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南怀瑾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演讲，于2006年8月4日在上海美仑大酒店举行。听众200余人，多数为两岸出版界和传媒集团的老总及文化界资深人士。南先生的讲座共四个小时，分为下午四点至六点、晚上八点至十点两场。本报现将这次演讲内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今明两天的“文汇讲堂”刊出，以飨更多的读者。
缘起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诸位老前辈（我看在座的老前辈非常多），很抱歉啊，我到现在，对自己一生的结论、对自己的评价是八个字——一无长处、一无所是。像讲课、演讲，我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是在上课、演讲的时候，每次有个感觉，好像一头牛被人拉到法场受宰割一样的，很紧张。问题是一次上课也好、一次演讲也好，不晓得给人家贡献些什么。
这一次演讲，是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张耀伟副社长聊天时引起的。张社长的叔叔张尚德教授，是我的老学生。我告诉耀伟，新闻出版是很难办的事，现在整个的新闻出版界走到了一个困境，最好赚钱的是搞电视，但是手机、网络一出来，电视也落伍了，时代已经到了量子力学、信息科技的阶段，传统的新闻出版业受到很大挑战。我以前也办过报纸、出版，他就再三要我来跟大家讲讲。
正名
出版社现在怎么办？现在整个的新闻界、出版界都是一片混乱，前途怎么走？这是个大时代趋势的问题。这个趋势的前提，就是历史的演变，我是亲自经历过的。
出版和新闻业现在有个名称，叫做“媒体”。我反对这个名字。以中国固有文化讲，新闻、出版不应称为“媒体”，这是外文乱翻译过来的随便称呼。做媒的，在中国文化像是令人看不起的，媒婆是两边骗的。出版和新闻或电台、电视台，怎么能叫“媒体”呢？我说他们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先驱，具有领导和中介的功能。我们最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非常有意思，多半跟着外国的文化乱跑，自己没有正名。
新闻出版与文化教育
新闻出版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不要一提文化教育就是学校课本，那只是一点点，整个新闻出版都是文化教育的范围。
最近，我为了中国的文化教育问题，在写一篇文章。我的话好像有点岔开了，其实还在本题上。因为中国150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尤其现在的教育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每个小孩子很小就戴上近视眼镜了，而且给家长们逼得都快疯了。
中国3000年以来的教育有一个基本错误，错误是什么？就是“重男轻女，望子成龙”，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思想，现在还是一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再譬如讲，中国宋代以后流行的观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那个时候很普遍。像我们出来，刚刚长大成人就碰到第二次大战，跟日本人打起来，我们坚持要尽忠报国，坚持要出去当兵，就推翻了那些观念。现在呢？我发现很多黄埔的同学，叫孩子们再也不要去做军人了，要做别的事。他们本身都是中将、上将、司令。我呢，把儿子送到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去。我说这个世界再有几个一百年，也离不开“军事”。可是到今天，我们的教育还在这个观念的圈子里。
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只有95年。我是刚刚推翻满清以后出生的，可是我开始受的还是清朝末年的教育。你们可以从这95年中的教育演变，研究整个社会演变的因果。
有人碰到事就骂政府，我说你们不要骂政府，政府没有罪过。所谓“政府”，是文字上一个符号。政府机构是水泥木头建的一个房子，政府里头的内容是官员。这些官员哪里来的？不是政府生的，是我们老百姓生的子女培养出来，送进去做官的。他们做得不好，政府做得不好，应该骂我们自己，是我们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政府没有罪过。这是文化教育问题。
我最近为了教育问题，忽然想到，中国三千年的政府、帝王政权，基本没有出过教育经费哦！回转来看欧洲史也是一样。中国的过去，读书人都是民间自学出身的。所以中国的读书人最标榜的是“耕读传家”四个字，一边种田，一边读书。任何的家庭，孩子们自己读书出来，或者在私塾读出来，三年一考，县里头考取了以后，叫秀才。
譬如我小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路线。我们家里花钱请一位老师来教我读书。反正请了老师来家里教，就通知隔壁种田的邻居，孩子愿意读书就一起来吧，钱归我们出。他们也就送孩子来读书，然后就告诉我们家里：哎呀，我们的孩子来陪你们家少爷读书。我父亲说，既然请了老师来，也希望你们孩子一块儿读书。他说，我们孩子读书干什么？只要学会记账就可以了。当年读书教育是这样。
我记得11岁时，我进了高等小学。这个高等小学，你们大概不清楚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历史的经过。所谓高等小学等于现在的中学，里头已经有英文，还有教物理、化学的，而且住校。
我非常希望办一个小学、幼儿园，学生最好住校。学生住校是什么道理呢？这跟古代的教育思想有关系。古代的教育有个目标，出在《礼记》，中国几千年教育的思想，有四个字——敬业乐群。这个“乐”字有几个读音，像广东话就叫“音乐”（音“音哦”），你说温州“乐清人”，发音是“哦清人”，这是唐代的国语，客家话、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闽南话、福建话是宋代的国语。我们现在的国语是北方话，这是推翻满清以后，大概民国十三年时国会定的，也有一个经过的。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四个字——敬业乐群，“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好好学习作一个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对行为、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以马马虎虎混的，不像现在这样；“乐群”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礼节就有秩序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
这是我讲当年进高等小学的事。因为我读私塾出身，国文很好，但英文、数学不懂，物理也不懂。因为家里的声望，我插班进去读，这个叫做读“新式的洋学堂”，洋化了。我只进去读了半年，就毕业了。毕业时第一名，背榜第一名，最后一名，呵呵。哎，自己不在乎，因为讲起国文来啊，比人家都好，老师都赞叹；其它的课我只读了半年，是勉强跟上的。可是从城里回到家，哟，门口站了一大堆人，还有警察，在那里打锣啊，挂红布啊，“南某人秀才中了”，呵。当时人的观念，如果高中毕业，算是举人了；大学毕业算是考取了进士。
大家要研究，究竟“科举”的利弊在哪里？古代教育的经验在哪里？我简单提出来，给诸位介绍一下，怕大家不懂历史，希望回去多做研究。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因为如果不懂历史，中国未来的前途根本就不知道方向。中国历史有一句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要观察现代，要观察未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前途，必须要懂历史。
我们现在的教育，对自己的历史差不多不清楚了。所以“观今宜鉴古”，“鉴”是像镜子一样看；“无古不成今”，没有前面，就不晓得后面。要研究前面的路是怎么走过的，乃至我们这一百年来是闹一些什么问题？今天的社会，发展到了一切向“钱”看，又是怎么来的？未来的一切是不是向“钱”看，还是一个问题。
何谓“事业”
所以我倒转来跟大家讲新闻出版的问题，扯开那么长，其实都是关联的。新闻出版不能局限在狭小的眼光里，是与整个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事业”也不是职业，《易经·系辞》中讲：“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是谓事业”，现在大家动不动称“事业”，其实都是职业。“事业”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不是口说为社会，实际作“饭碗”考虑的职业。新闻出版业，如果要作“事业”考虑，必须从整个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着眼。否则，就等而下之，免谈了。
再谈教育
我们三千年来的这个教育，政府几乎没有出过钱啊。当年我们民间教育培养子弟读书，是自己读的。中国历史上这些名臣、大臣，可以说都不是国家培养的，是民间培养，自学成才的。
反过来一看，推翻满清到现在，学了近现代西洋教育的体制、文化，盖了那么多学校，感慨很大了……
一个农村的家庭，边区的家庭，辛辛苦苦赚一点钱，给一个孩子读了高中、大学以后，永远不会回去了，都向都市里挤，甚至挤得更好呢，出国去了。出国以后，尤其现在都送到美国什么的。我在美国住了好几年，很清楚看到他们每一年的教育经费省了多少。美国人本身，一个高中毕业的人，自己拿着报纸看不懂，还问我们讲些什么。全世界尤其像中国、印度，最好的农村出来的优秀人才，考取留学，留学好的，人家给你吸收了，他用了全世界第一流的优秀人才，他自己的教育经费省了多少？！
我们回转来看，自己难过了……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像我也是农村出来，17岁出来，几十年到现在，没有回过家，对家庭、对父母、对社会做了些什么贡献？目前也是这样，年轻人从农村出来，都变成这个情况了，所以说教育失败。当然不止如此。
鼓励
由教育失败又回转来讲，新闻出版事业是大问题，我办过报，也做过出版，这个出版和新闻的问题，必须要大家共同研究走一条什么路线。
我先告诉大家两个现代的例子，出版界的商务印书馆，当年曾经出过两位伟大的人物，大家应该知道，一位是陈云先生，共产党里经济学专家，也是开国的功臣；第二个，就是王云五，后来作国民党的行政院副院长。两个人都是商务印书馆作工人出来的，他们都是自己努力出身，自学成才。
讲这个现代的例子，是对新闻出版界年轻人，乃至全社会年轻人的一个鼓励。希望大家自立自强，在新闻出版事业、文化教育事业乃至其它事业上，不要交历史的白卷。
再说上海当年的历史。前些天，还有上海电视台的制片人找我谈。我说你要拍上海的历史，上海近代的社会发展史第一个人是谁呢？第一个是哈同，南京东路的繁荣跟他有很大关系。后来慢慢发展到，同新闻界有关的，是《申报》的社长史量才。史量才开始也是送报出身，后来变成全国新闻界的第一人。结果呢，给蒋介石打死的。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北伐，他反对。他说，“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啊，他有十万大军，我有十万读者。”两个人不合作，因此被行刺死的。
人贵自立
这些人他们怎么能够出来呢？四个字——人贵自立，他们不是国家培养，也不是社会培养，是自学成才的。
我现在经常听到新闻界有个术语，任何一件案子发生，就说是“社会问题”。我说我也是社会的分子之一，这个问题发生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家庭教育问题，不要推给社会。社会是个群众的团体，各有各的范围。
谈起每一行，我好像都懂一点点。懂的原因，我只引用孔子一句话，“吾少也贱，多能鄙事”，人家问孔子“你怎么什么都懂？”，孔子说“你不知道，我因出身贫贱，很多下等职业也都做过，所以懂得很多事情”。我经常引用他这句话自勉。
家谱与地方政治
讲出版，我小时候看到修印家谱，我说中国有两大家的家谱是历史文化上特别的：一个是山东曲阜孔家的家谱，一个是江西张天师的家谱，这两家可以说中国三千年历史文化中特别的家庭，不过张天师的家谱不及孔家。
家谱、姓氏，是中国人宗法社会的观念，比如龚家有龚家的家谱，南家有南家的家谱。这个家谱的流行，唐宋就开始了，一代一代这样。那么我们家里请修家谱的师傅，是专门作记录的，譬如说我姓南，生下来叫什么名字，读书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有小名、乳名（吃奶的时候的名字），有学名，像我，现在叫南怀瑾，一辈子三个字，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个时代很多人名字都改了，为了闹革命啊，怕被抓了，另取个名字代号就出来。写文章的则有笔名。修家谱就不行了，把这个名字、别号什么都写上，生几个儿子、生几个女儿、嫁在什么地方，都有。
中国有几千年的家谱历史，家谱的作用非常大。这个家谱的宗族有祠堂，以祠堂为中心，管整个宗族，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公务人员来管。不过宋明以后，理学中禁锢人的部分，被政治用来大行其道，变成后来民间的反动，殃及了整个传统文化。
要讲政治管理，宗法社会的经验很值得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地方政治，大家也没有好好研究。
中国的宗法社会，以祠堂为中心，地方政治靠祠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警察，我们小时候都看不到警察，也不知道什么叫警察。你说要警察来管，那是个笑话。一个乡村里头，平安无事，白天门都是打开的，家里没有人都可以，有鸡、狗啊守门，没有警察，也没有什么“乡长”，像这些“长”的“短”的都没有，只有个“保正”，也叫做“里正”。譬如说我们南家那个地方，里正就是南家年纪大的一位老头子，或者驼个背、弯个腰，啥事都没有，他来做保正了。如果地方上一个鸡给人家偷了，算大事了，等于美国那两幢高楼被人家炸了，全村人都出来了，那不得了，怎么有人偷鸡摸狗的？我们是那个社会情况中出生的，当年的社会是这样安定，上海的社会也是这样安定，后来变化到今天。
抗战救国
抗战期间，我还办过报纸。抗战起来那是1937年，我们参与抗战了。我当年出来是为了救国，就变成军人了，我的身分特殊、关系也特殊，在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的边缘，在大渡河边，那都是我的范围了。这个历史故事非常有趣，我现在只讲有关新闻出版的事。
我那时年轻，21岁就冒充四五十岁，留个胡子，学那个蒋老头子一样，一天到晚瞪起眼睛骂人。下面的土匪部队差不多近一万人。年轻人，带领这样的流亡之众，号召这些人怎么样来抗战，前方的兵源不够，我还要把这个部队送到前方去。
我做那个土匪部队的总司令，开始觉得很威武，二十几岁站在台上阅兵，一立正、一答礼的时候，自己觉得好伟大，已经高与天齐，好像孙悟空做齐天大圣一样。后来就觉得不好玩了，所以看这些大领袖们阅兵，我就笑。
我大概古书读多了，后来像《三国演义》一样，就想办法“挂印封金”，当时我是自称北汉王，自称总司令的，报纸上常常登我那些事情。我带一个参谋，一个侍卫长，写一封信摆在办公桌上，溜掉了，不做了。
衣冠文物
讲到抗战，岔过来四十年前的另一个故事。我的故事太多了，你们听得会乱，不过挺有趣的，你们就当听小说吧。
四十多年前，我到日本去了，干什么呢？参与代表台湾的文化访问团，有四十多个教授，我是顾问，团长是何应钦——日本是向何应钦代表投降的。到了日本以后啊，只有我一个人穿长袍。我到外国有个习惯，到欧洲、美国、日本，都穿长袍，拿个手棍，朋友们笑我。我从二十几岁起，出来穿便衣就穿长袍，拿手棍，也因此占了很多便宜。
到美国时过海关，从旧金山过关，我穿个长袍、拿个手棍。我听说到美国，从旧金山入关是最麻烦的，尤其对中国人检查最严。海关一看我这个样子，“哟，这个老先生是个什么人啊？”那么，我随行带了十几个大皮箱子，两大箱都是中药，因为我出门喜欢带中药，跟着我的人，生病了也好吃药，在外国看病看不起。我就穿个长袍，拿个手棍站在那边看着。我说你们去吧，行李通关完了我再过来。旧金山海关人员带一只小狗就出来，就向皮箱上爬，嗅来嗅去，一个黑人跟在后面，那个狗闻到中药味道了。
那个黑人看到小狗这样，就问这个行李是什么人的？我站在对面，对他点个头，他知道了。他看了半天，把这个小狗拼命拉回来，就问我旁边一个学生，“他是谁呀？”那个学生对他吹牛，“你不知道呀？他是我们中国当代孔子啊，是你们国务院请他来的，他本来还不肯来呢。”“噢，是这样的。”就把那个小狗抱走了。他说，箱子里是什么？我说你告诉他，不是鸦片，是中药，如果有问题，两箱留在海关，等我走的时候，再回来带走。那个同学就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不要看，不要看了，我知道了”。最后他就让我签字，12箱行李全都一起过关。原因是什么？穿长袍的力量，加上手棍，这条手棍跟我走遍全世界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的东西，四个字——衣冠文物。我们推翻满清以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冠，日本人、韩国人还穿我们过去的衣服呢。我在日本，他们问我，和服好看？还是长袍好看？我说你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你们这个衣服就是三国时孙权的那个，你们现在叫它“和服”，中国人也跟着叫，我说错了，那个叫“吴服”，我们江苏吴国传过去的，你们大家翻译错了叫“和服”。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服了呢？其实你查一查，民国时全国研究通过制订中国人的衣服，后来来不及推行了。
我们曾经有五千年文化，结果到现在，没有自己的衣服、没有自己的文物，非常可悲的。
我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带外国人来看“故宫博物院”，外国人看了很惊讶。中国人说，你看，我们的文化！我说“少吹了，那是我们老祖宗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自己做了什么？拿不出来！外国人到上海来一看，看了说，“久仰你们五千年文化，认为应该很特殊的，结果原来是这样。”我说“对不起，我们中国人现在刚开始，重新在忙，这些洋房都跟你们学的。”他说，“学我们的还不如我们。”没有中国特色啊！所以这一代文化……我们这些青年同学们听了要好好努力啊，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
新闻出版的道德责任
绕这一圈，讲回来，讲到我当年在边地，挂印封金走了，到了四川宜宾。随行的一个参谋一个侍卫，从边区出来，天又热，半路生病了，一个是伤寒，很严重，我身上又没有钱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跑到一家报馆里去求职。
我把胡子也刮掉，到《金岷日报》报馆，在柜台前一站，问里面一个老先生，“你们报馆要不要佣人？”他说，“什么佣人？”“扫地端茶的佣人要不要？”然后他看了看我，“哎，你这个年轻人？”我当时穿一个中山装。
他说：“你是下江人吧？”四川人叫我们外地人是下江人，已经很客气了，按照土话，就叫“脚底人”。
我说：“对的，因为抗战逃难到这里，没有饭吃，想找报馆里扫地的工作。”这个老先生就看了我半天，“正好缺一个扫地的工人，不过我不能做主，你等一等，我进去问社长。”他就进去了。
这个社长出来了，社长也穿一个中山装，很魁梧。他姓许，我对这个人特别感谢，后来变成好朋友。他出来看了我半天，“你下江来的？”
我说：“对呀！”
“你愿意做工友？扫地端茶的？”
我说：“对呀，马上要个工作，为了生活。”
“你现在就上班，我正需要一个人。”
我说：“好。”
我就进去柜台，把扫把拿来，整个的报馆有这样大，我大概一个钟头，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社长坐在那里始终看着我，我把地也扫完了，桌子也抹好了。社长说：“请你过来，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说：“为什么？哪里做得不对？”
“做得太对了，你是读过书的。”
我说：“小的时候马马虎虎读过。”
“会写信吗？”
我说：“普通的信会写。”
“你会写文章吗？”
我说：“文章的话，就不知道了。”
“你不要客气了。你不是做扫地这类事的。”他一边说，一边拿一张纸，“你随便给我写一篇散文什么的。”我拿起笔来一写，他说：“你不要写了，我知道了，我这里缺一个副刊的总编辑，立刻上任。”两个钟头，从工友升到副刊总编辑。
这一下，我就扳竿子上了。我说，“报告社长”，我就站得很端正，给他行礼，“多少钱一月？”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我记不得当年的待遇了，拿现在比方，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哟，我说：“那么高啊！现在我有两个朋友生病，等着要请医生，没有钱，能不能先借一个月薪水？”他说：“可以啊，借两个月给你。”这个社长，有气派！
哦，我好高兴哦，回来请医生治疗这两个人，我就上班了。
后来我还做到了代总编辑，非到午夜看完大样不可，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现在我习惯夜里工作，就是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
那个时候抗战，弄个收音机听国外的消息，德国打得怎么样？我们国内兵到哪里？好难收听到啊。我坐在前面写文章，排版的点个蜡烛灯、煤油灯，坐在后面一个一个字拿来排版，马上印出来给你看。那时三四个人就管一个报纸，抗战时候，好可怜啊，不过比邓小平同志当年用油印的已经好多了，已经算很进步了。
有一天晚上我很轻松了，凌晨三点半，我说“都好了吧？”那个排版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姓萧，他说，差不多了，哎呀，还缺这么一块，那么大一块。我说赶快，把那个投稿的拿来看看，选一篇。结果一篇都不行。
我临时想了一个办法，我登了一个征婚启示，我就是那个小姐，什么日本人打来了，我是杭州人，杭州、苏州出美女的，我逃难到这里，家破人亡，谁要娶我，什么条件……哎呀，自己很高兴。打一个广告出来，结果不得了，一千多封信，那些男的照片、生辰八字都有。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文人下笔很严重”，我的老师告诉我，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一字之差，下十八层地狱”。
我是受这种教育出身的，这一下玩这个花样不得了，这一千多封信，你要回复人家，那些男的照片从哪里寄来还要退回给哪里。社长回来对我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恃才傲物，新闻办报不容易的啊，不能恃才傲物，我看你怎么下台啊。”其实社长承担的责任更大。我后来想办法，又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到重庆，不慎坠到江里，死掉了。
所以，后来自己一辈子忏悔。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不能马虎，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对自己要负责，不能玩花样。
我刚才提到上海的真正发展，应该从上海的人文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到哈同，然后是虞洽卿、杜月笙，到史量才。那个时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号称“商务的书出来，有人找出来一个错字，任罚五元银大洋。”他们为什么没有错字？商务印书馆请了很多前清遗老学问好的来校对。我的经验，最好做校对的人比写文章的人水平高一点才行。自己校对不容易发现错误，因为自己一看都对嘛，其实有时候还用错了字。商务印书馆不大请青年校对的。最后一遍校对，倒转过来对，从后面一个字倒回来对，所以没有错字。这是老出版界的风范，后来才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现在，我们出版业的同仁出版的书很多、很乱。但是我深深感到，出版业、新闻业，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建立。
对做新闻的朋友来讲，现在社会上出了很多的案子，新闻记者在里头的作用很大。新闻记者本来是“言官”，好像“监察御史”的作用，现在实际什么都不是了。你看社会上有杀人的案子，现在新闻记者一写，把做案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我说完了！这个报纸一登，不到三个月，同样的案子会出来了，教坏了。新闻有教育的效用。
当然，做新闻的道理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所以现在碰到一个“人咬狗”，还把这个人的牙齿多长、有多厚、咬狗的哪一点，好吃不好吃，都写出来，当然有人跟着“炖狗肉”吃喽。现在新闻挖空心思找噱头，制造新闻，还为了广告收入，等等，已经舍本求末了，与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离得越来越远了。越热闹越花俏越好，变成“哗众取宠”，这四个字还是好听的，换一句话说，是有害于社会。
印书与眼脑保健
再例如，我发现，这一代海峡两岸四地澳门、香港、台湾、大陆，出的书都有一个大问题，尤其是负责教科书出版的朋友们更要注意了。
我当年在台湾，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请我演讲的时候，我非常严厉的，等于是训了一顿教育部的人：现在书出来，纸非常白亮，加上这样亮的电灯光，眼睛都搞坏了。像我现在90岁了，从小开始读书，那时没有电灯啊，煤油灯还是后来的，靠蜡烛一点点灯光，或者点一根灯草的油灯读书。我读的书，吹牛给大家听，光是武侠小说都看了数万卷，还不要说正统的书，全部《大藏经》、《道藏》读完，《四库全书》差不多翻遍了。我到现在90岁，有时候晚上看报纸，还不戴眼镜。现在的小学生都戴上眼镜了，原因是什么？出版界要注意，负责教育的更要注意，纸太白，电灯太亮，字印得太小。
所以我告诉台湾当年的教育部，立刻下令，尤其是教科书等等，不要用小字；书纸，要用米色的。一会儿我拿一本书来，告诉大家我们过去读的书是怎么印的。
现在印的书啊，是为市场而出版，没有为国家民族、为年轻人的文化教育、为孩子们的健康而用心，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每个家长自己也要考虑，这样对孩子眼睛和脑都不好。
说考试
当年，为了普及现代教育，废了科举。结果搞了半天，教育却变成现在这样。中国过去有一个制度非常好，是考试制度。汉朝开始荐举制，隋唐变为科举制，都属于考试制度，有几千年历史。民间自学成才的人，经过考察、考试，被国家选用。几年一考，考你经世济民的思想、才能、辞章、书法。这个考试制度，后来留传到欧洲去，英国人十九世纪前后学会了考试，慢慢就传到其它国家。考试是中国人发明的。
考试本来是为了选拔人才用的，古代的教育和考试很经济，教育是民间自己搞的，政府考试取才是几年一次，可是现在，考试变成一个祸害了。小学、中学、大学、留学一步步要考，做公务员做官还要考。当年台湾的公务员，每天早、中、晚都要打卡，所谓“三卡”，看你有没有按时上下班。然后做公务员三年一大考。所以，当年有人对打卡考试，就写了一副对联，可怜自己：
为五斗米折腰，三卡三考，丧尽气节。
领十万元滚蛋，一分一厘，了此残生。
“为五斗米折腰”，用陶渊明的话，说读书人出来做官，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为了一点待遇，所以做公务员；“三卡三考，丧尽气节”，把人的尊严都搞没有了，彼此不信任；“领十万元滚蛋”，退休金领了，然后，“一分一厘，了此残生”。
最近我听到，更糟糕了，进幼儿园也要考试。年考、季考、月考、周考、天天考，随时要考。
而且考好的进名校，考不好的只好读差学校，既然这样，那何必要学校教育呢？教育是为了培养那个不行的人，教育的目的是将不好的、不对的人教好。
教育精神的变化
我们当年读书很轻松，我也去听过大学老师们讲课，当年大学教授也不同现在。后来，教育变化很大。我也做过几个名大学的教授，我上课从不点名，也不认识学生，讲完了就走。这是很傲慢也很失礼的，我已经看不起现代这个教育了。
教育，以师道而言，对学生人品的教育要负一辈子的责任。
现在的教育，变成出卖知识的商业行为，坐在下面听课的是老师的雇主而已。一个钟头，老师写二十分钟黑板，最后讲了半天，不知所云的，皮包一夹，下课走了。然后就乱考试。对学生没有用啊。
尤其现在发展到还要学生给老师打分数，受欢迎的才可以当教授，不受欢迎的就滚蛋了事，这不晓得是个什么教育。
但得流传不在多
出版与教育，我都联起来乱讲一顿。讲出版，著书的人自己要考虑，是否对得起社会？我们看古人留下的书，一辈子的经验，往往只留下一本书。譬如我常说的管子（管仲），比孔子还早的，一个穷读书人出身，到了中年以后，帮助齐桓公称霸，所谓“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古书上只用八个字。“一匡天下”，在当时中国，等于是统治了全国；“九合诸侯”，九次召集“联合国”会议。管仲上面顶一个齐桓公，实际上都是他搞。他一辈子的经验下来，留下来只有一本书，我们现在看到叫《管子》。今天讲世界的政治哲学、政治的法则，还跳不出他的范围。
孔子一辈子自己只写了《易经》后面的论文报告，写了两三篇，其它的文章都是与学生们的对话，自己很少写，别人给他作一点记录。老子嘛，过关出不去，被海关的关长抓住，不准出关，要他把学问留下，结果写了五千言。释迦牟尼佛讲了一辈子的学问，没有写一个字，都是学生记录的。在古代，大的学问家留下文章是很慎重的。譬如诸葛亮的一生，不止政治好、军事好，学问也很好，留下来的文章只有几篇，《前、后出师表》，还有几十封的信，他写信都是很简短很漂亮的文章。
所以古人说，一个人著书出版，“但得流传不在多”。一个著作，可以流传千古，才够得上是著作。假使随便出一本书，哗众取宠很闹热，只有半年的寿命。下午我报告过，报纸副刊的总编辑我做过，副刊的文章，我们叫“报屁股”的文章，三分钟寿命，看完了就拉倒。有时候一下子搞得名气很大，但这个文章不会流传的。譬如办报写社论的，在一百年当中，那么多报馆，那么多社论文章，出书留传下来的，只有一两个人。
因果
做新闻出版的更要注意，这是一个教育道德、社会道德的责任，千万要考虑，电视上、报纸上一篇文章出去，影响太大。你看到好像没有关系，忙得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我常告诉人家，世界上，政治、军事、外交，没有善恶的，也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关系，怎么临时处理，要懂得应变。但是要注意，虽然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有因果的；乃至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因果的。
这个因果律是自然规律，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医药、法律、建筑乃至饮食男女，什么都逃不开这个法则。换一句话，有报应的，因果就是报应。这个道理是一个哲学道理、科学道理，我们不深讲，只提醒出版界、新闻界怎么样自强自立，认清楚自己的现状和社会责任、历史责任。
现代传播业，除报刊、图书以外，加上了电视、手机和网络，变化越来越深刻，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快，因果也越来越快。今后的前途怎么走？值得深思。
文化人的人生目标
出版业、新闻业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人的责任。文化人要为社会负起责任来，自己首先要建立一个人生目标。
就这个人生目标问题，我抽出来一篇文章《儒行》，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呢？四书五经的《礼经》来的。什么叫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叫四书；五经是《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中国文化的基础在这里，是中国固有文化、特色文化之一。这是我们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里头宗教、哲学、科学什么都有。可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没有看过，在座的还有许多老前辈，也许翻过，也许没有翻过。像我们，从小受过这个教育。
《礼经》是什么书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宪法，所有中国文化的根源都是这里来的。譬如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的儒家，你问他什么是儒家？谁作代表？他也许会答复你：“孔老二”，或者孔子、孟子。我说，你不要搞错了，孔子、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儒家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代表全体。我有一个比方，孔家店是粮食店，中国人的粮食店，人人非吃不可。打倒了孔家店，中国人没有粮食吃了，吃面包、牛排有时候不对胃口的。道家是个什么店呢？药店。药店一定要有嘛，生病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可是药店不能打倒。佛家开的什么店？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当然，不管开的什么店，发展大了久了，大概都会出现劣货乃至冒牌货，反过来坏了自己的牌子。重要的是，孔子孟子代表儒家开的粮食店，你不能打倒。结果把他一打倒，连带把古文也丢了，中国文化的根就斩断了。
现在讲到四书五经，我们当年是背的。《礼经》这篇《儒行》告诉你，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做人做事；还有《学记》、《坊记》，都很重要。
教育的目的
我们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等等，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皇帝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变成听“钱”指挥，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为就业忙，为钱忙，精神支柱没有，一旦失业，就天塌下来一样。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弄好，不管外面的事。倒霉没有关系，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会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为自己，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出一个贡献。这是孟子的教育。这与一切向钱看的教育因果差别有多大，值得好好深思。
像这些，我们都是小时候背来的。再譬如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有道德才能的人，时节机会来了，环境逼得你去做官，“则驾”，开汽车一样，你就发奋去做事了。“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机不对，则随遇而安，乐得自在，刚好读书提高修养，做点什么谋生都可以。
这些是孟子、老子的教育。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读完了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那何必去读书呢？学技术多好呢，学一个好的技术就赚钱更快。
《幼学琼林》
这本书拿来了，上一讲我讲出版时，举过这本书的例子，这是我们小时候读的书，现在把它重印，我到海外一直带着，叫《幼学琼林》，会背的。你看，这是线装书，又轻又薄可以翻转折拢来，比现在硬板的书读起来方便多了。里面有很好的木刻图案，原文是这样大的字，下面有小字注解。书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讲我们历代的文化祖宗，天文、地理、夫妇、兄弟、朋友，怎么写信，做人礼貌，父母死了怎么写个墓碑……现在读这本书，假定没有好的老师讲，就不懂了。可是这书里头有注解，你可以自己好好研究。
譬如人家问候你的父亲，说“令尊”（你的爸爸）好不好？那么我的答复是，“家父还好”。二十年前，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说到内地问人家，“令尊好不好？”人家回答说，“我的令尊不错，你的家父也好吗？”这样的故事很多。再譬如我常常问人家“你的府上哪里”？他回答：“我的府上福建”。“府上哪里？”是尊敬语，这本书上面都有。你应该回答：“不敢，我是小地方浙江。”人家尊称你，你谦虚一点。这不是虚伪、矫情，而是礼貌秩序，用敬语表示彼此尊重。礼节就是秩序。礼节的内在，就要心意的诚恳和恭敬。
善意建议胜恶意批评
我们现代的思想，大家的心境，自己要检讨了。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好的文艺，使社会不要恶意的批评，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政治拿出来一个善意的建议。恶意的批评很容易哦，善意的建议很难！可行的建议就更不容易！
因此，我告诉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朋友们，必须要读什么？要读历史。不仅只读正面的历史，还要多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点、时间是真的，内容不大靠得住；小说是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往往是真的。
但是，读历史看正面的既然靠不住，要想办法读历朝历代名臣的奏议。大家要注意，“奏议”就是向朝廷提的建议、报告乃至反面意见。这些东西几千年下来，积累很多数据。诸位学新闻、写文章的，应该要读，读了以后，启发很多。譬如关于捐税、金融、关于经济的发展，很多领域，很多资料。到底我们乱七八糟有几千年历史，很多经验值得注意，不像美国才两三百年。
可是，读历史也要会读，要别具慧眼，自己本身还要经历很多事，才可能懂得文字背后的东西。否则，不仅读不懂，还会乱批评。
买票不进场
中国文化有“三士”，第一个“士”，自己读书的，自己站起来的；第二个“仕”，如果“士”进一步，出来做官了，加个“人”字旁，叫做“学而优则仕”；第三个叫“隐士”，隐士在政治上的态度，用西方政治哲学的观念，叫做“不同意主张”，不反对，也不赞成，不过是我个人不同意。我对于各党各派都是朋友，到现在八九十岁，原来大家怀疑我是这一派那一党，我的头上戴的各种帽子头衔多得不得了，结果我到今天，始终还是作一个隐士。
人家说你各行各业、各党各派，怎么都是朋友？而且大家头都杀掉，你这个吃饭的家伙还留着，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说我有个秘诀，每一党每一派我都是“买票不进场”。譬如今天晚上，他们这里发门票的，门票我有，不一定进来听。可是没有门票，我想打开来看看里头玩什么，就没有资格开门了，有门票我就可以拉开看看。可是真进场，就被套进去了，我不来。因为一辈子光买票，不进场，所以现在各方面都变成朋友。我基本走的就是隐士路线。
此封建非彼封建
说起传统文化，想到一个问题，发现这几十年，大家常常提到“封建”两个字，好像代表了专制、愚昧、落后的味道。几十年来看很多报刊和书，常见到这个提法。
所谓中国周朝时的封建，是中央领导，分封诸侯，换句话是联合国的组织，各个诸侯国有自己的法令、自己的文字，那个时候可以说“书不同文”，言语更没有统一，交通也没有统一，这是中国的封建，根本不同于西方那个封建。
当初翻译西方著作的时候，“封建”两个字用错了。我们把西方那个封建拿来做中国的封建，学术上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导致的后果相当严重。说起翻译西方著作，又是一个关于文化和出版的大问题，例如“经济”这个词，在中国文化本来是“经纶济世”的意思，包括政治在内了，也是近代翻译用错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些翻译的错误，随着书报一出版，就引发一连串错误。
周朝的封建，尽管许多没有统一，但是文化观念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基本用一个字可以代表——“道”。由“道”后来演变出儒家、道家、墨家等等诸子百家。道是什么东西？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
结语
对于新闻出版业以及文化教育问题，我今天简略谈了这一席话。目的是希望年轻的一代自我反省，为后一代着想，努力为国家民族、为社会做顶天立地的事业。我现在90岁了，每日每夜都还在读书、做事，休息得很少。
最近七八年中间，我带了年轻同学们，拚命推广儿童读书。社会上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说我推广儿童读经，好像提倡复古。但是我提倡的是“中、英、算”一起上，包括四书五经在内，尤其是唐宋以前的经典，要读诵、背会、默写，还有英文经典，并且练习珠心算（珠算熟习以后，心里有个算盘作心算就很快）。这是文的教育，还要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融合人格养成教育一起来。看上去内容很多，实际的安排很科学，效率很高。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智慧得到开发，自己会读书，体魄健康，知道怎么做人，会懂得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可以谈开创未来了。而且实验证明，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读教育部安排的课程，一个学期的课程一个月就学完了。
后来，我看到现在的教育界，甚至教育部，也开始跟上这个路线。徐永光先生今天也在这里，他也是响应者，他是希望工程的创办人，当初是小朋友，现在变成老前辈了。他们也发动跟着做，出了很多书。但是开始时，编了太多唐诗宋词，我也反对，我说我推广儿童读书，中、英、算一起上，结果你们把儿童读书的重点变成唐诗宋词。我说这样读出来有什么用？中国未来培养一万个李太白、一万个杜甫也没有用啊，那不过多出两个诗人嘛！我希望后一代出很好的思想家、很好的科学家、很好的政治家，是这个目的。可是现在呢，我们中国文化的财产太大了，古文不懂，繁体字不懂，等于丢了钥匙，这个财库的锁头打不开。
我们选的几篇参考资料，来不及讲，希望大家拿回去自己研究。这些资料是古文，其实也不古，不过诸位年轻的朋友，很多从现代简体字的白话文教育入手，看不懂自己古代传统的文化，很难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固有传统文化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了。等于你把那个宝库的钥匙丢了，进不了门。只是听人家乱说，那个宝库里面都是糟粕垃圾，就把垃圾糟粕和宝贝一起丢了。
第一篇《儒行》是告诉知识分子怎么样做一个读书人，人生价值、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做法是怎么样。
第二篇是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大家都说汉武帝因为听了董仲舒的话，专门崇拜孔孟儒家之道，不要诸子百家了。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的对话是推崇儒家。这个《天人三策》，是跟汉武帝当面讨论的文章，汉朝四百年的政治安定与此很有关系。
第三篇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我最近常跟年轻同学们讲“聊斋”。你们写新闻可以多研究聊斋的写法。有人问我，“聊斋”不是讲狐狸精、鬼吗？我说你们才活见鬼，这聊斋好像讲鬼，其实是讲人的，他借鬼骂人。聊斋每篇的后面有一个“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自己的意见。怎么叫“异史氏”？因为满清来了，他不愿意投降满族人，宁可在路上开一个茶馆，过来过往听故事，他就写小说。他的小说写了以后，当时有一个学者叫王渔洋，非常有名的，听说有这个书，看了以后告诉他，给你十万两银子，你不要出书，书归我出。蒲松龄不干。后来，王渔洋给他写了一个序言，中间有首很好的诗，怎么写呢？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
“姑妄言之姑听之”，聊斋说鬼，说狐狸精的故事，有没有真的？很难考据。“姑妄言之姑听之”，他乱说，哎，我们就乱听。
“豆棚瓜架雨如丝”，乡下老百姓吃饱了没有事，以前没有电视看，没有电影，坐在瓜架豆棚下面，带着小孩子，说鬼话，说故事，“豆棚瓜架雨如丝”，描写那个风景。
“料应厌作人间语”，他说，蒲松龄把心境写出来，他自己也有同感，对于一般活人讲的话，感到靠不住，厌烦了，不如写点有情有义的“鬼”话。
“爱听孤坟鬼唱诗”，还不如听鬼讲话老实一点。
呵，你看了这个序言，这首诗已经骂尽天下人。
第三篇是《木皮散客鼓儿词》的片段，明朝的贾凫西写的，他是民间写小说的，实际上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他这个“鼓儿词”，是给人家打起鼓来唱的。譬如说“河里的游鱼犯下什么罪，刮净鲜鳞还嫌刺扎”，人世间很多不平的，他用白话写的，可是有文采，很有名。
这些资料你们带回去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经南怀瑾先生审阅。因版面有限，有删节。即将出版的《中外书摘》对此也会有详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