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健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没有想过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一味地思量着如何把“人”培养成某种“工具”。
——题记
半夜还亮着灯，你老婆问你：“怎么还不睡？”
“为了文案能够更吸引人呀。”你回答。
“为什么要吸引更多的人呢？”
“为了让更多的人捐钱。”
“你们收那么多善款要干什么？”
“我们机构才会有影响力。”
“影响力有什么用呢？”
“这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拿更多的工资！”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他律性”，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外在的、别人设定的目的行动，而不是为人自身在行动。人本身成为了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具有独立意志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人，不是考虑什么事情能不能干成，而是考虑这个事情自己是否愿意干，自己愿意怎么干。后者是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尊重人就是把人本身当成目标来对待，而不是把人当成工具。
做公益需要筹款，你是用“脏钱”去套腾讯的钱呢，还是打“泪点”忽悠老百姓捐钱，还是，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捐不捐随缘。这三种办法，虽然拿回来的钱是一样的，但拿钱回来的人却大不一样。
对于前两种募款的办法，即便是西方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密尔也不敢这么干，因为那么做，从长远看会降低次生效益，也就是会损害社会对公益组织的看法，会降低更多的人的捐款意愿。
而很多缺少“人本”教育、急于赚快钱的中国人对此是不会理解的，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技术和规则漏洞，“多、快、好、省”地把钱搞到手。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没有想过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一味地思量着如何把“人”培养成某种“工具”。
晏阳初先生是中国平民教育的鼻祖，他主张首先解决识字，然后是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这“四大教育”，解决中国民众贫、愚、弱、私的“四大病”，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100年前，晏阳初希望教出来的“人”能成为“强国救国”的工具，这一点中国至今没变。
蔡洋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的90后，13岁辍学，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他，能看报识字上网。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铁锁，将西安车主李建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门前，蔡洋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蔡洋告诉他的妈妈：“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不会有大事情。
中国教育最引以为荣的是义务教育，经常说小学净入学率为99.8%、全国文盲率不到5%，但教育出来的却很多是像蔡洋一样的“人”。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解决了认几个字、会上网、会“爱国”、会读民族主义小报的问题。
往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教会他们能从农村进城打工，能看懂招工启事，能养活自己、娶妻生子。但是，养活自己以后该怎么办，该怎么做人，怎么思考，教育在这方面教的不多。往不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把“人”当成国家强盛的工具来培养，识字之后能看懂简单的宣传标语，能进出“精神洗浴房”，只要能“做牛做马也爱国”、能“为政府出力”就好，至于究竟什么是“人”，“人”的尊严是什么，怎么对待“生命”，这个问题，教的不多。
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流露出来的是泛滥无归的兴趣、漫无节制的情绪、乱七八糟的逻辑、好高骛远的理想、不明事理的行动。蔡洋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大到“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这样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宝强怒斥马蓉出轨”、“郭德纲曹云金之争”的鸡毛蒜皮，朋友之间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证。
在鸡毛蒜皮的争论中，弥散着诸如“没有理由，就是支持”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表面上看，很多人都生性固执，自以为有主张、有理想，仔细观察，大量的人是偏见武断，党同伐异，没有真理，只有立场。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小学课程中“排它性”教育的结果，简单固化的价值观，教育的出来的人大多偏执而缺少包容，对待异己分子不共戴天，对同胞下手比对动物还狠，这教育，对“和谐社会”一点好处都没有。
今天的“正负能量”之争，就是“简单固化的价值观”之下的朋党之争、利益之争，彼此之间互相攻击，抓住对方一点短处就大惊小怪，被对手发现一点不检就手足无措。
因为缺少“人”的教育，被当“工具”培养出来的“人”，要么是刚愎自用地“党同伐异”，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要么就是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毫无原则。
明明种下去的是瓜，为什么我们得到的是豆？
仁和义是“人性”教育中的两个基础。所谓仁，就是要宽宏大量，要有气度，要有包容之心；所谓义，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遇到事情能沉着应对，而不是覆雨翻云，见利忘义。教育中缺少了“仁义”二字，自然就会种瓜得豆。
秦晖说中国文化有“儒表法里”的道统，教育也是如此。
以专教人学些吃饭、养家糊口本事的职业教育，把“学以致用”当指南，以“仓廪实、衣食足”为里子，以“知礼节、知荣辱”为面子。
只管教人学谋生的职业手段，教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很少讲“有钱”以后，该怎么做“人”。从职业中学毕业，会点化学知识的人就敢把“三聚氰胺”往奶粉里加，把豆制品做成“人造肉”往火腿肠里加，只管自己赚钱，不管他人死活。
缺少和“人”有关的礼节和荣辱教育，特别是现在的职业教育和商科教育，大多把“不夺不餍”的“狼性”当做职业精神来培养。
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读书一知半解，便以为世界的机遇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未来国家社会江湖商业非以此为准不可，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当空中楼阁掉到地上碎成一堆二维码的时候，以国家为己任的丰满理想立刻瘪变为与有权有势者同流合污，狗苟蝇营。
同样一个学生，为何校园内外，判若两人？原因就是缺少“人”的教育，心中并无自己真心所爱，遇到一点困难，内心就溃不成军。
大学教育，本来是做“大学问”、研究“大事情”的地方，现在却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为目标。说好点，是培养出一些以“知识”为武器，为利益集团和自己谋利益的“砖家”；说差点，连“技术官僚”都算不上，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无视“人性”。
大学教育，作为精英教育，其中人的“德性”教育更为重要。一是要立志，二是要有品。志是心之所在，也就是叔本华说的意志的力量，一个人要知道人本身的价值，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你在那里，往那里去？
所谓的品，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自己喜欢的追求，不能什么事情都见风使舵；同时，也要学会将心比心，认同和谅解别人的立场。一个人只管自己的追求，不管别人的死活，很容易变成成极端分子；一个人没有立场，仅把大众的好恶做为归属，就是一个媚俗之人。
目前的大学之中，这两种人正源源不绝地涌向社会，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对他们进行“人”的基本教育。
人性教育也好，德性教育也好，都不是简单地宣传各种规则，人的德性是在行为中间培养出来的。一位西方哲人说：“我们通过正当的行为成为正当的人，我们通过节制的行为成有节制的人，我们通过勇敢的行为成为勇敢的人”。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金获得者大隅良典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我不喜欢跟人竞争，我没有自信能赢”。
这句话后面的精髓是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持之以恒，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些都和技术无关，与一个人的精神相连，科学和技术的后面是热烈的情绪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是余勇可贾、负重任走远道的精气神。
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教育，培养的是一个人的精气神，而非单纯的知识和技术。显然，今天中国的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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