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莫道庚子多祸事，触动天心是人心！

2020年是庚子年，对于已经到来的2020年，有人怀抱希冀，也有人心生忐忑。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多位名人离世，灾祸频发。因此，有人根据过往的庚子年经常发生大事的经验，便推断2020庚子年必不太平。庚子年注定是多事之秋吗？南师早有开示！

老子在文言字句上，确是直截了当地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文从字顺，难道这不是尖刻讽刺的语意吗？其实，并非如此，未必尽然。为了说明其中的道理，必须先对本文中两个名辞的内涵作个交代。一是“刍狗”，一是“仁”。“刍狗”，是草扎的狗，当然不是真的狗。古人所谓家有六畜以备撰食，狗便是六畜中之一。因此，上古的祭祀，用狗肉作祭品，是很普遍的事。大约到了商、周以后，在祭祀中，才渐渐免除了狗肉这项祭品。但在某些祀典中，仍然须用草扎一个象形的狗，替代杀一头真的活狗，这就是“刍狗”的来源。“仁”字，在《老子》这章的本文中，当然是代表了周秦时代诸子百家所标榜的仁义的“仁”，换言之，也就是爱护人或万物的仁慈、仁爱等爱心的表相。

 

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纷争，攫掠一般平民的生命财产、子女玉帛，割地称雄，残民以逞，原属常事。因此，知识分子的读书人，奔走呼吁，号召仁义，揭示上古圣君贤相，要人如何体认天心仁爱，如何以仁心仁术来治天下，才能使天下太平。不但儒者如此，其他诸子百家，大概也都不外以仁义为宣传，以仁义为号召。无论是哪一种高明的学说，或哪一种超然的思想，用之既久，就会产生相反的弊病，变为只有空壳的口号，并无真正的实义了。例如佛说“平等”，但经过几千年来的印度，阶级悬殊，仍然极不平等。同样地，我们先民教导了几千年的仁义，但很可惜的，又能有几多人的作为，几多时的历史，真正合于仁义之道！又如耶稣，大声疾呼要“博爱”，但在西方两千年来的文化，又有哪个时代真正出现对世界人类的博爱！此正是老子叹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来由。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反面的道理，便可知道老子所提出正面的哲学。天地生万物，本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生了万物是很自然的事，死杀万物，也是很自然的事。天地既不以生出万物为作好事，同时也不以死杀万物为作坏事。天地既生了长养万类的万物，同时，也生了看来似乎相反的毒杀万类的万物。生长了补药，也生长了毒药。补品不一定是补，因补可以致死。毒物也不一定是毒，以毒攻毒，可以活命。天地并不一定厚待于人类而轻薄了万物，只是人类予智自雄，自认为天地是为了人们而生长万物，人自称为万物之灵。其实，人们随时随地，都在伤害残杀万物。假如万物有灵，一定会说人是万物的最大毒害。

 

其实，天地无心而平等生发万物，万物亦无法自主而还归于天地。所以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说天地并没有自己立定一个仁爱万物的主观的天心而生万物。只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自然而归于还灭。假如从天地的立场，视万物与人类平等，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暂时存在，终归还灭的“刍狗”而已。生而称“有”，灭而称“无”，平等齐观，何尝有分别，有偏爱呢？只是人有人心，以人心自我的私识，认为天地有好生之德，因此发出天心仁爱的赞誉。如果天地有知，岂不大笑我辈痴儿痴女的痴言痴语吗？

 

明白了这个原理，便可了知真正有道的圣人，心如天地，明比日月，一切的所做所为，自视为理所当为，义所当为的事，便自然而然地做了。并不一定因为我要仁爱于世人，或我要爱护于你，才肯去做。如果圣人有此存心，即有偏私，即有自我，已非大公。再进一层来讲，一个有道的圣人，生当天下大乱的时代，他真要为了救世而救人，既然有所作为，就不免保存了一面，而有所伤害到另一面了。残杀天下而为我，决不可为。而杀一以儆百，亦等于杀百以存一的同是杀心，亦义所不忍为。那么，圣人而要救世，就只有自杀以救天下吗？自杀既不能救天下，天下亦非残杀可救得了！所以佛说愿度尽众生，方自成佛。但以众生界不可尽故，吾愿亦永无穷尽。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只有祈祷说：“我为世人赎罪！”其实，罪在人心，谁也不能为谁赎罪，除非天下人能自忏罪悔过。

 

因此，老子希望人们真能效法天地自然而然的法则而存心用世，不必标榜高深而务求平实，才说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名言，藉以警世。但老子说归说，无奈周、秦以后的英雄帝王们，便真的以百姓为“刍狗”，达成一己的私欲。一旦身居王位之后，天下臣庶皆称誉之为“圣明天子”，或直接誉为“当今圣人”，不知“圣”从何来？“明”从何起？恐怕老子重生，也只有缄口结舌，再也不敢另加五千言，重写续本《道德经》了。

 

——《老子他说》

我们中国人唱戏，总是学诸葛亮掐指一算。掐指一算就是拿数来推算的。我们小说上写诸葛亮要想挽回他的天命，说他在五丈原之时就知道自己要死了，只好用道家的方法“拜斗”来增延寿命（拜斗之术，密宗与道家都有）。那时候诸葛亮明知道他的生命不可挽回，但还是想办法来试试看。那个小说写得有趣极了！但是等魏延一撞进来，把那七星灯一脚踢倒，诸葛亮就知道不可挽回了！“极其数”，知道气数已尽，没有办法了。“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於是确定天下各种的现象。这就是学《易经》的两个原则－－一“通其变、极其数”。“通其变”，任何的事都没有一定，你懂了《易经》，便知道人生境界不是一定的。

 

今天还有一位同学谈到婚姻问题。我说你不为那么认真了，婚姻就是赌，成家立业就是赌啊！赌赢、赌输，谁知道呢？有气魄自己就去赌赌看！如果说结了婚，就非要婚姻怎么好不可，那你是昏了头了。每一人都是赌徒，在妈妈肚子里十个月，然后出来就注定是做赌徒的。输赢不知道！人生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人生就是两个东西：“通其变、极其数”。要绝对的赌而不输，或者输而不赌，你非通达《易经》的这两个法则不可。“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学问不到这个程度的话，如何能够创造出来《易经》这个法则呢？所以孔子极力赞叹《易经》的学问。孔子提出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老祖宗伏羲、黄帝创造这个《易经》文化真伟大。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易经》的学问，把天地间一切学问的准则都包括进去了，它也是一切逻辑的根本。

 

所以你懂了《易经》的领导原理，知道人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云”就是说话，“为”就是动作，“变化云为”，事实上是四个阶段；“变”是变，“化”是化，“变”是原则，“化”是影响，“云”是说话，“为”是进行。思想领导行为，所以“变化云为，吉事有祥”，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懂了《易经》“变化云为”的原则，就到处有吉祥，万事顺利。“吉事有祥”，好事就有吉祥、有感应。感应是由哪里来的？是上天作主吗？菩萨作主吗？都不是。是由我们人为来的。我们学过《易经》，就知道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由心物交感而来的。中国的政治哲学，人心就是天心。所以《书经》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在哪里？菩萨在哪里？就在人们的心里，大家看得到的，就是天心；大家心里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见，这就是中国文化。菩萨、上帝就在你的思想里，没有你就没有菩萨、没有上帝。这就是“吉事有祥”的道理。

 

 

这个六十四卦方圆图，我们晓得了如何排列，但是数字就不同了。有些古书上圆图旁边打的都是数字，最外面打的数字管时间和气运，所以我们常说算命运气好不好，那是看那个数字走到哪一卦。像我们现在从黄帝甲子年一月一日开始计算的，假设我们从宇宙开始或从黄帝时候数到现在，那太麻烦了，中国人不用这一套。它只用天干地支六十个数字来归纳，一个花甲一个花甲、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所以从我们现在开始，到一九八四年交下元甲子，六十年一个甲子，明年是甲子年，后年是乙丑年……六十个数字中，又分二十年一个运；二十年中间又要分，五年一个次运，一年一个小运，分得很细。一个人你说他运气好不好？上午好，下午就不好；今天好了，明天就坏；白天好了，晚上就坏……有好有坏，永远在旋转中。除非你永远不动入定啦，永远在静态中，否则一动便有好坏，吉凶悔吝便出来了。

 

所以孔子说：“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便会卜卦、会算命了。不过古人讲过，善易者不卜。《易经》读通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吃多了怎么样？肚子发胀、肠胃发炎。不怕发炎你就吃，这很简单嘛！还卜什么？“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前面我们谈到《易经》卜卦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依通。这个依通依什么？依数。诸葛亮为什么会掐指一算？因为他懂数。懂数就已经不为再卜卦了，只为有一个数字，便已经知道一切了。梅花易数的方法，就是报数的，只要报个数字，便有了卦了。你为把这个原则方法记住，用这个方法，不只卜卦算命。不过，拿《易经》去算命卜卦，我常说很可惜。现在没有一个真正学物理科学，或者学最新科学的，能在这方面下功夫努力。假设真能由这两方面来配合，对这个宇宙的奥秘，科学上一定有新的贡献，东西文化配合了一定有新的发展。把《易经》只拿来用之于算命呀！看地呀！那我们文化的功用也未免太小道了，那就不叫中华文化，叫小道文化了。当然我们的文化是大道文化，不管你用到心理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可用的地方太多啦。现在照这种古老的方法来用，不行！所以大家要想出新的境界，先要把这些最基本的方图、圆图、卦名、卦位弄清楚，才能推陈出新。“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易经系传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