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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培养成了“工具” | 百年中国的教育歧途

时间:2016-10-30  来源:  作者:周健

作者:周健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没有想过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一味地思量着如何把“人”培养成某种“工具”。 

——题记

 

半夜还亮着灯,你老婆问你:“怎么还不睡?”

“为了文案能够更吸引人呀。”你回答。

“为什么要吸引更多的人呢?”

“为了让更多的人捐钱。”

“你们收那么多善款要干什么?”

“我们机构才会有影响力。”

“影响力有什么用呢?”

“这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拿更多的工资!”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他律性”,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外在的、别人设定的目的行动,而不是为人自身在行动。人本身成为了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具有独立意志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人,不是考虑什么事情能不能干成,而是考虑这个事情自己是否愿意干,自己愿意怎么干。后者是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尊重人就是把人本身当成目标来对待,而不是把人当成工具。

做公益需要筹款,你是用“脏钱”去套腾讯的钱呢,还是打“泪点”忽悠老百姓捐钱,还是,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捐不捐随缘。这三种办法,虽然拿回来的钱是一样的,但拿钱回来的人却大不一样。

对于前两种募款的办法,即便是西方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密尔也不敢这么干,因为那么做,从长远看会降低次生效益,也就是会损害社会对公益组织的看法,会降低更多的人的捐款意愿。

而很多缺少“人本”教育、急于赚快钱的中国人对此是不会理解的,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技术和规则漏洞,“多、快、好、省”地把钱搞到手。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没有想过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一味地思量着如何把“人”培养成某种“工具”。

 

晏阳初先生是中国平民教育的鼻祖,他主张首先解决识字,然后是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这“四大教育”,解决中国民众贫、愚、弱、私的“四大病”,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100年前,晏阳初希望教出来的“人”能成为“强国救国”的工具,这一点中国至今没变。

蔡洋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的90后,13岁辍学,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他,能看报识字上网。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铁锁,将西安车主李建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门前,蔡洋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蔡洋告诉他的妈妈:“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不会有大事情。

中国教育最引以为荣的是义务教育,经常说小学净入学率为99.8%、全国文盲率不到5%,但教育出来的却很多是像蔡洋一样的“人”。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解决了认几个字、会上网、会“爱国”、会读民族主义小报的问题。

往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教会他们能从农村进城打工,能看懂招工启事,能养活自己、娶妻生子。但是,养活自己以后该怎么办,该怎么做人,怎么思考,教育在这方面教的不多。往不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把“人”当成国家强盛的工具来培养,识字之后能看懂简单的宣传标语,能进出“精神洗浴房”,只要能“做牛做马也爱国”、能“为政府出力”就好,至于究竟什么是“人”,“人”的尊严是什么,怎么对待“生命”,这个问题,教的不多。

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流露出来的是泛滥无归的兴趣、漫无节制的情绪、乱七八糟的逻辑、好高骛远的理想、不明事理的行动。蔡洋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大到“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这样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宝强怒斥马蓉出轨”、“郭德纲曹云金之争”的鸡毛蒜皮,朋友之间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证。

 

在鸡毛蒜皮的争论中,弥散着诸如“没有理由,就是支持”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表面上看,很多人都生性固执,自以为有主张、有理想,仔细观察,大量的人是偏见武断,党同伐异,没有真理,只有立场。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小学课程中“排它性”教育的结果,简单固化的价值观,教育的出来的人大多偏执而缺少包容,对待异己分子不共戴天,对同胞下手比对动物还狠,这教育,对“和谐社会”一点好处都没有。

 

今天的“正负能量”之争,就是“简单固化的价值观”之下的朋党之争、利益之争,彼此之间互相攻击,抓住对方一点短处就大惊小怪,被对手发现一点不检就手足无措。

因为缺少“人”的教育,被当“工具”培养出来的“人”,要么是刚愎自用地“党同伐异”,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要么就是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毫无原则。

明明种下去的是瓜,为什么我们得到的是豆?

仁和义是“人性”教育中的两个基础。所谓仁,就是要宽宏大量,要有气度,要有包容之心;所谓义,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遇到事情能沉着应对,而不是覆雨翻云,见利忘义。教育中缺少了“仁义”二字,自然就会种瓜得豆。

 

秦晖说中国文化有“儒表法里”的道统,教育也是如此。

以专教人学些吃饭、养家糊口本事的职业教育,把“学以致用”当指南,以“仓廪实、衣食足”为里子,以“知礼节、知荣辱”为面子。

只管教人学谋生的职业手段,教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很少讲“有钱”以后,该怎么做“人”。从职业中学毕业,会点化学知识的人就敢把“三聚氰胺”往奶粉里加,把豆制品做成“人造肉”往火腿肠里加,只管自己赚钱,不管他人死活。

缺少和“人”有关的礼节和荣辱教育,特别是现在的职业教育和商科教育,大多把“不夺不餍”的“狼性”当做职业精神来培养。

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读书一知半解,便以为世界的机遇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未来国家社会江湖商业非以此为准不可,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当空中楼阁掉到地上碎成一堆二维码的时候,以国家为己任的丰满理想立刻瘪变为与有权有势者同流合污,狗苟蝇营。

同样一个学生,为何校园内外,判若两人?原因就是缺少“人”的教育,心中并无自己真心所爱,遇到一点困难,内心就溃不成军。

 

大学教育,本来是做“大学问”、研究“大事情”的地方,现在却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为目标。说好点,是培养出一些以“知识”为武器,为利益集团和自己谋利益的“砖家”;说差点,连“技术官僚”都算不上,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无视“人性”。

大学教育,作为精英教育,其中人的“德性”教育更为重要。一是要立志,二是要有品。志是心之所在,也就是叔本华说的意志的力量,一个人要知道人本身的价值,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你在那里,往那里去?

所谓的品,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自己喜欢的追求,不能什么事情都见风使舵;同时,也要学会将心比心,认同和谅解别人的立场。一个人只管自己的追求,不管别人的死活,很容易变成成极端分子;一个人没有立场,仅把大众的好恶做为归属,就是一个媚俗之人。

 

目前的大学之中,这两种人正源源不绝地涌向社会,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对他们进行“人”的基本教育。

人性教育也好,德性教育也好,都不是简单地宣传各种规则,人的德性是在行为中间培养出来的。一位西方哲人说:“我们通过正当的行为成为正当的人,我们通过节制的行为成有节制的人,我们通过勇敢的行为成为勇敢的人”。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金获得者大隅良典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我不喜欢跟人竞争,我没有自信能赢”。

这句话后面的精髓是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持之以恒,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些都和技术无关,与一个人的精神相连,科学和技术的后面是热烈的情绪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是余勇可贾、负重任走远道的精气神。

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教育,培养的是一个人的精气神,而非单纯的知识和技术。显然,今天中国的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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