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有力减缓了疫情传播，为世界争取了时间。但是，仍有个别国家、媒体无视中国做出的努力，无端攻击中国。在一次记者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义正辞严，给予了中国公正的评价。无论身处何境，坚持正义直言都是一种责任。
《争臣论》 有云：
有官守者，
不得其职则去；
有言责者，
不得其言则去。
南师亦说：
中国历史上，
“言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做臣子的，
宁愿以身家性命做赌注，
冒着生命的危险，
也要进谏忠言。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1
职责与言责
子谓蚔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鼃是齐国的一个官员，本来在灵丘这个地方做官，后来辞职不干“而请士师”，希望能做“士师”，在齐王旁边，能对刑罚方面的事有所建议。孟子说“似也”，你这番用心是很可取的，“为其可以言也”，希望能常和齐王见面，对他有所建议，使他能有好的政绩。“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现在你就职以后已经有几个月了，怎么没听说你发表过言论，使齐王有所改正呢？“谏”是下位对上位进劝的话。这位先生听了孟子激发的话，于是向齐王提出了建议。蚔鼃向齐王提出应该改进的办法，但是齐王没有采用，于是“致为臣而去”，这个“致”就是退还的意思，“致为臣”也就是“致仕”的意思，辞职不干了。这位仁兄实在了不起，被孟子一说，马上从善如流，对齐王提出谏言，想对国家有所贡献，无奈齐王不肯采纳，蚔鼃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只好挂冠而去。齐国人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孟夫子这位先生教别人倒是教得蛮好的，但是他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公都子是孟子的学生，在外面听到这些消息，就回来向老师报告。孟子听了，并不介意，同时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依据中国文化的精神，既然身居官职，不能尽心公务、不能达成任务的话，就应该引咎辞职。因为做官的目的就是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国家谋福利，既然达不到目的，再占着这个官位就失去了意义，说句难听的话，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呢！
“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在中国历史上，“言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相当于现代的监察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深知这种精神的可贵，因此在著作三民主义时，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主干，再加入中国原有的考试、监察两种制度，特地编成了五权宪法。在古代，监察御史专门负责评论，即使对皇帝也不例外，看到皇帝有不对的地方就奏上一本。奏文里面都引经据典，加上一番大道理。但是有时候词句实在太严厉了，皇帝看了真不是味道。所以在中国古代，皇帝实在不是好当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专制政体、君主独裁，其实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的法治精神。为官者经常抱着要对历史、对百姓负责的存心。所以我常说，要懂中国历史，不能只看正面的历史，还必须看反面的历史，就是历代大臣的奏议。皇帝尽管不好，不愿意采纳忠言，但是做臣子的宁愿以身家性命做赌注，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进谏忠言。所以在历史上，有些大臣为了第二天要上奏章，经常连夜不睡，有的甚至棺材都准备好了。他们同时留下一份奏章的副本，因为万一第二天上朝触怒了皇帝，会被杀头；或者是自己甘愿以死尽忠，不惜生命的代价，要对历史文化负责。大臣们“心存君国”，到必要时就以死报效，积极地说，是尽忠报国；消极地说，就是怕死后在历史上留下不直言进谏的污名。现在市面上有一本唐朝的《陆宣公奏议》，大家不妨买来参考参考。
说到这里，顺便插一段题外话。从前当大官实在是不舒服的，每天早上两点钟就得早朝，连觉都睡不好。做皇帝的也是天不亮就必须起床，通常都是老太监站在门外敲钟，第一次敲过，皇帝未起床，就再敲第二次，再不起床，老太监就不客气了，手上拿条热毛巾，往皇帝脸上一蒙，顺手就把皇帝给拉了起来。皇帝睡眼惺忪的，换好衣服，就连拖带拉地被架上了朝。国家大事讨论两三个钟头以后，早朝结束，皇帝回去吃了早点，又要打瞌睡了，于是再睡上一觉。这就是“回笼觉”这个典故的由来。同时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公务员们，以及整个社会的风气，不要说死后不怕人骂，活着的时候也尽管人骂，不在乎，只要他官做得大，钱赚得多，管他别人怎么说！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美国肯尼迪总统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凡是中国人，是不是也都应该自己反省反省呢？
——《孟子与公孙丑》（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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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忠奸之辨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后，在这种时代也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特别了就会吃亏，还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着一贯的中心思想。
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而结果达成他的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作法，结果他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间，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历史的经验》（东方出版社）
3
使节的信条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史鱼是卫国的大夫。孔子说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种环境之下，不论国家社会混乱或者安定，他的行为、言谈，像射出去的箭一样，都是直的，不转弯的。在现在的社会上，仍然有很多这一类的人，但他们处世是落落寡合的，常会受到打击，遭遇种种痛苦。可是这种人天生个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么环境，平时也好，乱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无道也好，他的言行永远像一支箭一样。同时“矢”字也代表了尖锐的意思。有些人心肠非常好，做朋友好极了，因为他能说直话，可是有时候嘴巴太厉害，说的话如割人的肉一样，使人受不了。但我们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当然这就牵涉到修养问题，尤其领导人有这样的部下，往往很难受的，因此做领导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有时碰到这种讲直话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够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实在受不了。但是这一类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干部，就必须放过他的尖锐直言，先要有准备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则就不行。
孔子接着就说蘧伯玉（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称赞他的行谊。）这个人了不起，国家社会有道时，出来做事，担当大任务，但在邦无道，国家社会紊乱的时候，他就卷而怀之，不发牢骚，也没有什么怨言。他认为时代转变如无法挽回时，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画一样，卷起来怀之，收藏起来，就不说话了，没有表现了。这两个人，也是典型的对照。一种人是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区，都宁可直道而行，不转弯，这是干部中很好的。一种是像蘧伯玉这样的人，比较才具大，而且有一个基本修养，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话我们都晓得讲，但等到真穷，真困难的时候，退下来“卷而怀之”，“独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这是很难的基本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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