生所考虑的，是财务问题。办杂志是要先投资，是否赚钱也不一定，至少开始是要赔钱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南老师的想法是赶快推展业务，文章千古事，文字的流传远较讲演为广，该做就马上做，借钱也要做。
而我当时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所以就单纯的表示了赞成的意见。
周先生听我说了赞成的话，也不再多说，就走了。
我走进办公室，南老师就告诉我要办杂志这件事，并希望我也能帮些忙。对我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事。谈到发行的问题时，我就建议请《皇冠》杂志的老板平鑫涛先生帮忙。当时皇冠杂志是办得很成功的，也是一流的杂志，于是我就打电话给琼瑶，并请她转请平先生(那时他俩尚未结婚)，约好餐叙见面。
记得是在馆前路“聚丰园”这家浙江馆子。那天来参加的，除了琼瑶、平先生、南老师外，还有南师母，以及南大小姐可孟及二小姐南圣茵，她俩都还是学生。
那天本来是我作东，没想到饭后反被南师母抢先会了钞。
因为琼瑶是陈致平教授的女儿，陈教授与南老师曾一同赴日，所以她虽是初次与南老师会面，但就喊南老师为南伯伯了。她和平先生热心允诺帮忙。平先生在分手时，还再三的说，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不要客气。
《人文世界》的发行，就交给了《皇冠》代办了，《皇冠》的总发行是远东书报社，我们后来出刊的《人文世界》月刊，也交与《皇冠》，一并由远东发行。
平先生为了这本《人文世界》，费了不少心，还不时提出建议，帮了很多忙。
从决定要出版《人文世界》月刊开始，南老师就集中力量在这件事上。首先是忙于写文章，《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这本书就是他亲手写的，在杂志上连载。另外每期要写一篇有关儒家的，一篇道家的以及密宗的文章等等。第一期写了“儒家与孔孟思想哪里去”、“20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密宗与东方神秘学”。日本的臧广恩教授也写了一篇“老庄思想在日本的影响”。
南教师的几篇文章、好比酒席桌上的主菜，其他搭配的副菜形式的文章，则由别人来写。那时朱文光、徐进夫、林曦、朱时宜、徐立功、孙毓芹、周勋男等，都是基本干部。我当然也胡乱写些文章凑数，当作小菜，调剂而已。
大家足足忙了两个月，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文世界》第一期终于出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