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医在此次中国的疫情防治参与中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国人对中医也可能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但与其内涵价值相比，这些还远远不够。
中医对疫病的认识是深刻而久远的，《说文解字》由东汉许慎所作，写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距今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从该书对疫的解释：“民皆疾也。”
可以看到，至少在东汉以前，对导致全民皆病的烈性传染病已有相当的认识。而这个认识的深刻佐证，是较之稍晩一百年左右成书的《伤寒论》。
东汉末年，灾疫连年，据《后汉书·五行志》记录的10次疫情，基本都发生在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以后，是许慎见证的年代。尤其是建安年间(公元196一219年)，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都是历史上少见的。
虽然曹操在《蒿里行》中所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在于描绘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但仍不乏有疫病的结果。
而仲景在《伤寒论》原序所言：“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更是建安疫情悲怆的证明。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了千古名典《伤寒杂病论》，为其后的疫情防治提供了划时代的支撑和依据。
疫的造字是“疒”加“殳”，据《说文解字》的解释，“疫”为形声兼会意字，“疒”表形（读ne，第四声），其实“疒”亦表意；“殳”为“役”的省略，表声，当然也表意。从“疫”的造字结构可以看到，至少在东汉以前，疫情（大规模烈性传染病）的爆发大都与“役”有关。
因为古代的居住环境不像现在这样密集，而唯一造成人员密集的大抵不出二类，一为兵役（战争）；一为劳役（如修长城）。人员密集则易于造成疫情的扩散，反过来，独处隔离，当然也就能最大程度地控制疫情！所谓文以载道，于此可见端倪。
无独有偶，“医”的繁体亦有这个“殳”——醫，而“医”的读音“亦”与“疫”相同（“医”为第一声，“疫”为第四声），这昭示着疫病自古都是医的重头戏！
既然是重头戏，那么如何拆解这出戏，进而发现值得今天借鉴的东西，我想应为此刻乃至今后都需要探寻的课题。而医之用役与疫之用役一样，也是将“彳”省略，虽然，今天造成人员高度密集不再是因为兵役和劳役，但这个中的旨趣仍令人参味无穷。
疏远人口密度，乃至封闭隔离，是防止烈性传染病流行的重要举措，中国藉此取得了抗疫的成功经验，现在这项经验正在世界范围内复制，考量其出处，使我们想到了醫与疫，想到了古代文明的精妙绝伦。
经过文字的简化，现在的“医”已然成为裸“医”，仅仅保留了左上的这个部分——“医”。然而正是这个部分代表着医的内核，代表着医所不可缺失的地方。
医由外在的“匚”（读方）及内里的“矢”构成，“匚”为盛物之器，其形方正，而“矢”亦有正意，合起来都在突显正的重要。而“矢”的本意为箭，这使我们联想到射。射为六艺之一，《礼记》设有专篇“射义”，其谓：“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又谓“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由此，我们既可以窥见医为仁术的来路，亦可以照见医之与正的关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被认为是中医认识健康与疾病的根本见解，我们亦不难由此处追溯到它的本源。
综观《内经》与《伤寒》，疫病之所以发生并流行，它至少需要三方面条件的组合：
其一，是特殊的致病微生物，比如此次的新冠病毒。当然，在《内经》的年代，还没有现代的认识和称谓，故只能统称为“毒气”，如主要以讨论疫病为主的篇章《素问·刺法论》里就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嘱咐；
其二，是外界的不正之气。这个不正之气在《伤寒例》中又称为“非时之气”。所谓非时之气，就是冬天应寒反而暖，春天应暖反而寒，夏秋以此类推。现已春分过后，清明在前，气温骤然下降，这便是典型的非时之气，这便是天时的不正之气，颇为令人担忧；
其三，内在的不正。不正又可统称为虚，《灵枢·百病始生篇》有句名言：“两虚相得，乃客其形”，这说明了对于疫病而言，毒气或病毒虽然重要，但是内外的失正或两虚，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条件！
留心气象的人们应该注意到，据世界气象组织报告，2月9日南极气温创下了新的记录，在南极附近的西摩岛测得高达20.75℃的高温，而这个时候正是新冠肺炎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节。
虽然，个中的关联我们还无法一时道明，但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天时的不正之气（非时之气）的发生。这便大大增加了上述三组合的第二个因素的频繁出现，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一项无疑充当了疫病爆发和流行的天时地利。
如果疫病爆发的天时地利在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大的或超大的疫情（就如这次的新冠疫情）在今后有可能从百年一见到十年一见，甚或数年一见。回想武汉的这段日子，这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众所周知，虽然我们憎恶新冠病毒，责问它干嘛要越界到人类身上来？也正在试图集中科学的力量来剿灭它。但是作为人类，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微生物是剿灭不完的！
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与微生物共生共存，有多少有益于我们人类的微生物，就有可能存在多少有害于我们的微生物，利之与害也是共生共存的。
所以，我们试图靠科技来更早的发现病毒或其它的有害微生物，并剿灭之，或尽早的研究出相关疫苗，这不但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路。
此刻令我们想到的是，不但人类的命运是共同体，覆巢之下，没有完卵，美国也不能例外！人类与非人类也都是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上面我们谈到了“射”，按照《老子》的定义，射之与矢在冷兵器时代本来是作为不祥之器的，而为什么孔子却把它与儒家的最高境界或追求相关联，定义为“仁之道也”呢？这其中的关键是“射求正诸己”，这是儒家处世（事）的基本原则。
如果从礼与刑的角度看，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讲过中医是尚礼的医学，西医是尚刑的医学，那么，正己属于尚礼的一路，正人（也就是追寻自己以外的因素）属于尚刑的一路。剿灭或防护病毒，这都是尚刑的范畴，这是必须的！因为乱世必用苛刑！
但若要长治久安，则必须刑礼互用，甚至以礼为主。也就是说，等缓过神来，人类必须想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正己上有一些作为？我们虽然处于现代，处于21世纪，但有现代不等于有文明！对抗的方式，剿灭的方式，多少带有不文明的特质。
人类能否在上述三组合的因素中，做一做除病毒以外的两项功夫，比如让天时的不正尽量少一些，这就牵涉到如何尊重自然，如何节省能源，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比如让人类自己的不正之气尽量少一些，有什么事都以和为贵，国与国之间也好，人与人之间也好，尽可能多一点恕，多一点商量，多正一正己，不要动不动就开骂，动不动就喊打喊杀。人类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务必记住尊重，务必记住文明！
以上为隔离期间的随想。
刘力红 庚子三月初六
刘力红先生，广西中医药大学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首席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扶阳学派传承工作室主任，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思考中医》作者，《开启中医之门》《黄帝内针》整理者。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同有三和基金会”，原文标题为“人类的目光不宜只盯着病毒——再谈尚礼与尚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