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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的教育-孟子离娄---南师讲课讲义(2012-3-17晚)

时间:2012-03-25  来源:上海老古  作者:

2012-3-17晚,太湖大学堂内,南怀瑾老师讲课讲义:儿女的教育--孟子离娄

(此文转自太湖大学堂公布的原稿PDF文件,建议直接下载原文件阅读)

 

孟子·离娄上(一)第一次修正稿

公孙丑曰: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 “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公孙丑曰: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 “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儿女的教育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有一天问老师:依照古礼,父亲不自己教儿女,这是什么道理?青年朋友们要注意,将来身为人父时,要怎样教育儿女才比较妥当?儿女不由自己教,交给谁去教?

有一位现代的名人,很有钱,也颇有地位,只可惜脑子有点糊涂。他有一个儿子,大概也和他父亲一样糊涂。不久前这位阔佬告诉朋友,他的儿子掉了,掉到哪里也不知道。可是另一位朋友,后来因事到一所孤儿院中,看到一名院童,长得特别清秀,很面善,不像一般的院童。问到院方,得悉是一个不知来处的孤儿,问他住哪里,爸爸妈妈叫什么,他都不知道。这位朋友一听,马上想起那位朋友走失的孩子,于是上前询问他的姓名家世,父亲是否某公司董事长某某。这孩子在询问之下,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姓名身世。于是才由这位友人通知这位现代名人,将儿子认领回家。世界上就有如此的父子,顺便想到,说来供大家一笑。

依照古礼,父亲不教自己的儿女;但是为了教育子女日后的立身处世,社会上有些坏事情,是应该让儿女知道的。反观我们中国的父母们,有几个敢把社会上的坏事,或者某些人的丑事教儿女了解?从前我有一个朋友就很难得,对于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都带儿女去看。可不是由自己带,而是转托朋友,带他的儿女到这些场合去,好让他们自己认清楚,这些都是坏事,对自己都是有害无益的,都不能做的。这是教育的一种方法。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家长们拚命要他们读课本,不许看小说,结果念得一个个呆头呆脑,念到大学、研究所都毕业了,而对于人情世故,一点都不懂。所以我常常鼓励他们看小说,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不喜欢他们读死书,有时候我带着他们看小说,武侠小说、传奇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看。不过他们自己找来了什么小说,要告诉我一声,因为有一部份小说,如果还没有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则不必看,看早了,不见得有好处。小说看多了,会懂得作人,也会通晓人情世故。小说上的那些人名,差不多都是假的,而所描写的事情,却往往都是真的,在社会上就真的有那些事情。至于历史上那些人都是真的,但有些事情,你没有经验就无法了解。没有做过大官,就不知道大官的味道,那就只有看小说才能通晓。

孟子在这里说,对儿女的教育,由父母亲自来教,在情势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正面的教育很难。因为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孩子想看个电视,父母就摆出威严的态度,用命令的口吻禁止,而朋友较为客观,也就较为理智,就不至于过分严肃。实际上儿女已经很累了,看一点电视轻松轻松,并不过分。

孟子说:对于子女,我们当然要以正道教导他。子女如果不听,就“继之以怒” ,发脾气了,不是打,就是骂,于是反效果出来了。据我所知,许多家庭教育,所得的都是反效果。一些青年男女出了问题,都是家庭教育有问题,而不一定是问题家庭所造成的。父母太方正了,教育出来的儿女,多半是死死板板;这样的儿子,再教出来的孙子,就板板死死,更糟糕了。另有一种反效果则是,方正、严厉的教育下,激起了叛逆的心性,那就更麻烦了。

这样看下来,我非常同意孟子这个观点。

而且在子女的眼睛里,认为父母教我不可以说谎,而他们自己却一天到晚说谎。像有人要去午睡了,怕被人打扰,于是交待孩子,如果有客人来,就告诉客人说我不在。果然来了客人,孩子便说:爸爸在睡觉,爸爸说,告诉客人他不在。像这样的孩子,能责备他吗?他绝对的对,因为他不说谎。为父母的,平常也是教孩子不可以说谎,孩子没有说谎,怎么能责怪他呢?

父母不许孩子说谎,而孩子看见父母随时都在说谎,这是一个事实。父母要求孩子要这样那样,而自己所做的又与所教的恰恰相反。像孔子、孟子,常常教别人要守信,而他们自己有时却不守信,这又怎么解释?这就有层次上的差别,程度上的不同。就如刚说过的淳于髡那一节中“嫂溺援之以手” ,是可以的。教育也是如此,有权宜变通的时候,但是子女还小时,是不会了解的。

所以教子女正,子女如果不正,就生气责罚他们,子女心里已经不满了。子女再看看父母所做的,正与他们教自己的相反,于是就更愤愤不平了。因此,父子之间的代沟,相互的不满,早在子女幼儿时期,就已经播下了种籽。因此,孝道是很难讲的。父母子女之间,如果有了芥蒂、嫌隙,那就太不幸了。现在许多青年人都不满现实,其实不止是现在,无论古今中外,青年人都是不满现实的。纵然是最好的时代,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在青年人的心目中看来,也是讨厌的、不满的、要挑剔的。我们都曾经走过青年时期,多少可以体会到现代青年人的心理。只要从年轻人的一些小动作上,就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不满现状的心态。例如一堵墙壁,装修得蛮漂亮,他却要划上一条痕迹;一个好好的磁瓶,他却要用东西去敲敲,似乎才过瘾。他们这样做有理由吗?没有理由的,就是潜意识的反叛性和破坏性在作怪。所以青年人之不满现实,是当然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教育上,领导方法上,就要懂得这个道理。 古人的教育,是易子而教,两个互相钦敬的朋友,往往相互教育对方的子女,而不教自己的子女。像现在的青年,几乎没有不犯自渎的毛病的,但父母们对于这种事都不教,因为不好意思开口。直到最近,这种“性教育”教育界才正视、讨论它。但仍有些偏僻的地方,老师们碰到这一部分的教材,就避而不谈。其实在六七十年前,也有这种教育,聪明的父母们,想出变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用易子而教的原则,由朋友来教;或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引用某些因此受害的现实例子,做启发性、暗示性的诱导。这是为了孩子一生健康所系,不得不教。

 

“不责善”的真义

父子之间不责善” ,孟子所说的这句话,千万要记住。父子之间不可要求过多。这个“责善”的“” ,就是责备求全的意思,也就是不要过分求好。例如子女升学,参加联考,为父母的就要采取“考得取最好,考不取也没关系”的态度。现代的学生们,为了应付联考,被老师、家长,逼得拚命死背,什么历史、地理,一概死背, “浙江!浙江!福建!福建!”背是背熟了,联考是考取了,结果到了金门,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福建;也不知道马祖是福建省连江县的一个岛屿。

许多眼前的例子,都证明孟子这句话的道理。而也有许多为人父母者,犯了这个“责善”——过分要求的错误。犯得还很深,这要千万注意。

父子之间如果责善,就会破坏感情,就会有嫌隙。孝道要建立在真感情上,才会稳固。父子之间能像好朋友般相处的很少,试看生物界,飞禽也好,走兽也好,子女长大了以后,就各走各的。人为生物之一,本性上也是如此。由此可知,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只是把子女教育成人,能够站得起来,有了他们自己的前途,也就完成了。至于子女以后对父母怎样报答,那是子女自己的事情,也不必存什么希望。再见吧!人生本来就是如此的。

父子之间一责善,问题就大了,这是一面;在另一面,万一遇到父母是坏的呢?也同样的,子女不可以对父母责善,不可过分要求父母好。

孟子为什么推崇舜?舜的家庭状况是“父顽,母嚣,弟傲” 。父顽这个“顽”不是顽皮,是非常固执成见、贪婪,什么都是我的,像土匪一样。母嚣,嚣就是泼辣,十足的泼妇。假如有人在她门口弄脏了一点,她可以拿把菜刀,到人家门前骂上十天半月。弟傲,对于父母的坏处,他都有遗传了,对这位哥哥舜,视如眼中钉,想整这位哥哥,是一个现代所谓“太保”型的人物。舜就出自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

但舜和弟弟却截然不同,舜成为圣人。这在佛家的学术而言,应该是宿世种的因,现世的果报。在现代科学的遗传学来讨论,据我个人的研究,则属于? 反动? 的遗传。从历史上可以得到许多例证,父母非常老实的,往往生一个儿子很调皮;父母很调皮的,往往生一个儿子很好。道理就是? 反动? 遗传,也是基因的大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研究。如果在外国,依此写一部专书,那就不得了啦,也许要轰动一番。 

这个道理是根据生理学而来。例如一个好人,他的行为绝对是好的,可是这个好人是勉强做的,其实他对人恨透了,想发怒又不敢发,于是许多情绪都压制下去了。这种被压制的忿恨怨气,潜伏在下意识里,遗传给了下一代,于是这孩子将来又凶、又坏、又狠,充分表现了上代内心中坏的一面。至于一个坏人,也有大好心思的时候,他的这一面刚好遗传到子女身上,这个幸运儿,将来就会孜孜为善。舜就是这样一个人,再配合他自己的先天禀赋,以及后天努力,于是成为圣人。

舜有这样一个家庭,他的父母及弟弟,多少次要害他,致他于死地,而他都幸运的躲了过去,后来当了君王,他还是依旧爱他的父母,以及弟弟。再说尧,也是圣人,他生的儿子丹朱却不太好,对尧不孝,而且不肯学好。尧没有办法,于是发明了围棋,教他儿子下棋,这是他的教育法。至于象棋,则是周公为了教他的侄子成王而发明的。这些上古的教育工具,现在发展培养出国手了。

总之,父子之间,双方应该不责善啦。宋明以后的理学家们有一句成语,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 ,我反对这句话!天下确有不是之父母。我们现在也为人父母,反问一下,我们样样都对吗?随时都有做错的可能,也有教错的时候。但是,身为儿女的,自己应该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精神来对待父母,父母有时要宽恕子女,而子女尤其要孝敬、体谅、了解父母,为了孝道,设法婉转改变这个? 不是? 的父母,这样并不是对立和反叛。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 ,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相互的。

扩而充之,不但父子之间如此,师生之间也是如此,长官部属之间也是如此,都不能责善。过分的要求,终究会发生问题的。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才肯承认孟子是圣人。我则读到《孟子》这一节,最赞成孟子被称为圣人,他如此通达人性心理,而处理方法又如此之适当、清楚,真让人拍案叫好。

许多人把孩子宠坏,也是这个道理;过分注意孩子的身体,过分的爱护,反而把孩子的身体弄坏了;不经锻炼,则失去了应有的抵抗力。假如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一旦国家有事,还能够去报国为民吗?这也可以说是 “责善” 的错误。 

这一段话,是公孙丑提出来问孟子的。那么我们要研究了,公孙丑为什么会向孟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当然不是师生之间,吃饱了饭没事做,在这里闲磕牙。闲磕牙的话,也不会把它纪录下来,传诸后世了。或许是有问题家庭,向公孙丑请教,公孙丑没办法作答,只好来请教老师了。

我们要知道,在孟子那个时代,贵族的子弟们非常骄纵,孟子也说: “富岁子弟多赖” 。像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富强康乐,而后代子弟,每易堕落。所以看到今天社会的繁荣,不禁为之担心。所谓“多难兴邦” ,现代青年要多加警惕,不要一代不如一代。

 

曾国藩笔记——英雄诫子弟

因为谈到父子之间的教育问题,让我们看看曾国藩介绍的有关父亲教子弟的一则笔记,他搜集得非常好,不需要我们再整理了。他并为这一笔记,安了一个题目叫“英雄诫子弟” ,内容是: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

 “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西凉李嵩,手令戒诸子:

 “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雠,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造军事,为书诫之曰:

 “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营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褊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苦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抚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请究计当,不须改作,目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敬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曾国藩说,历史上的英雄们,思想、意境、度量都特别宽大,就是所谓的“意量恢拓” 。我觉得现代的家庭、学校,培养这一代的年轻人,特别需要注意这四个字。现代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胸襟狭隘,眼光短浅,薪水两万块一月就可以了,如果能够赚钱盖一栋十二层楼,那就更好。他们没有志在天下,也没有志在千秋万世,所以今天的青年,看起来都不可爱。

曾国藩说,古代的英雄,他们虽然自己有那么大的器度,那么高的成就,可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上,却都流露出恭谨、谦退的修养。

于是他列举出几位前辈英雄教育子弟的实例来。

刘备病危,在快断气的时候,当着诸葛亮告诉他的儿子阿斗——刘禅,“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说“你要好好的努力啊!不要因为一件小小的坏事,没什么关系就去做;也不要因为一件应该做的好事,是一件小事,而不去做” ,这是刘备吩咐儿子的话。

有些人往往看见一件东西很可爱,譬如上餐厅时,见到桌上一个搁筷子的竹型小陶器,认为这不值几文钱,没有多大关系,顺手把它带走,这就不对。

他又告诉阿斗: “一个人惟有自己贤,有道德才能使人家敬服,你可不要跟我学,我一辈子都不行,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你跟丞相诸葛亮好好学,你对丞相,要像对我一样” ,所以阿斗称诸葛亮为尚父,就是义父义子的名分了。

刘备这几句话是真心话,也很厉害,好像是一根绳子,他临死这一下子就把诸葛亮套住了。历史上还有一段,记载他对儿子说完了以后,对诸葛亮说的一番话,那又更厉害了。他说: “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意思是说,你的学问能力,比曹操大儿子曹丕高了十倍,你看着办,我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帮助他站得起来,你就帮助他;如果你帮助了他,而他仍然站不起来,那么你就自己干吧!刘备这几句话一出口,诸葛亮立刻跪下去,表明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自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就是说,你放心的去吧,我绝对不会坐这个皇帝位置,而且干到死为止,决不变心。

这两条绳子把诸葛亮一套,他只好六出祁山了。诸葛亮也的确履行了他的诺言,一直做到死为止。

但话说回来,刘备教他儿子的这段话和他对诸葛亮说的话,也的确都是真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一块什么样的料,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是怎样一个人。古人说的“知子莫若父” ,了解孩子最清楚的是父母。有时候家长对子女做的事会处理不当,那是由于他们偏爱,溺爱的结果,父母被自己的偏爱、溺爱心理蒙蔽住了。

刘备教出来的儿子,也是第一流好手。尽管往昔有许多人,对刘禅责备批评,我认为他应该是第一等聪明人。当诸葛亮死后,他一看辅佐无人,已经不可为了,不如投降到司马昭那边,方为上策。当他做了安乐公以后,司马昭还测验过他,问他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他立刻说: “此间乐,不思蜀” ,历史上依据他这句话,批评他没有出息。事实上,他是第一等的高明。他如果不这样说,性命都会丢掉,所以刘禅到底是刘备的儿子,真有一套。

读历史,要懂得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设身处地的去思考研究。否则的话,就会被历史骗过。如果自己执着一种成见去读历史,就更容易陷于主观的错误,得不到客观的事理与真相。

再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也可以看出刘禅的聪明。他玩弄了这位义父,诸葛亮对他毫无办法。他而且擅于辞令,很会说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引喻失义” ,没有理由的事情,在他嘴里都可以说出一套理由来,用种种的譬喻,来说动人,就像淳于髡想用嫂溺的比喻来说动孟子出来为齐国做事,以拯救天下一样。阿斗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非常好听,歪理千条,可以把正理唬住。这是诸葛亮最痛心的事。

读<出师表>,不要只欣赏它的文学价值,不要只看到诸葛亮的忠诚,这不能算是读懂了出师表。事实上里面多是他最痛心的话,诸葛亮等于说,你父亲这样诚恳的把你托付给我,而我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可是你这个干儿子,却是如此的不争气,有这么多毛病。

再回到曾国藩的“英雄诫子弟”笔记的本文。他第二个引用的是西凉李嵩的训子故事。

所谓西凉,时代上是三国之后,吴、蜀、魏相继灭亡 ,所谓三国归于晋,由司马家立国为晋。西晋、东晋共有两三百年,天下非常纷乱,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此一时期,历史上称作“南北朝” ,而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隋等的所谓六朝。

李嵩便是在西晋与刘(裕)宋之间,在边区西凉称王的。历史上描写他“秉性沉重” ,很少说话,看起来很老实,头脑非常聪明,器度宽大,学通经史,并熟兵法。如果以现代的地域文化观念来衡量,或许要奇怪,远在甘肃以外的边区地方,怎么会培养出这样饱学的人才来。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现在文化发达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还是没有完全开发的地区。中国的文化,是由西北发源,经中原而慢慢发展到东南区域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西北地区的文化水准,还是很高的。  

最初,李嵩是在那里做地方行政首长。当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他就自己在西凉称王了。李嵩下手令告诫他的好几个儿子当领袖的原则,他在手令中的意思是:

一个当领导人的人,对于部队的奖励或惩罚,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意,对所喜欢的人多给奖金,或升他的官;对所讨厌的人,就不重用;这都不是用人之道。要亲近忠正的人,疏远那些唯唯诺诺专拍马屁的小人。不要使左右的人“窃弄威福”──这一点很难做得好,左右的得力干部,往往在大老板不知不觉间,掌握了许多的权力。越是精明的领袖,越是容易被左右的大臣专权玩弄,这是作领导人要特别注意的。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听见如同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糊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靠不住的,所以毁誉之来,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

但有时候,甲乙两人,本来意见不合,而丙对甲说, “乙某说你很好” ,这句话虽然是假的,却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和睦,是善意的妄语。反过来,如果老老实实的说“乙某对你有意见” ,那事情的发展,可就会更坏了。

扩而大之,在处理人事是非的争执之间,在听取部下双方或多方不同意见时,如总务说非要增加某一设施不可,而会计说没有预算一定不给办。这和打官司一样,各有各的理由。身为领导人的,听了双方的意见,到底该办不该办,就非做判断,下决定不可。这时,一定要和颜悦色的来处理这件事。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瞒下,或者犯了什么严重的过失,必须加以处分,但在言辞态度上要尽量和蔼恳切,使对方知道忏悔,改过。甚而听了假话,虽然明知道是假话,也要注意听取,也许其中一两句是真话,同时假话也会反映出真相来。假话如有矛盾,更是找寻真相的线索。所以不可以先有成见,认为说话的人是坏蛋,非判他死刑不可,这就容易冤枉了人。更进一步,能让人尽量说出他想说的话来。问话听话时,还要态度轻松,声音温和,每件事,务必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反不同的意见,千万不可自认绝顶聪明而独断独行,自己想到怎样干,就一意孤行的干了,那就不得了。 

他继续告诉他的儿子说,他莅事五年——实际上他的从政经验,当然不止五年,这是以他自己挂起招牌称王,计算的年岁——虽然没有做到使老百姓绝对平安,但“含垢匿瑕” 

一个做领导的人,首先就必须做到“含垢” ,对于一些脏的事情,不但要包容,甚至有时要去挑起来,有时还是冤枉替别人挑的。尤其要替部下挑许多担子,部下错了,宁可让人责备自己。为了培植部下,爱护部下的才具,给他再有努力的机会,领导人就要“含垢” 。这种修养可真不容易,谁都爱脸上有光彩,含垢则是将灰泥抹到自己的脸上,这就要气度恢弘,才能做到。

“匿瑕” ,是须包容部下的缺点。天下人谁都有缺点,做领导人的,必要包容部下的缺点。如人人求全,则将无人可用。

由于李嵩有上述的种种优点,所以他能做到“朝为寇雠,夕委心膂” ,这种本事实在难得了。尽管早上还是他的死对头,但是在李嵩道德的感化下,到了下午就成为知心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坦诚相告。李嵩待人,就有这样的本领,而且不是故意做作,是自然流露,以诚待人,不论新旧,一律公平,坦然无任何区别,既不偏袒,也不会对某方面有所屈抑。

最后他告诫子弟,宽厚处世,在当时看来,好像没什么出息,显不出作用;但是长远下去,定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凡事不要计较目前,眼光、胸襟要放远大,学我这样的处世道理去做,将来或许可以接我的位子,也才不至于愧对历史上的先贤了。

曾国藩所引用的第三个例子是宋文帝。前面说过,这个宋,不是唐以后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而是南北朝时代的东晋、宋、齐、梁、陈、隋等六朝中,刘裕所建立的“刘宋” 。 

在那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很盛行。刘裕出生以后,父母怕他长不大,送他到庙子,请一位比丘尼抚养,所以他的小名叫“寄奴” ,也叫“佛奴” ,后来当了皇帝。他死后,继承他王位的是宋文帝,在当时宋的版图,为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宋文帝封他的弟弟义恭为江夏王,就是现代湖北、湖南等地,兼领荆、湘等八州的都督,掌握了这些地方的兵权。等于现代南方的总督,长江两岸几省的军政大权,都在他弟弟的掌握中。

宋文帝写信告诫这位亲弟弟:天下的大事多么艰难,国家的责任又多么的重。我们这个天下,是父亲从艰危中打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守现成;可是守现成和创业一样,也是不容易的。将来到底是兴隆或衰败,安稳巩固或危险,都在我们兄弟的做为上去决定。你要特别注意体认到,父亲留下来的责任如此之重,我们随时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理,努力去做。

他又进一步训他的弟弟说:

你的胸襟太狭窄了,性子又急躁,想要做一件事的话,不管有些什么困难,不管行得通行不通,非做到不可。结果做到一半,意兴阑珊,不想做了,于是又改变计划。这是最要不得的,对于这种个性你一定要设法控制。

他又引用历史上的大人物,给弟弟做榜样。他说:

汉代的卫青,虽然是一位大英雄,身为大元帅,但是他有两个长处,一个是对于知识份子,非常有礼貌,肯向人请教。其次,对于低阶层的人也非常体恤、照顾。

这里所引用的西门;因为没有名字,不易考证,在战国时有一名臣西门豹,大概是指西门豹在治西河的故事。原来在黄河口的人有一种迷信,每年要以一对童男童女,丢到河里去祭河神,经过西门豹设法,才纠正过来的。但是他的个性,有些矫枉过正,遇事要做得漂亮,显示给人看,这就是矫情,并不好。

他再举关羽、张飞两个名将,说他们两人,同样是任性褊见,不听别人的意见,要别人都听他的意见去做。所以后果都不好。

他举了这几个实例后,告诉江夏王,在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务上,要以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做为借镜。

他最后举出周公的例子,这是皇帝的手段来了。刘裕的这个儿子,到底不错,所以他死后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给他一个“文帝”的谥号。要在政治上有相当成就,学问、修养、为人都不错,才够得上 “文帝” 的美称。有文帝谥号的皇帝,说得好听是很聪明,反面的看法,也可说是蛮有手段的。

他说,假如有一天,情势有了变化,我不幸死了,接帝位的是我的长子,也是你的侄子。但是这孩子年龄还小,什么事都还不懂。到了那个时候,你以司徒——汉代太师的身份,去辅助他,就得要像周公辅助周成王一样,凡事依师道、并尽臣道的加以辅助。

这是他对江夏王的警告。在古代皇帝死了,由长子继位,如果长子年幼,就要靠叔父来辅助。但有的叔父,就乘这个机会,自己坐到皇帝的位子上去了。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宋文帝就在这里预先放下这一颗棋子,希望他弟弟不要将来跋扈僭替。因此说,到了那样的时候,刘宋的天下,是安是危,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就要看你们叔侄两个人的了。

宋文帝这许多话,等于警告江夏王说,我现在还在观察你,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你下来了。下面是兄弟之间说私话了,私生活方面的一些劝告。

他说,你每个月用的钱,不要超过三十万,政府的预算,虽给了你这么多,假如你能省下一些来更好。你省下的钱,可以为你楚西地方的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至于你住的房子,已经够漂亮,也够用了,不需要又去改造新的,翻新花样了。

虽然,这只是兄弟之间的家信,谈私生活,表面上好像是闲话家常,而所谈的都是事实。可见,在政治上,皇帝仍有许多情报,他对弟弟的劝勉,都是根据情报,针对事实而言的。

接着,他又告诉江夏王说,处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疑难重重的案子,实在难以判决。这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了,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多听,千万不可以先入为主,认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更不可以嫌烦,动了意气而草草断案。

而且不仅是司法的审判,扩而充之,在行政的处理方面,开会听取报告的时候,心里都不可先有成见,让别人尽量说出他们的意见,要采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当然也不可以凭自己的情绪下决定,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高兴的时候就赦免人。

对于他人好的意见,好的主张,好的计划,你就应该依照着去做,放弃自己原来并不成熟的构想。这样一来,成功的美誉,自然也会同时落到自己的身上来。不可以凡事一意孤行,只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自满自夸,认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比他人高明。这样不但遮断言路,人家也要骂你独裁了。

国家的官位,不可以随便拿来做人情。越是亲近你的人,奖赏起来,越是要慎重的考虑。

古代常见有这种以国家官位做人情的事,这是不可以的。现在民主时代,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当选以后,要儿子来当秘书,助选有功的人当科长,这都是不应该的。官位是国家的名器,不是私人口袋里的红包,所以是不可以送人的。为了自己将来做出好政绩来,也该选贤与能,适才适用。 

宋文帝更以他自己为例说,我对于左右的人,较少给他们恩惠,而外面也这样批评我,我都听到了。但我以为并没有错。因为我对身边的人,和不在身边的人,要一视同仁,不应该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就常给他们赏赐。

接着,他又说出一番道理,也就是他当皇帝的秘诀,虽然不是什么传统的大道理,可也算是一种道理。因为在南北朝当时,社会非常紊乱,为政就不得不严谨,所以他对当时的那种情境,有他的一套政治哲学。

他的理论是,不可以自己的高贵去欺压别人,但是不能没有威严,不可随便,这是很容易懂的事,你应该知道的。

随后他又在私生活上,规劝说:

为了不随便,所以对于声色娱乐等事——相当于现代的唱歌、跳舞等等,偶而消遣消遣可以,但是不能太过分。至于赌博、酗酒、打猎、钓鱼这些事,你一个身居王位的人,是不可以玩的。你平常生活的日用所需,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奢侈浪费,才可以做老百姓的榜样。至于穿奇装异服,收集珍奇的古玩,这类萎靡心志的习气,都不要让它养成。

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约他们吃便饭,聊聊天,而且要“数见” ,就是多接见,否则便与部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部下远了就无法知道下面与外面的情形,情况不明了,政事就无法处理妥善。

曾国藩引用了这些人的故事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诫他的子弟说,像刘备、李嵩、宋文帝他们,都是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统一天下的大志的人。而他们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却都从最基本的作人处世上说起,谨言谨行,充分流露出谦冲的德性。

又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交趾——就在越南北部一带,当他平乱的时候,写信回来训诫他两个侄子马严、马敦,他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两兄弟,在听到别人有什么过错的时候,要像听到人家说你们父母的名字一样,只可以听,而不可以从你们口里说出来。这个道理,在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外国人听了,会不知所以然,甚至一些在美国长大的年轻华人,也不会懂得,即使懂了也不习惯做。外国人对自己的父母,是面对面地“约翰!玛莉!”直呼其名的。我国文化最重孝道,对父母应有恭敬之心。在礼仪上,面对父母,只能口称“爸爸”或“妈妈” ;再恭敬一点,还要加上一句“您老人家” ;亲热一点,则叫“爸!”或“妈!” ;在文字上则要加上“大人”两个字,如“父亲大人” 、 “母亲大人” ;对别人说到自己的父亲,则要称“家父” 、 “家母” ;即使父母死了,也只能称“先父” 、 “先母” ;绝对不可以在任何场合,直呼父母的名讳。否则的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为不孝,小则被人批驳、轻视,更严重的,甚至影响事业前途,无人敢与交往了。所以马援教训侄子们,不可去传播别人的过失,引用这个比喻,是非常之严重的。

他又说:喜欢评论别人的好处坏处,随意批评国家的法令与行政,这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我马家的子孙,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们两兄弟,却犯了这个毛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现在,我虽然远在外地,但却记挂着你们,所以又写信回来,对你们说这些话。我并不是啰嗦,而是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又不在我的身边,该是自主的时候了。我只是像对出嫁女儿系上佩带,挂上香囊时的叮咛一样,再一次将父执的教训详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终此一生都不要忘记。

于是,他举出近在京兆的两个名人来做实例说:

就像现今正在京兆的山都长龙述(字伯高。据说马援的这封信,后来被光武帝刘秀看到,就升龙述当了零陵的太守。) 对人敦行厚道,对于处事周密谨慎,从来不说谁对或谁不对,意思是不胡说乱道;立身恭顺,自己知所约束,生活节制而俭朴,清廉公正并有威严。我非常喜欢他,敬重他,希望你们能以他为榜样。

另外一个人的作风又是一型,那是越骑校尉杜季良,他豪情侠骨,急公好义,为人家的忧患而忧愁,因人家高兴之事而快乐;无论是好人或坏人,他都交往做朋友。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远近好几郡的人都来吊丧,这个人我也很喜欢、很敬重,但是却并不希望你们学他的样子。

两个人同样都是我所敬爱尊重的,为什么我希望你们学这一个而不学另一个呢?因为学龙伯高这种修养,纵然学不到和他一样,也错不到哪里去。而学杜季良就不同了,因为学杜季良的作风,必需具备许多条件:要有财富,又要有武功,或者勉强可以学他;更重要的,要恰到好处,把握得住,不偏倚,也不过分。因为稍一不对,就会出大毛病。

打个比方,如果学龙伯高,就像是学雕刻家,雕刻一只在云霄的天鹅,纵然雕不好,也还可以像一只野鸭子;而学杜季良学不好的话,那就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而且杜季良将来的下场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哩。就目前的情形,有些地方的军官们,都不喜欢他,常常初到不久,就有咬牙切齿恨他的样子,而一般人也往往把他的行径,当作谈话资料。我虽敬重他,也同时为他捏把冷汗,后来果然有人在汉光武帝面前打报告,说他行为浮滑轻薄,扰乱社会秩序,妖言惑众,而丢了官。也许马援这封信,说过敬重他的话,无形中也帮了他的忙。否则这样的罪名,连脑袋也可能丢掉的,所以马援不愿他的子孙们学他。

曾国藩最后的结论说,这位马援大将军也是谦虚的约束住自己,把高远的志向蕴藏含蓄在内心之中,而从日常言行上修养。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大事。苏轼的诗“始知真放在精微”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关于“父子之间不责善”所引发的有关于古人训导子弟的一篇文章。

对于“不责善”一辞的含义,前面也曾经解说过,并不是不教子弟做善事,而是不作过分的要求;同时“不责善” 是就双方而言,孩子们也不应该对父母作过分的要求。扩而充之,师生、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的不责善,而要适度的包容,体谅。

在《论语. 里仁篇》中,孔子的学生子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就是说,对朋友的劝告,或者要求朋友帮忙,次数太多,太过分了,就会疏远。对于领导人,尽管是非常忠诚的劝谏,而当他个性倔强,执拗不听的时候,就不要再多说了,多说反招来屈辱。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忠臣往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

我们的文化,是佩服赞叹忠臣的。忠臣固然是好,但我们不希望每个时代都有忠臣,因为自古的忠臣,都是产生在国家动乱,社会不安,乃至于危亡的时代。如岳飞、文天祥,都是这样。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的痛苦与悲哀,而我们所希望的,是永远天下太平。同时也希望家庭没有孝子,这句话是说,在一个和睦安乐的好家庭中,永远显示不出孝子来。例如一个贫苦的家庭中,父母抱病无法就医,为儿子的牺牲自己,来医治奉养父母,这才显示出他的孝道,所以是这样产生的孝子。

在忠臣、孝子,这两个美善名辞的背面,包含了多少牺牲!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因此老子也说过: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话说得最彻底了,儒道两家可以说是同一个论点。

由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古人“易子而教之”的这一点教育方法,可知我国的文化,是多么精深博大。现在从大学教育系里毕业出来的同学,乃至于在外国得了教育博士的人,谈起教育理论来,道尔顿制、杜威制,这个制,那个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往往忘记自己的文化宝库中,有如此珍贵的、永恒不变的教育原理。

现代人写学术论文,花上两年时间找资料,有关无关的一起找来,瓜棚搭到柳树上,写下几百万字一大堆,皇皇然的一本巨著。可是读了半天,很难看见著作者本身的真知灼见,全是抄来的资料。这怎么叫学术?只能算是记文字的技术罢了。

说到我们古老文化中“易子而教之”的高明原理,我又想到清代彭兆荪的《忏摩录》中说: “家庭骨肉间,只当论恩义,不当论是非;一校是非,则有彼我之见,而争心生矣” ,在家庭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只能够讲感情,如果一谈到谁是谁非,问题就来了。这也就诠释了孟子所说父子之间不责善的道理。

我们再研究,当时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了答覆公孙丑的问题。而公孙丑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知道,当战国期间,齐国是齐宣王当政,后由齐湣王接位。在大梁建都立国的魏国,是梁惠王,后由梁襄王接位。

在这种政权转移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一个家庭内,父子、兄弟、姊妹之间,在权力、利害的冲突下,就失去了亲情,甚而互相忌妒、伤害。所以“家贫出孝子,乱世见忠臣” ,由这个观点看到的是人性美好面,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人性的善良面显露了;但是在富贵权势中,却暴露出人性的丑陋面。这是从历史上看人事,一种非常妙,也非常矛盾的现象。

所以在佛家、道家的心目中看来,人类都是愚蠢的,做了许多愚蠢的事。因为愚蠢构成了历史,以此推论,历史只是许多错误经验的评议累积而已。

孟子说这一段话,是因为在当时的战国时代,家庭的悲剧太多了,简直不可数计。更早的春秋时代,孔子研究《易经》时,就曾在坤卦的系辞中说: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这种臣子杀君王,儿子杀父母,兄弟家人互杀的情形,追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整个历史文化、社会的悲剧,其来龙去脉,早就有了前因,才有这样的后果。一直到孟子这个阶段,也是如此;再到后世,直至于今,还是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例如汉高祖,被项羽追得紧迫的时候,把父亲丢掉了不管。后来在更危急的时候,把儿子也推下车去,减轻重量,才能逃得快。所以英雄人物,无法以常情揣想。也因此,我们正史以外的史书,如历史小说: 《木皮散客的鼓词》 、 《杨升庵二十五史弹词》 、 《桃花扇》<哀江南>的词牌等等,除了对于历史哲学的批判与感叹,也描绘出人性的可怕。

这种历史背景,在 《孟子》 这类经书上,不大看得出来。要读《战国策》等史书中,有关魏、齐等诸国的历史,才知道当时宫廷中所发生的种种家庭问题。由于这个时代背景,因此才有公孙丑的这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